前面提到，符定一对舒新城冒名顶替的事，采取宽容态度，这才使他顺利完成学业。相比之下，符定一与******的关系也不寻常。199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符定一子女的文章说：1912年他父亲创办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招考新生时，国文的考题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在应试时不仅阐明了二者的重要性，还强调教育对国家富强所起的基础作用。由于这篇文章“逻辑严谨，文理豪放”，因此被列为第一。符定一疑其有伪，决定当面再试，结果发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可惜******在该校只待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第二年他又投考湖南第四师范，后来该校并入第一师范，这就是******的最后学历。不久，符定一当选国会议员，离开湖南定居北京。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也到了北京，并找过这位老校长。符定一的子女说：”父亲对这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学生，在政治上多次给予热情鼓励，经济上也曾予以适当援助。毛主席的母亲去世时，父亲主动拿出50元银洋，作为回乡奔丧之用。“舒新城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后，先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福湘女校任教，并于1920年担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育科主任。一师的校长是锐意改革的易培基，他聘请一大批新潮人物前来任教，当时******也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相当于校长）。
《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介绍：舒新城于“1919年11月，在长沙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任总编辑，以‘研究我国教育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评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方针，******、杨树达等为重要撰稿人。舒新城还分别致函文教界名流陈独秀、胡适和张东荪等，说明办刊的艰难，请求给予支持。同时，舒新城还给《体育周报》《北洋时报》《新中国》等报刊撰稿。1920年4月，《湖南教育月刊》出至第五期时，由于军阀张敬尧的胁迫而停刊。随后，舒新城到上海谋生，结识张闻天、恽代英等。7月，受聘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主讲教育学和心理学，并与******、匡互生等倡导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此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事）。1920年10月29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举行欢迎来湘讲演名流大会，杜威、蔡元培、舒新城等在会上均有演说。”曾经担任过******秘书的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中说：“这时的湖南第一师范，颇似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湖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1920年易培基接任校长后，对一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他把原有的教职员全部更换，几乎一个不留，先后延聘了一班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五四运动熏陶的新人物来校任教，同时废除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彻底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着重培养民主自由的校风和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学风。这样，使得一师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但是那一批被称为进步的教员，思想状况却是非常庞杂的，几乎各派‘新思潮’都可找到它们的代表。沈仲九、匡互生等一些人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启天、余家菊是国家主义派；夏丏尊、田汉、周谷城、舒新城、王鲁彦等鼓励学生学新文艺，写白话文、写新诗；博物教员辛树帜讲进化论，公然进行性教育；还有信仰杜威、罗素的‘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的人；此外如王凤喈、熊梦飞、吴晦华等，则是后来著名的国民党分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少数，除******外，只有熊瑾玎和陈昌、李达、李维汉几个人，可是他们对学生的影响特别深。”（《三十岁以前的******》第4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顺便提一下，这位易培基校长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等职。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因故宫盗宝案被迫辞职，于1937年9月忧愤而死。1949年以后获得平反，并为******多次追忆。
四 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李锐在书中的描述虽然反映了当年湖南“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致胡适语），但是其中关于舒新城与夏、田、周、王等人“鼓励学生学新文艺、写白话文、写新诗”的说法，却不大准确。因为当时的舒新城不仅是新文艺的鼓吹者，更是一位新教育的探索者。之所以如此，除了专业兴趣和职责所在之外，还与杜威访华有关。
1919年杜威应邀访问日本时，收到学生胡适来信，希望他能到中国讲学。不久，杜威在中国五大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抵达上海，开始了将近两年半的中国之行。在此期间，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每到一地，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讲演和讲座，而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在上海，他讲演的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在南京，他为大学生讲授《教育哲学》；在北京，他专门开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课程……杜威说，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为人类的进步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教育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思考，教育就容易成为一种盲从或赶时髦的活动。
在人类的教育中，杜威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让儿童健康成长，是教育的起点；让他们认识社会，是教育的目的。由于儿童具有学习的本能，因此教育应该一方面适应儿童的本能和经验，一方面顺应社会的需要，否则就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杜威还说，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学生养成虚心、诚实和负责任的品质，培养他们追求真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缺乏判断力的习惯。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结果对于****社会当然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正因为如此。杜威坚持倡导平民主义教育。他认为所谓平民主义教育，就是必须把教育当作全体人民的事业，这是民主社会与****社会的根本区别。平民主义教育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二是要让学生养成与他人合作共事的习惯。前者注重个性自由，反对教育中的千篇一律、死记硬背、盲目服从；后者强调人和人之间要通过合作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杜威的教育哲学可以用“教育即生活”来概括。他认为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预备阶段，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生活，因此他反对把学校与社会截然分开。
对于教育与知识的关系，杜威的思想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他说：由于知识是人们在探索和试验中逐渐获得的，因此教育应该是一个实验过程。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一大堆知识，而应该懂得怎样从各种渠道汲取知识，并借助工具利用这些知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希望学校要成为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特殊环境，教师要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要控制他们的学习。
杜威还说，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学习本能，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以儿童为中心，让教材和教学内容适应儿童的本能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以教材为中心，让孩子们被动地接受教材上的内容。他指出：“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社会的需要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炼成一块，硬把他装入儿童的心里面去。”（《杜威五大讲演》第9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他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死记硬背教学模式和班级化教学体制的根源，也是学校与生活脱节、学科分割太细、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基本原因。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不知道是教育出了问题，反而以为是孩子们不爱学习，于是便企图用各种手段强迫他们就范。他们甚至认为教育就好比治疗牙病，要拔牙就必须忍受暂时的痛苦，要摆脱无知就必须接受教育。
这让人想起中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也想到如今“知识改变命运”的喧嚣。难怪当今社会的家长、教师乃至教育管理者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要把十几年中小学生活作为高考的准备，即便再苦再累，也要强迫孩子们忍受。
杜威的教育思想首先在他的夫人爱丽司（Alice）那里得到响应。为了验证丈夫的学说，杜威夫人在芝加哥创办了实验学校。一开始这所学校只有两个教员12个学生，但很快就风行欧美，成了新兴教育的杰出代表。杜威来访后，中国各地也办起了实验学校。如今冠以”实验“二字的中小学就是当年的流风余韵。可惜这些学校的性质已无人知晓，“实验”二字也早已名存实亡。
杜威访华时，他的夫人曾在北京女子学校发表关于“初等教育”的演讲。这次演讲对杜威思想是很好的诠释。该演讲由五四运动的著名学生领袖罗家伦记录整理，因此通俗易懂，明白流畅。
演讲一开始，杜威夫人就很不客气地指出：东方人以为教育就是向儿童传授知识，而这种传授就像赠送遗产一样越多越好；但西方人却认为儿童具有潜在的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是成年人以及整个社会想不到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用既定的知识和课程来约束他们，而应该让他们的个性和天赋得到最好的发挥。
接着她解释说，尽管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差异，但由于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欧洲人曾经也把儿童当作一个“收受机关”，并认为学问越难越好，从而使西方教育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柏拉图的教育学说虽然主张让孩子自由发展，却并不重视日常生活，认为那是奴隶们做的事情；直到福禄培尔自由主义教育思想问世后，才扫除了这种观念。
在此基础上，她又进一步介绍说：美国公共教育的目的，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发展基础上的。其教育的方法，不是要让个人适应社会的计划，而是要使个人通过自由发展为社会谋取福利。正因为如此，民主国家和****国家对教育的理解有本质的不同。民主国家把教育当作一种试验，希望教育能够给儿童一种机会，看他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但是****国家却把生命视为毫无个性的机械，硬是把儿童打造成一个机械零件。她指出：“这样的教育，或者可以求外表的形式，但是设如这机械的一部分败坏，他部分也就不可收拾。清政府若是懂得这个道理，或者不至于倒得这样快。世界人类若是都能自由发展，完全尽他们自己的责任，也不能容这次和会（引者按，应该是指巴黎和会）造成许多的错误。”（《杜威五大讲演》第319-320页）纵观杜威夫人的讲演，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儿童具有潜在的可能性，因此儿童期越长，这种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东方人望子成龙心切，这就容易让儿童过早成熟，结果是中断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
第二，爱玩、好动是儿童的天性，但旧的教育制度却不能容忍这种天性，结果是儿童的天性被扼杀，他们具有的潜在可能性也被破坏。
第三，四五岁儿童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在进入学校之前儿童就已经养成许多习惯，小学教育的责任，就是要了解并利用儿童在学龄前养成的这些习惯，将他们培养成高尚的人。
第四，儿童虽小，却能够观察判断人事的好坏。如果教师不能引起他的兴趣甚至让他反感，他就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抗。好的儿童教育一定要知道他们爱做什么，要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一步一步去试验，一点一点求进步。
第五，教育一定要从日常生活开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比如煮饭时就可以教儿童认识柴米油盐，如果孩子要知道其来源，还可以同他去店铺或农村，进一步了解商业、农业和其他科学知识。要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帮助他们养成创造的观念。儿童喜欢游戏和争斗并不是坏事，教师可以因势利导，让他们学会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从而为未来的政治生活奠定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