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人在人格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崇拜各种偶像。开始一般是自己的父母或某个长辈，然后可能会变成某个或某几个社会领域的杰出人士。年轻人“会慢慢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对别人的欣赏，不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绝对认可，他会发现自己处于的世界上有很多是自己不可以完成但是他人可以完成的事情，这样他就会去寻找那些他自己的偶像。因此，可以说，偶像崇拜是在自我否定期寻求自我肯定和理想自我的一种特殊形式。”直到有一天开始自以为是、自己崇拜自己，或同时还成为别人的偶像。但这个时候人也就停止了成长，离去见耶和华穆罕默德马大爷那帮人不远了。偶像在某种程度上是榜样的同义词，对积极向上的偶像的崇拜，往往能多多少少地把人自己的水平带高那么一点儿。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不难理解，韩寒的影响力不仅仅来自于他现实的著述，同时也来自于他十多年来通过不断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反叛所建立起来的自我形象。韩寒从一个乡下穷**丝发展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为青年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或参考的生活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励志性。韩寒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传统文化要求人适应社会、压抑个性的传统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人应该并且可以追求个性自由，真正的个性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只要方法对头，也能够赢得现实的成功和社会的认可。
尽管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会相同，人有时不得不为了生存跟现实妥协，但韩寒那种个性独立、率性而为、天真质朴的理想主义精神，是每一个当代青年都心向往之的。****闾丘露薇曾这样评论韩寒对青年的影响：“有的香港媒体，给韩寒冠上异见分子的称号，我想这并不准确，对韩寒也不公平。事实上，韩寒是在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用他作为偶像的影响力，使得一批年轻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有网友也曾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韩寒：“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在力挺韩寒呢？不是因为我多喜欢他这个人，……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早被我自己为了前途抛弃掉的，那个我真正想成为的自己，那个已经被我留在记忆深处的另一个我（突然煽情了……）。他的那种率性，自由，真实，无论在您那里多么可恶，在我眼里是弥足可贵的”。
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像西方人那样直率激烈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对社会的意见，是不容易的。我们几千年来备受封建专制摧残、异族压制、倡导韬光养晦的文化不鼓励我们那么做，现实的实际情况也不允许我们那么做。
尽管鼓励别人做炮灰有点缺德、不仗义，但老实说，那却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在掺和危险事儿时的通常做法。在《他的国》中，韩寒就曾借左小龙的经历，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经常进行社会批判的公众人物在这方面所感受到的压力。小说中左小龙只是到电信大厦顶楼去闲看看远方的公路，但却被当成要跳楼围观了起来。一些人唯恐左小龙不跳，甚至喊口号撺掇他跳楼。类似的，作家许知远、学者刘禾从消费主义理论角度出发对韩寒的评论尽管嘴挺损，其实不乏以激将法鞭策韩寒和大家伙往楼下跳的意思。
当然，这是一种颇有点阴谋论色彩的说法，我们也可以不用当真。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割裂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算计，就是凭直觉选择更有利于生存的道路。毕竟大家都要生存，而只有生存才能继续进步。
客观而言，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化的环境有一个逐渐宽松的过程，青年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今天的中国青年不再像民国青年那般激进，其实不仅仅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因为经历过过去一百年多年的革命、战争、****、流血、牺牲，中国人已经意识到，社会的进步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和平渐进的社会改良，而不是剑与火的革命，才是未来建设国家进步、民生福祉的可行路径。韩寒2011年底所推出的“韩三论”，可以说是这种思路的一种代表。
在学者王岳川、陈晓明看来，文化偶像往往是民间大众和文化精英通力合作的结果：“‘劫持’是双重的，我们劫持了文化偶像，历史之手借我们这些愚民，把文化偶像给了我们；我们也造就了文化偶像——把它们从本真的原初位置上夺取下来，给它们带上各种桂冠，附加了我们的各种意义。”他们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很多当今中国青年来说，阅读韩寒、关注韩寒，就是对社会不公正、不自由的无声抗议；阅读韩寒、关注韩寒，就是关心中国的进步，关心中国的未来。
从欧美社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发展的经验来看，像鲍勃?迪伦这样对社会持批判立场的明星偶像，曾经对青年文化的导向产生过积极而巨大的影响。谁知道呢，韩寒也许就是中国的鲍勃?迪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