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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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乡下人的革命性

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且好得多,进城的农民,好不容易才混上了工人的饭碗,当然不会情愿将它丢了,所以,只有在工人运动合法的时候,还能搞起什么大罢工,一旦如吴佩孚之流的军阀翻了脸,开始镇压罢工,那么工人运动也就只能偃旗息鼓了。后来搞起武装斗争了,革命就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当然乡下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才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被逼急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百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经八百的农民基本上就缺乏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绝非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儿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清教道德主义色彩的革命,会允许毫无操守可言的流氓无产者厕身其间,而且占据中心地位?其实部分原因就是农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标又得实现,所以即使是那些怀有一腔理想主义道德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相结合。不过一旦这种结合实现了,那么所有这些“勇敢分子”过去的劣迹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遮百丑,不仅遮百丑,而且他们对革命的积极和忠诚被说成是一种新的道德、或者说更高道德的禀赋,相对于这种更高的道德,过去不为人齿的德行自然化为小节了。正因为如此,林村那两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效过力,专门替人卖壮丁的吴良、吴明兄弟才会摇身一变,从下三滥变为村里的人上人。而当革命后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牺牲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勇敢分子”站出来,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依然会得到认可。《林村的故事》里,“四清”运动中那个连妻儿都可以抛弃的透顶无赖林山(这在农村一般被视为最不道德的行为),居然恩将仇报地把将自己妻儿养大的族兄诬为漏网地主,但是这种被村人公认的“没天理,丧天良”之举,居然得到“四清’工作队的支持,结果是好人反遭恶报,被斗得半死。在这里,并没有人认可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工作队鼓励的只是革命的积极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网的地主,那么,只要合乎这个大目标,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让路了。不过,虽然不断地有“勇敢分子”掺和进来,但是革命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梁山好汉们的“替天行道”,进了革命队伍的游民,无论如何都要收敛自己的积习,除非你战功赫赫,升到了某种特别高的位置上。在革命大家庭里,不仅共产主义道德要讲,而且讲得颇有清教徒的味道,一旦革命的气氛已成,农民都跟进了,如果老三老四还是恶习不改,有损党的形象,那么他们也是会被抛弃的,只是抛弃的时候手法比之阶级敌人要温柔多了。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一个已经失势的土改积极分子,老农民党员,天天挎着个脏兮兮到了几乎看不清颜色的书包到处走,周围几个村庄,只要谁家请客,准有他在座,号称是“请客不请我,这事犯啰唆,多我一双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请他,他还真的就给你捣乱,重则找借口反映你的“情况”,轻则上门撒泼耍赖。如此坚持继续革命十几年,虽然已经失势多年,却从没有人把他怎么样过。

好在,农民虽然缺乏革命性,但并不缺少革命的跟进性,尤其当一个新世界被昭示给他们的时候,许多的承诺自然会带来许多的希冀,特别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毕竟还在弥漫,至少在中下层的干部中间还被视为美德,被革命请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换一副面孔混迹革命,那么在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往往会被淘汰,被比较干净的年轻人取代,革命的纯洁因而得以保持。关键是,解放以来,运动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狂欢,至少对年轻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满,农民还是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中跟进,以热情和积极换取那据说在不远的未来就能实现的承诺。虽然,在******到来的时候,美好的承诺变成了连年的饥饿,从此,农民对粮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进性消淡了许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继续,运动在继续,大家也还是跟着,虽然热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对农村准军事化的改造,老的游民锐气已消,新的游民又无从产生,结果是在农村,革命自******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降路线。

大饥馑刚刚过去就发动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专门针对农村和农民,甚至说像给过去的失败找替罪羊,给农民一个说法的一场“革命”。领导“四清”运动的国家主席,就像当年领导解放区土改一样,抛开原有农村基层组织,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直接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一时间,解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部成了斗争对象,斗垮了干部,然后再重新划地主,将所谓漏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实现农民的二次解放。但是农民对这二次解放,其热情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谓天壤之别,连“勇敢分子”比之从前也有猫虎之别,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弃义的林山,虽然无耻的程度不减当年,但冲劲与狠劲比吴家兄弟可差远了。接下来,国家主席和他热情的夫人发现他们原来错会了意,运动其实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对于“****”,乡下和城里感觉大不一样,城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乡下可能鸡犬不惊,连农村的红卫兵都嫌乡下闹不起劲,纷纷进城去做革命的马后卒。这回革命先锋轮到了学生,而学生再狠也狠不过当年做过流氓的前辈,后来经前辈的点拨,也狠了起来,但那是在城里。当然,某些偏僻山区也发生过将出身不好的人全杀掉的惨剧,但毕竟是零星的个案,就整体而言,“****”中大的波澜都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农村里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只是任谁家里都没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实际上,任凭上面怎么号召,农民似乎已经被整疲了,反正怎么革命,怎么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龙门,都混不饱肚子。所以,后来的人们回忆“****”,乡下人和城里人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就像《林村的故事》里的叶书记讲的那样,乡下对“****”根本没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只是由于流传的铺天盖地都是城里人有关“****”的故事,后来和外面的人才以为当时全国都一样的疯狂,其实,乡下只抽了几下筋而已。不仅如此,就那个时代而言,乡下似乎还因为“****”的缘故感觉到了某种优势。

作为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运动,农村贫下中农的地位被提到了仅次于解放军的高度,其荣耀感总可以有一说。“****”中农村的教育发展得虽然有点像******,但毕竟使农民的孩子有了空前绝后的入学率。赤脚医生虽说水平不高,但毕竟让农民有了医药,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场运动,农村的干部们大多噤若寒蝉,像《林村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连吃饭都不敢比别人多吃一口的虽然也不多,但作威作福的毕竟少多了。前段时间,某位海归学人写高家村的故事,由于说了几句“****”时期高家村还不错之类的话,曾经引来一片讨伐声。依我看,这里,主要是因为城乡感觉的差异造成的误会,乡下人革命性包括革命跟进性减退,也要负点责任,闹不起来,破坏就少,那点实惠的事情就都露在外面了。当然,乡下的“**********”感觉不那么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乡下就不惨,恰恰相反,是因为那里惨透了,连二两油都榨不出来,所以才闹得不凶。当时农村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老实巴交的干部)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穷一点的地方,吃盐都要靠老太太的鸡屁股银行,就这样还要学大寨,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算磨洋工也得在日头底下晒着),自带干粮无偿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能给后人造了些福,但在当时确是地道的苛政)。革命热火劲过去了,革命先锋没用了,城里安置不下那么多学生了,就统统打发到乡下,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还不是跟农民争饭吃。

说到底,像“****”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想要动起来必须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当年义和团起来的时候还有人供应大饼呢,而“****”时期的农村,连大饼都没有,所以红卫兵在农村也就起不来,只好进城。也许,大家都在等有了家底了再折腾。

其实,革命对于农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营造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活的氛围,越是接近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氛围就越是浓烈,这是一种如《林村的故事》所讲述的村人相互仇视和防嫌的氛围。并没有哪个领袖喜欢这种氛围,然而没有这种氛围,革命就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氛围里,亲情、乡谊和乡里道义被一次次碾碎,日常伦理被践踏。人分左中右,等于三六九等,那些被定为高成分的人,永久地被打入另册,只要有一点运动或者革命的压力,周围的人就会自觉地以攻击他们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人们相互的告讦从针对另册人物始,很快就传染开来,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运动的主导者,无一例外地会将这种告讦视为“革命性’,如果这算是革命性的话,农民的革命性是在不断地增强的,没有运动,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一进人运动状态,人人就立马变了模样,手可以打人,嘴可以吃人。在《林村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会由于一首诗而被告发,一个农民怎样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进了监狱。村里的权力斗争,可以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有巫术暗算,也有致人死命的伤害,因此而丧命的人,只因为出身不好,就死了白死,没人过问。我们说,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丝毫的地域特殊性,在任何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堆。运动,就意味着人整人。问题是,在经过多次的运动以后,即使不再有运动了,氛围却会留传下来,继续毒害着人们的生活。

经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结束,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绝大多数农民伴随着对大包干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告别上个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人手N套的《******选集》和小红书,以及每人一把都不止的******像章,迅速地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居然进了古旧市场,成为人们收藏的“文物’。然而,曾几何时,告别******时代的人们就开始怀旧了。像《林村的故事》里那个将海外来的黄教授当成******派来的救苦人的老妇人固然不多,但怀念******的农民却并不在少数,甚至希望再来一次“****”的人也大有人在。尽管革命也许有鸦片一样的成瘾性,但我相信绝对多数渴望“革命’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到过去,只是对现实不满乃至愤怒罢了。靠近厦门特区的林村,由于得风气之先,走出了三农的困境,那里的人们,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民了,然而,更多的中国农民没林村人那么幸运,他们不仅在国家的加速现代化过程中,再一次成为供在资本祭坛上的牺牲品,而且饱受着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特殊的“革命性”的折磨,人们被害,也害人,村庄里的权

力斗争愈演愈烈,而权杖的挥舞也愈见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