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的时候，见我闲得无聊，几个电视界的朋友弄来了他们拍的一个小小的纪录片--《听樊修章老人讲过去的故事》。片子很简单，只是讲了一个普通人在过去一连串运动中的故事。当然，此公是个有文化的人，一生做过最显赫的事情是翻译了《浮士德》。据说他的译本是最好的，这点我可以同意，因为最早看郭沫若的译本，越看越觉得歌德不怎么样，到后来看了樊修章的本子，才知道《浮士德》原来竟然是这么美的。不过，除此以外，老人好像就是养过很多头猪，也杀过很多猪而已。
人生识字忧患始，老人一生的悲剧似乎只因为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老人不是新中国的阶级异类，如果不是他发愤读书，以好得不能再好的成绩在195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那么他最悲惨的遭遇，可能就是在“************”的时候饿死，其实更大的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他至少有中学文化，很可能会做个公社干部，顶多在“****”时挨点小批斗，波澜不惊地过一辈子，总不至于像他所遭遇的那样，一次次地被整个半死或者大半死，而且罪及妻孥，更不可能在人家整他的间休期间，因为看不到书，而像《象棋的故事》里的博士那样几乎发疯。
新中国的民众意识变迁，是一个以阶级意识代替人性意识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有“原罪”的人，注定是要变成非人，一些非人早一点进了牲口棚或者上了屠宰台，一些晚一点，但早晚都逃不脱，老早就已经入了“资产阶级”的另册。更有意思的是，原罪队伍在某个时间段，居然可以不断地扩大，樊修章就是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在人家的动员下，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于是一个原本出身还好的人，跨进了原罪者的行列。不过，反右运动结束，经过历次运动的积累，所有地、富、反、坏、右项目凑齐，原罪队伍基本也就定型了。后来再想在名单里填点项目，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机会主义分子，大部分都平反了，所以“四清”运动的时候，全国农村干部连一个地富出身都没有，却骇人听闻地说全国大多数的政权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棒子还是往已经打得稀烂的原罪队伍的屁股上打。自“四清”运动末期到“****”，史无前例地弄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目，乍一看，好像有原罪队伍扩军之嫌，但是且慢，如果当权的只有走资派这一项头衔，那么用不着等到运动结束，他就会被解放，重新被结合进权力中心，继续做他的当权派。真正倒霉的往往有着跟原罪类似的嫌疑，比如叛徒什么的。
现在一谈到“****”，好像就是一大堆走资派和名人受难的故事，好像真的出现过底层的人们翻身，打倒官僚主义的好日子。其实，不充分考虑“阶级意识”四个字，根本就无法理解“****”。实际上，“****”不过是一连串群众运动中的一个大个的，之所以“****’最早被视为灾难或者浩劫，只是因为居然整到了原来运动的组织者头上，不由得不让人好生伤感。就像当年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杀“两脚羊”（大西军给老百姓起的名字）的时候，大家还过得去，可是等杀到杀人者的头时，大家未免感慨系之，于是乎，一哄而散，活下来的也开始“批判”主公了。其实，说到底，每次运动，包括“****”，最终都是那些有原罪的人最倒霉，其次就是那些稀里糊涂卷进去的普通老百姓。那个时候，真正底层的人们，别说翻身出气，就连这样想想都是罪过，是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罪过。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包括那些明智的研究者，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些人的命运，人们所说的底层，已经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排除了（下意识的）。可是，这些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上千万个。像樊修章这样，后天获得“原罪’的人们当然还算幸运的，毕竟还有“改正”“平反”，还有人写文章、甚至拍电影电视为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中的多数是文化人，甚至是大文化人。但是，原罪队伍顶着其他项目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农村的同类，那些被杀死、整死、整得半死的人们呢？有谁问过，他们的地主富农的身份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就算是真的地主富农，解放前剥削过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活该一次次往死了整吗？
没错，走资派是挨过斗，有的人斗得还挺惨，但他们毕竟有一批批“解放”的时候，虽然很多人被挂起来没有事做，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自杀和被关进监狱。而那些有原罪的人们，在运动中被打死、折磨死、被****机关****掉的有多少呢？用不着统计，至少几十倍于走资派。“****”十年，里面不知有多少小运动、中运动，每次运动，不，一有风吹草动，这些有原罪的人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且越讲越激烈，越残酷。
我属于像樊修章那样有原罪者的子女，当时的称呼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就是更可能的是可以教育不好，从上代人开始，就已经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那样“黜为农”了。不过，还好，毕竟没有生活在将我们这种人成批杀掉的地方，只是要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活靶子，一条小命庶几可以保全。农村的社区就是有这样的机制，上面有点事就推出这些天生的倒霉蛋顶缸，从而保护了一大片。成分好的人，即使犯了错，也容易将罪过栽到某些特定的人头上，反正统统是受了蛊惑和欺骗。连孩子圈也不例外，只要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么承担罪过多少算是一项义不能辞的义务。无论怎样没招人没惹人，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都会让你检讨，或者干脆拉上讲台批判。
纪录片里的樊修章说到伤心处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要问，为什么没招谁、没惹谁，我要受这个罪？为什么我只是要过几天正常人的日子，却偏不让我过？为什么那些跟我无冤无仇的人要把我往死里整？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没有人，只有“类兽人”。被整者在整人者的眼里不是人，打也罢，杀也罢，都引不起他们的怜悯，不过也不是动物，因为在那个百物短缺的年代，如果真当动物的话，应该被吃掉才是。同时，整人者也在整人的过程中变成了非人，当然也不是兽，兽怎么能有如此高明的整人手法，怎么可能整了人，还得让人一次次地痛骂自己，感谢挨整？且不谈那些精巧而又残忍的刑罚了。有人说，那时候人与人是“狼与狼。或者“狼同志与狼同志”的关系，其实，真是污蔑了狼。
更加戏剧性的是，有原罪的一群不仅在“革命群众”眼里不是人，他们自己在实质上也不是人。在“****”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当有人在台上坐喷气式的时候，最早冲上去动手开打的，往往是他们的原罪同类，这些人只是暂时还没有被揪上台而已。我当时所在的小学，有位出身不错的男老师属于“特别能战斗’一党，在发动学生，斗我们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女老师的时候，不顾人家怀着八个月的身孕，硬是在女老师的脖子上挂上装满石头的大铁桶游街，甚至这位女老师自杀了，还要带领学生开现场批判会。开始我还以为人家是革命立场坚定，后来才知道这位仁兄其实当年也做过****，不过是借战斗向人表白，自己本该是“这边的”而已。那些扯着上了绞架的同类的脚，以表明自己立场的人，并没有因此得到宽恕，最后是谁也跑不掉。蹿上跳下，效果虽然不错，也只是给人表演了一出出活狗咬死狗的戏。
无庸讳言，当时的我跟樊修章一样，也想着什么时候有一天，能赎掉自己的原罪，甚至也幻想过也变成有资格整人的人。为此，当时特别想的事，就是在某次救火的时候，玩命冲上去，成为英雄，从此洗净自己。可惜，当时我太小了，冲是冲过了，却始终没有当上英雄。其实，当时就是当上了，身份也依然改变不了，不过就是从“可以教育好”到“教育好了”而已，想要洗干净，门儿都没有。樊修章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在那个时候，要想自己是个东西，首先得把自己变成不是东西。可是，说实在的，那时候很可能我们连变不是东西的资格都没有。
长大以后，看过了建国以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才悟到原来这种活狗咬死狗的事情一直就没有断过。每次运动，总有一批挨斗的人被他们的同类咬，然后下一批，大家越咬越顺，越咬越激烈，真叫名副其实的口诛笔伐（一部中国当代思想史，实际上就是批判和检讨史，本有心把这东西编出来，让后来的人们看看，可是担心名人和他们的后代跟我打官司，最后还是罢了）。
那些口口声声讲“****”反官僚主义的人们，其实是对领袖的著作学得不深不透，以至于没有弄懂什么叫阶级斗争。领袖说得很明白，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过七八年，又来一次。那个时代的某高层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是领袖容不得中国有余钱剩米，有点东西就要折腾事。话虽不假，但折腾却不能只赖领袖一个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要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未必就不要运动。改革开放以后，明确宣布不搞运动了，多少人活活憋杀，结果还是搞了不少运动。所有体系中人，只要不运动到自家头上，其实心情还是蛮舒畅的。谁说整人没有乐趣？否则挨整的人干吗交代得那么细？整人的人尤其乐意挖掘人家的私生活，如果稍微有点色彩，那么就会“做过细的工作”，直到情节丰满，细节充实而后已。谓予不信，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可以设法看看我们陈年的人事档案，那里面白纸黑字，清楚得很，也生动得很。
当然，“****”之前的运动跟“****”还是有点区别，最关键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依靠组织。自古以来，中国人早就该学会了怎么样辨别官样文章和文章背后的真实意思。即使是“****”闹得最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真的是要防止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按正统话语，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根本就没什么资本主义，何谈复辟？最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居然割到了农民养的几只下蛋换盐吃的老母鸡头上。我想，上头再糊涂，恐怕也糊涂不到这个地步，什么叫资本主义，那个时候老百姓不明白，上头的人总是要明白点的，来自西方世界的好东西，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断了进口（帝国主义虽然封锁，我们还有香港），西方的信息，也没断了有一帮人在给领袖翻译。享受这样多信息的人，即使再糊涂，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跟我们社会的区别，总能有点认识。所以说，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只是一种说法，大家要理解，靠运动吃饭的人（其实还有机器），不运动，怎么活呢？
最后，我必须提一句的是，这个纪录片是不能公开播放的，即所谓的地下片子。其实，它所有的只是一个老人讲了些自己过去的故事，但是还是见不得天日。小时候，总是听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可惜的是，现在要讲过去的故事，也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