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在拉萨附近的农牧民中发放无息农牧贷款时，这些以往受尽农奴主高利贷盘剥的穷苦百姓不敢接受。银行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召开群众座谈会，讲明贷款的意义和方法，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群众的申请。有人试着贷了一笔，好得很。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拿到贷款的农牧民到处现身说法：“解放军放贷不要利息，不要送礼，只贷给穷人，和噶厦政府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解放初期西藏货币不统一。拉萨地区以藏钞为主，通行于金沙江以西主要城镇及部分农牧区。印度卢比占有着阿里、亚东、帕里及山南地区的部分市场，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也有流通。尼泊尔货币“廓章”则流行于中尼边境地带。银圆是昌都地区和部分农牧区流通的主要货币，而在拉萨及其他地区则是买卖商品和贮藏的手段。
中央为了保护藏区群众的利益，决定进藏部队暂时不使用人民币而使用银圆，不让群众吃亏。重庆、西安、武汉造币厂专门铸造银圆，供应西藏需要。在外汇管理上，主要是投放，以便进口物资。当时供汇的原则是：凡属贩运军需民用必需品的商人，无论是外商、西藏地区的商人，还是内地的商人，一概售给。仅1953年，供汇价值就达一千七百万银圆。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拉萨办事处建立后，规定了一块银圆换三个印度卢比零十六盾的比价。当时藏钞的比价急剧下跌，从原来藏钞十五两兑换一块银圆的价值，跌为二十二两藏钞兑换一块银圆的价值。噶厦政府求助于人民银行，双方定了一个协议，即十五两藏钞兑换一块银圆，实际上使银圆成了藏钞的本位币，客观上稳定了藏钞的价格。
据有关部门测算，按这个比价，西藏三大领主和商人以藏钞换汇，从中得到数百万银圆的好处。1953年8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复西藏工委说：“对藏币问题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因藏币有贵族和政权的支持，是贵族政权的主要财政来源，我们过早地提出统一，一方面会引起西藏上层当权派的不满，另一方面在我们财政经济基础还不是十分巩固的时候，过早地将西藏政权的全部财政包下来，会使自己陷于被动。”
1959年7月15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发出布告，宣布在全区发行使用人民币。随后，又发布了以人民币限期收兑藏钞、禁止藏钞流通的布告。至1959年底，西藏分行共支出两百多万元人民币，收兑一亿多两藏钞，从此，实现了西藏全区货币统一，金融事业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进军西藏这一路，许多藏族百姓家的牦牛、骡马参与了运输支援。在加紧修建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的过程中，昌都各地的牦牛、骡马连年长途运输，病伤死亡很多，三个月里，参加运输的牦牛就伤亡了三分之一左右。
西藏工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相应的赔偿决定，赔偿范围不仅包括运输途中跌死、累死、病死的牲畜，连回到家中七日内死亡的牦牛和骡马也在赔偿之列。
很多藏家老者都说，这是他们打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听都没听说过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相比过去贵族们派“乌拉”差役的无偿征用，解放军按价付给运费已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哪里想到，还有对支援运输中牲畜死亡给予赔偿的“新鲜事”！
1952年9月25日，西藏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赔偿运输采购中人民损失的指示》，规定：凡在支援运输中死亡的牲畜，按每头牦牛二十五银圆、犏牛三十五银圆、毛驴二十银圆、骡马五十银圆的价格进行赔偿。
藏族同胞见证了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情况。各部队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组织专人深入调查研究，查清损失情况和原因，然后召开村民大会，当场兑现赔偿。
进藏物资的重要转运点一海子山兵站，就是一个执行政策的典范。在运输的高峰期，一天中各地赶来这里驮运物资的牦牛就达两万多头。由于过去各家的牦牛都只在本地活动，从来没有参加过跨区域运输，长途跋涉中，不少牲畜不习惯沿途的环境，或是误食毒草、误饮毒水，或是染上疾病而死亡。
牦牛运输结束后，兵站站长领着三个工作组，带上银圆和慰问品深入二十四个村子，挨家挨户，认真核实，逐一赔偿。在运输中损失了六头牦牛的扎仁阿爸领到了一百多枚银圆的赔偿金，他激动地流着眼泪跪在地上说：“人间几千年，哪里有过这样好的军队呀！”
大师办学
夫妇俩既是学校的领导者，又是藏汉语文老师。没有教材，他们亲自动手编写，现编现教。对学藏语文的成年人和儿童，于式玉先从藏文字母教起。对如******？格列朗杰、罗登协绕、谢瓦拉、格桑旺堆、甲本慈诚和学汉文课的学生，李安宅则从汉语拼音和“中国”、“西藏”、“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等汉文名词教起……
1951年以前，西藏的教育比较落后，普及面很小。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文盲。教育形式主要是三种：寺庙教育、官办教育和私塾教育。其中，主要的是寺庙教育，只有出家作喇嘛、僧人才可以接受寺庙教育，教学内容是宗教经典。官办教育是指噶厦政府所办的两所学校，一所是僧官学校（则拉扎），学生只有几十人，多是来自三大寺院和贵族子弟，主要学习宗教仪式；另一所是俗官学校（雪拉扎），学生必须是预备当俗官的世袭的贵族子弟。到民国时期，私塾开始发展，但只是局限在拉萨等城市，私塾的教育不规范，最好的教育也只是初小水平。1934年，国民政府曾在拉萨设立过一个“国立拉萨小学”，维持了十年左右，期间达到高小毕业生水平的仅十二名，多数学生中途退学。
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完成使命后，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顶风冒雪赶到昌都。不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正式成立，李、于二人是文教处负责人。
李安宅先生在当时已经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现代藏学的前辈学者。他的夫人于式玉，也是长期从事藏文化研究的专家。两位大学教授级藏学专家来到昌都，马上就投身到为藏族人民办学这个最基础、最急需的普及文化知识的事业中。夫妇二人同昌都各界人士共商办学事宜，1951年1月12日，昌都办学董事会召开。会上推选昌都寺二活佛谢瓦拉为董事长，解委会副主任德格？格桑旺堆（起义藏军九团团长）、摄金次噶、甲本慈诚、李安宅、于式玉和魏克为董事。董事会商定，学生不受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信仰的限制，上层贵族和各族贫苦百姓均可入学，以学藏语文为主，选修汉语文。昌都小学校址设在昌都西北角一座破旧城隍庙里。
董事会立刻如同办大喜事那样筹办张罗起来。解委会和驻军五十二师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就抽调藏汉族优秀干部，五十二师派文工队员到学校帮助教语文、数学、音乐、舞蹈。不到一星期时间，昌都小学开学了！
年逾四十的格桑旺堆和他的女儿拉觉旺姆、儿子强巴格桑以及佣人的子女，都是学汉语文的学生，同时也是教藏语文的老师。学员中有昌都寺大活佛11岁的******？格列朗杰、二活佛谢瓦拉和察雅寺11岁的活佛罗登协绕，以及校董甲本慈诚等，还有许多成年人和儿童。
昌都小学是李、于两位教授在藏区创办的第一所小学。两位大学教授甘心当小学老师，源于他们对藏民族的热爱。李安宅曾说：“安多区不但寺院林立，有其本身之价值，其于西藏整个之文化，亦有伟大之贡献，所以，本区藏民既因大自然而培养出乐天的态度，复因宗教的熏陶而充盈着信仰的热力。藏民为中华国族分子之一。”“分子强而国族强，吾与藏民有厚望夫妇俩既是学校的领导者，又是藏汉语文老师。没有教材，他们亲自动手编写，现编现教。对学藏语文的成年人和儿童，于式玉先从藏文字母教起。对如******？格列朗杰、罗登协绕、谢瓦拉、格桑旺堆、甲本慈诚和学汉文课的学生，李安宅则从汉语拼音和“中国”、“西藏”、“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等汉文名词教起。当******？格列朗杰和罗登协绕两位活佛学会用汉字写“毛主席万岁”时，甲本慈诚5岁的儿子和蔡家荣的小儿子也会写“解放军叔叔”了！
昌都小学迅速发展，学生多了，城隍庙显得小了，桌凳和教学用具跟不上需要了。为了扩建小学，需要大批木材。学校董事甲本慈诚立即带领他管辖的百姓到杂曲河上游的原始森林去伐木。几天后，他带了几位经验丰富的藏民到一百多里外的深山里伐木去了。两个多月时间，伐倒了几百棵粗大的树木。由于长时间在森林里寒冷和潮湿侵袭，甲本慈诚不幸染上重病，临终之前，他千叮咛万嘱咐：“告诉解委会和解放军的首长们，告诉李教授和于教授，我的任务完成得不好。还要告诉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好好帮助解放军……”
藏族老人们说，1925年昌都流行天花，当时所有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惧中，谁要是染上了天花就只有等死，那是最可怕的灾难。那年，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了四百八十多人。昌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为了预防天花流行，解委会和五十二师卫生处决定给昌都各族人民的孩子免费施种牛痘。在李、于两位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医务人员首先在学校召开了家长座谈会宣传接种疫苗的知识，会后小学生带头都种上牛痘疫苗。次登卓玛的妈妈格隆说：“过去有钱的人才能种这种吉祥痘，我们农奴的孩子是没有这个福气的。今天金珠玛米给我的孩子种了牛痘，带来了大福！”相巴穷觉的妈妈依希芝玛说：“我们从前有病没法治，今年还未生病，解放军就先给种了牛痘，我们农奴娃子有好日子过了。”未上学的儿童在小学生的影响下，几天内也有二百七十名男女儿童种上了牛痘。
1951年8月28日，大军要向拉萨进发了。准备随军同行的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出发前几天，从早到晚一直接待送行的学生、家长和藏族朋友。出发这天，学生们来得特别早。女学生打扮得格外漂亮，有些姑娘最后让于教授看她的发辫和花结同老师编的是不是一样，有没有老师扎得好看。于式玉一一看过，夸奖一番，姑娘们才满意地跑到欢送的行列里去。家长们端着青稞酒、酥油茶和新鲜奶茶，捧着洁白的哈达来给两位教授送行，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当两位教授依依不舍地走到学生们的欢送行列面前时，人们热情地唱起送行歌曲，跳起祝福舞蹈，女学生送上鲜艳的格桑花，男学生献上洁白的哈达，藏、汉族老师和朋友们把两位教授团团围住，含着热泪齐祝“一路平安，吉祥如意！”两位教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
1951年9月，进藏部队举行拉萨入城仪式不久，藏文训练班（简称“藏训班”）就开学了。董事长是十八军政委谭冠三，班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是徐爱民，教育长是李安宅，教务室主任是于式玉。
藏训班主要教藏文，同时设有印度乌尔都文和尼泊尔文班，后又开设英文和汉文班。学员多数是部队连排干部和地方机关一般年轻干部，也有部、处级干部数人。学员中，中学生占多数，也有部分大专生和极少数小学生。
藏训班的师资力量强大，有社会学家、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有精通英、尼、藏、汉语文的专家谢国安；有精通藏语文的刘立千、张西申、傅湘；以及语言学专家金鹏，佛学专家韩镜清，社会学家林耀华和研究生王勇等。藏训班还聘请了一大批藏族英才任教，藏族上层高级知识分子察珠活佛、姜乐金等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如此多的专家学者汇集的藏训班，被誉为“西藏当代高级学府”。李安宅带领这些大学问家通宵达旦为藏训班编教材。徐爱民曾有诗形容：
杨柳丛中数盏灯，深夜仍闻读书声；
藏训班里几尊翁，编译教材到鸡鸣。
一年后，藏训班改为藏语文干部学校。
1952年“五四”青年节后，十余名贵族青年要求入学学习汉语，为此又专门为这批青年成立了汉语文班，又称“社教班”。由于办得好，这个班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这些贵族青年大多数在国外读过书，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和革新要求。他们敬重学识，渴望进步。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在美国讲过学，任过教，在贵族阶层和学员中有相当威望。这批青年很活跃，除学习外，还经常组织文体活动。他们在西藏工委宇妥小礼堂登台跳舞，曾轰动拉萨；与十八军女子篮球队的一场篮球友谊赛，曾成为拉萨街头热议的话题。
出身西藏名门贵族桑珠颇章的唐麦？贡觉白姆6岁开始上学，藏文书法至今在西藏赫赫有名。她回忆说，和平解放前，西藏妇女没有上学的权利，就是噶伦夫人也没有权利。藏语里妇女的称谓是“杰麦”，意为“劣生”。
藏语文干部学校开办后，需要藏语教师，有人找到贡觉白姆说，你来教书吧。贡觉白姆的丈夫在噶厦做事，须先请示噶厦，噶厦同意她去，于是，她成了学校的老师。贡觉白姆说，十八军生活艰苦，学校没有房子，天好时在露天上课，冬天刮风下雨就在帐篷里上课。噶厦不卖给他们粮食，他们只靠蚕豆、豌豆当饭吃。在帐篷里上课时，学生经常放屁。“但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克服困难到西藏，为了藏人，我克服困难教他们语言又算什么？”后来，贡觉白姆等组织爱国妇女联谊会，她动员上层妇女参加，又规定她们要带十人来参加活动，这样参加联谊会的人越来越多。她还带着宣传队唱歌、跳舞宣传党的政策，“震动了拉萨”。
1952年8月，李安宅和多杰才旦、陆一涵受命创办拉萨第一小学，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这是西藏地方诞生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
那时在拉萨办一所小学，是开创西藏现代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中央对此事非常慎重，曾经专门发电文指示，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的意见，反复与上层协商后再作决定。办学经费由中央出钱。教材内容方面，内地的课本只作参考，自编的教材在征询噶厦的同意后才能使用。根据这个精神，与噶厦多次进行协商，最后终于获得了大多数上层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