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兵一致同甘苦
张国华的警卫员赵景仁回忆说：“首长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总是和大家一起走。上山时，看到首长气都喘不上来、非常吃力的样子，我们的心里很难受。可是他还总是安慰我们：‘走不动的时候，我不是还可以拉着马尾巴吗？’是的，这就是我们军长的‘特权’……”
与中央代表张经武一路经印度先期到达拉萨的阿乐（乐于泓），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后续进军西藏的战友们。1951年9月29日，他们收到军部发来的电报说，部队翻越藏东北的冷拉山，积雪一至三尺，西坡为陡坡，长达两公里，人和骡马只能顺坡往下滑，非常艰险，骡马损失严重，牺牲二人，口鼻流血的人占部队的三分之二。
看了电报，阿乐非常担心军长张国华的安危。自从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以来，军长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西康刚解放，许多地方干部尚未到位，他硬着头皮向甘孜地区四个县派出一些领导干部开辟新区工作。在昌都战役打响前夕，他仍为落实筹粮、后勤保障奔走；战役打响后，他昼夜守在报话机旁，随时了解和指挥部队的行动，一连十天没好好睡觉，太累了只能打个盹。36岁的军长原本有高血压病，这时心脏也出现问题，经常头痛、失眠。如今带领全军翻越大雪山，他的身体吃得消吗？谭冠三政委、李觉参谋长，大家都好吗？阿乐心悬千里，东望云天，默默无言。
大家纷纷聚集到阿乐房间里，同声高唱《歌唱二郎山》，心里遥念着在冰山雪峰上顽强进军的战友们：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
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
不怕风来吹，不怕雪花飘，起早那睡晚忍饥饿，个个情绪高。开山挑土那架桥梁，筑路英雄立功劳那个立功劳。
二呀嘛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大军，守边疆，开发那富源，人民那享安康。
为了减轻进军时对后勤补给和道路通行的压力，随先遣支队之后，进藏部队分成几批分不同路线进发。
阿乐可能并不是很清楚，此时，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正率领第一梯队的军指、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和军直各分队，走“北小路”，经丁青、沙丁、桑达本贡、墨竹工卡向拉萨进军。而第一梯队的另一部分，由一五四团和军直为主，从洛隆、边顼地区出发，取道“中路”，经嘉黎、太昭、墨竹工卡向拉萨前进。
一个多月后，由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五团组成的第二梯队经边顼、沙丁向桑达本贡、太昭一线向拉萨进发。
一路上，张国华和谭冠三经常将自己骑的马让给病号或驮体弱战士的背包，自己与战士们一起步行。张国华的警卫员赵景仁回忆说：“那时候，首长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总是和大家一起走。上山时，看到首长气都喘不上来、非常吃力的样子，我们的心里很难受。可是他还总是安慰我们：‘走不动的时候，我不是还可以拉着马尾巴吗？’是的，这就是我们军长的‘特权’。军长经常对我们说，在困难面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要起带头作用，冲在前面，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顾草萍回忆说，进军路上配给领导的马，与其说是首长待遇，不如说是病号福利：“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时，张军长和谭政委都不骑马，留给伤病员和掉队的人骑。”
各级领导都是这么做。五十三师文化教员黄道惠，数十年后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师长金绍山的脚上打了无数血泡，就是不肯上马，专门匀出一匹马驮运女兵的卫生纸；遇到下雨下雪，便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盖在卫生纸的袋子上。
一次，军参谋长李觉见几名战士正在抢救陷在雪水坑里的驮马，他不顾疲劳参加其中，被挣扎的驮马拽到雪水冰潭中，非常危险。当驮马脱离危险后，战士们才把浑身湿透的李参谋长救了上来。
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通常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天黑了，他顶着风雪，打着手电筒，一路搜寻着掉队人员，不让一人在雪山中丢失。战士们被军首长们的行为感动着，鼓舞着。部队中流传着一句互相勉励的话：“军首长都在走，我们还怕什么！”
戴宜生还记得，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终年积雪的雀儿山时，部队刚下山搭好帐篷宿营，军长张国华就到各个帐篷里看望大家。雪地里长途跋涉，睡觉前应该把湿透的鞋袜用火烤干，以备下次行军之用。戴宜生累得倒头就想睡，正碰上军长走了进来，发现他偷懒，着急地催促他：“赶紧换，不能穿湿鞋袜睡，会冻坏脚的！”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戴宜生永生难忘：军长他是率领数万人部队的“一号”首长，要操心多少“大事”啊，还要为“小兵”的湿鞋子操心！
一天下午，部队向金沙江边进发，18岁的女兵李景维脚底红肿发炎，走不快，掉队了。突然，身后传来一个非常亲切的声音：“小同志，苦不苦呀？”李景维回头一看，原来是军长张国华。李景维大声回答：“不苦！”“能不能坚持？”“能坚持！”张国华看见女兵的背包上横着的提琴，问道：“文工团的同志？”“是！”“来，来，骑上去！”军长用浓重的江西口音在喊。李景维怎能同意？可是怎么也不可能争过军长，连人带行囊都被军长的警卫员扶上马。李景维背着背包、草盔、提琴，全身披挂骑在马上，“叮叮咚咚”敲了十余里才到宿营地。
又一天，五十三师一五七团的藏族小女兵娜喜跟随部队在风雨中翻越了四座山峰，涉过六条河流，到了宿营地。夜晚风雪交加，雨雪冰雹，冷得出奇。第二天早上小娜喜觉得自己已冻成了冰块。团长柴洪泉走进帐篷，关心道：“小鬼想家了吧？不要哭，要勇敢。后面的路还会更艰苦。”接着，他让通信员送给她两样东西：一双厚厚的毛袜和一块小碗大小的红糖。多么珍贵的东西呀！“团长叫阿协大姐脱下我的鞋，亲自给我穿上那双袜子，将那块红糖装进我的挎包，嘱咐我：‘这糖翻山时吃一点，走平地时不要吃，记住了吗？小鬼！’他还对站在周围的同志们说：‘好好照顾和关心小同志们。’”娜喜后来回忆道。过后，宣传股张克宇告诉她，袜子是内地女大学生亲手织的慰问志愿军的礼物，上级给十八军团以上首长每人发了一双，团长没舍得穿，给了她。小娜喜听后流下眼泪。娜喜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起早贪黑干活，吃不饱，常挨打受骂。这绝不只是一双袜子、一块红糖，这都是她从未感受过的关爱。正是这种爱，激励着她鼓足勇气跟着部队一路走下去。
为什么那些平日里要求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的首长和领导干部，在战士们的记忆中，更深刻的却是“兵妈妈”的形象？杨星火曾在回忆录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一年，她跟着筑路部队生活了八个月，作为文艺创作员的她，刚下连队时，带了一些自己必需的用品，还有不少卫生纸。三个月以后，卫生纸用光了，她发愁了，只好悄悄地把睡觉垫的棉絮剪来用。六个月后，一床棉絮就被剪光了！怎么办呢？剪棉被？剪了盖什么呢？正犯愁，老营长到连队来了，悄悄塞给她一包东西：卫生纸，还有消毒棉花！杨星火又是喜又是羞，红着脸道：“哎呀，你怎么知道……”老营长眨了眨眼睛说：“我是神仙，掐指一算，什么秘密都算得出来！”原来，连队检查卫生时“发现情况”，立刻向营里汇报，营里专门派人骑马到公路终点去采购。杨星火禁不住泪水直流，突然想起了母亲。她说，这些看来十分粗矿的男子汉，其实都有一副母亲般的柔肠和情怀呢！
部队向昌都进军的头一天，念小学的藏族姑娘格桑卓玛（后改名高世珍）就报名参了军。军装穿在身上又大又长，兵姐帮她把裤脚往里缝进好长一截，穿上后往外卷了又卷，才勉强不拖地。几十载过去，回忆起当年的兵姐兵哥，高世珍一往情深：“在昌都整训一个多月后，我们四个藏族小兵调到五十二师文工队当小演员，向拉萨进军时，由于年纪太小，背包和口粮都不要我们背。一起行军的大姐姐、大哥哥，对我们这些藏族小妹妹、小弟弟特别关心，给他们发的一点水果糖舍不得吃，非要送给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吃。当时我们也不懂事，给的糖马上就吃了。”当年仅有11岁的高世珍对进军西藏的大道理懂得不多，唯一清楚的是，在部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那亲密无间的战友情，比兄弟姐妹还要亲！”
从太昭到拉萨的路上，高世珍和另一藏族女兵被编入男兵分队行军，常常是兵哥们背着她们走。在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超负荷行军，兵哥们时常面色发紫，迈不开步，再背上一个小女兵娃，是多么艰难！缺粮时，高世珍等两个藏族女兵在室外休息，听见里面说：“现在还剩一点糌粑，只能留给两个小同志吃，她俩也只够吃两天的。”那仅有的一点糌粑，在高世珍的心中分量越来越重。现在提起，高世珍常怪自己年纪太小，居然不知兵哥兵姐姓甚名谁。铭刻在心、永远记住的只有他们的音容笑貌。
每到一个宿营地，战士们便分头卸驮子、放马、搭帐篷、砍柴、割草。每个分队只有一只小帆布桶，大家洗脸洗脚、给马喂水都用它，谁也没嫌过谁脏。出发时，为多背一点集体的东西，每人只带一条薄被，睡觉时多是两人打通腿，共垫一床被，同盖一床被。
保卫部女干事陈钊，因为身高1.68米，绰号“大个”。司政机关里女兵少，保卫部只有陈钊一个女兵。没有条件单独一人一个帐篷，晚上只能在男兵帐篷里宿营。她没办法像男兵们那样两个人合用两条被子取暖。战友们像兄长一样关心她，总会把帐篷里最暖和、最安全的地方留给她。那纯朴的情感，在她看来早已超凡脱俗。
一天夜晚，刚刚宿营，突遇暴风雪，章道珍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喊：“马跑了！马跑了！”她马上起身，和几个战友分头在雪夜里四处寻找，到后半夜才把马找回来。当她重新钻进被窝时，脚已冻伤，疼得睡不着觉。高乐政大姐毫不迟疑地一把抱住那双冰冻的脚，搂到怀里，贴在胸口！章道珍稍稍一动，只听到高乐政说：“别动！要不你的脚明天就完了！”
在十八军文工团团长朱子铮的心里，印记着一段深情。那是1951年10月1日，部队在进军西藏途中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三分队的几个战士合计，让分队长向朱子铮提议：为庆祝共和国的生日，能否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朱子铮知道，部队带的粮食按计划要吃到拉萨，剩下的路途中再也没有兵站补给了。如果顺利的话，到拉萨还要走二十多天，必须严格执行每人每天的定量才行。回到团里，朱子铮动员大家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过一个“艰苦的、终生不会忘记的国庆节”，粮食还是按定量下锅。那一天开饭时，几个女兵嘀嘀咕咕之后，七嘴八舌地说：“今天是国庆节，我们特别的高兴，一高兴就吃不下饭了。我们让出一部分，送给出大力的男同志吃。”于是女兵把饭送给了男兵，男兵当然不好意思，又推过去，再送过来……这样你推我让，来来回回好几次，饭都凉了，战士们的心里却热热乎乎的。虽然没能吃上一顿饱饭，但这个不平凡的国庆节，终生不会忘记！
高原新闻人
每天一边行军，一边收集稿件，晚上宿营后就趴在烛光下编辑，再交给油印组刻写印刷；第二天早上行军时，提早出发，赶到部队最前边，把报纸发放到官兵们手中。“发行任务”完成了，又随部队继续前进，继续收集稿件，准备第二天出报。这就是一五五团《战利》报每天的“报馆节奏”……
在当年进藏的随军新闻队伍中，有一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专业媒体的“正规军”。这些编辑、记者，组成了一支支报道组，活跃在雪山之巅、筑路一线，以及每一个被使命感驱使而去的最前线。“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时代的哨兵。他们脚踏实地记录了伟大时代的篇章。”时任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边绥说：“在长期建藏的岗位上，我奉献给故乡和亲人的是远方的思念，奉献给祖国的是勤奋和忠诚！”
边绥的家乡在甘肃。上学时，西藏对她来说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组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派出边绥等三人组成的记者组随军进藏。虽然是和平进军，但当时仍有土匪流窜青海草原，西藏地方政府仍布重兵于藏北重镇。因此，独立支队各大队和部门都配备了长短枪支。作为随军记者经常需要单独活动，因此每个记者都配了一支枪。唯一的女记者边绥佩带的，是出发前新华社送的一支小手枪。
边绥写道：
在藏北草原牧民的帐篷里，在拉萨河、年楚河和尼洋河畔的农舍里，都留下了我作为记者的足迹。行军途中，无论是在沼泽遍布的黄河源，还是水流湍急的通天河，记者组都在第一时间采写官兵们英勇奋战的事迹。
1951年11月4日，独立支队终于胜利进驻藏北重镇黑河。第二天，新华社总社即广播了记者组采写的《独立支队抵达藏北重镇黑河》的消息，同时播发了****额尔德尼慰问部队的贺电。此后，《西北入藏解放军到达拉萨》《由西南、西北进驻拉萨的解放军的两支部队举行会师大会》《西北各地少数民族民工积极支援进藏部队》等消息，也相继被总社采用。
除了新闻“正规军”，在部队里还活跃着一批部队自己培养的宣传报道人员。当1950年初十八军刚接受进藏任务时，各师团就将报纸的名称一律改为“战”字头：《战线》《战胜》《战利》《战旗》《战声》《战友》……进藏路上，这些师团级的“流动报馆”用的都是老旧的军用收音机、油印机，加上一些蜡纸、油墨，就是出报的全部家当。可要论新鲜及时、贴近现实等绝不输给今天现代化的大报。
来自部队的采编人员，采写来自部队第一线的稿件，在长途跋涉的行军中，各项指示、好人好事、生活小事，总会在第一时间跃然纸上。每天一边行军，一边收集稿件，晚上宿营后就趴在烛光下编辑，再交给油印组刻写印刷；第二天早上行军时，提早出发，赶到部队最前边，把报纸发放到官兵们手中。“发行任务”完成了，又随部队继续前进，继续收集稿件，准备第二天出报。这就是时任一五五团《战利》报记者焦东海记忆中雪域行军每天的“报馆节奏”。
有时印完报纸刚睡下，被子还没焐热，起床号响了。再困、再累，也得赶紧起床，备马出发。“流动报馆”除了人员是固定的，办公地、出报地总是随着行军而变，焦东海最难忘的，是在风雪瓦合山上出报的经历。
海拔五千多米高的瓦合山，有好几个山头，一天根本爬不完。部队宿营在两个山头之间，苍茫一片，全是积雪，连一棵小草也看不到。幸亏大家在山下捡了一些干柴，否则连吃饭都成问题。《战利》报的同志们扒开积雪，架好帐篷，整理好住处，便开始一边埋锅做饭，一边紧张出报。焦东海和刻钢版的同志把背包放在积雪上当桌子，又拿来几个背包作椅子。这时天还未黑，夕阳西照，白雪辉映，反射光线很强，为了保护眼睛，大家戴着风雪镜开工。那景象，也许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报馆”工作场景了。
正当大家忙着工作时，一片乌云压来，雪粒夹着冰雹从天而降，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大家赶紧收拾东西，躲进帐篷，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