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的徐东海和张其瑞被分配到牛大队，学化学的徐东海当了“牛倌”，学数学的张其瑞当了“牛贩”。青海省海晏县乌兰脑滩是一个牧区，居住着蒙古、藏、土、回等少数民族。组建牛大队时，主要在海晏购牛。两位大学生从没有到过牧区，从没见过牦牛。过去在大学学习的化合物、分子式以及微积分等知识完全用不上。没关系，一切从头学起。他们默默地下定决心。
起初，徐东海和张其瑞观看青海当地人煮面的过程，惊得目瞪口呆：先和好面放在小木板上，再从帐篷杆上挂着的羊肉上割下一块，不洗就切成小块丢进锅里煮；刚切完肉又用手抓牛粪烧火，不洗手就开始揪面片，又去抓牛粪，只拍打一下灰，又去揪面片；面片煮熟，撒点盐，面就一碗一碗向外盛。饲养员告诉两位大学生，这是青海人最喜欢吃的羊肉尕面片。初来乍到，两人无论如何吞不下去。没过多久，他们也学会如法炮制：抓过牛粪的手又去揪面片。司空见惯，不感觉脏了。有时牛粪掉进锅里，用勺子捞出来，等面片熟后，你一碗，我一碗，照样吃得挺香。
徐东海他们从黄河源出发，第二天即进入泥沼水盆地带。八九月份的草原气象万千。一天中午，宿营地还是烈日当空，远山却是大雨倾盆，顷刻间，山洪滚滚而来，冲到宿营地，大有灭顶之势。另一次，刚选好宿营地，解开骡马让它们在草地上吃草。不一会儿乌云压顶，大雨如注，寒气冰沁入骨，冻得人直哆嗦，就连壮实的马匹也停住了吃草，屁股对着屁股聚在一起。
在香日德，“牛贩”张其瑞被调到前梯队的报社搞后勤。离开牛大队之前，他特意找到徐东海告别。他们互相勉励，决心在进藏途中经受考验。张其瑞把自己的大青马送给徐东海：“我身强力壮，不论有多么艰苦我都不怕。我担心你身体瘦弱，要保重身体。我们进藏要走几千里，要经过雪山、草地。这匹马是在海晏购牛时，达如千户专门叫牧民给我挑选的草地马，马很老实，把它放开也不走远。你不要看它笨，它适应草地，耐力强。你身体不好，就把这匹马送给你作为纪念。”
1951年3月，贾湘云和兰州女子中学的十几名同学，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告别了父母和学校，跟着教务主任梁枫，参军来到十八军独立支队，被分配到文工队。贾湘云回忆说，“那时，我们正年轻，最小的小惠只有十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八岁。”真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队伍。她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千里艰难征途。
虽说年轻的女兵在出发前听到无数次警告和强调，要她们“做好最艰难的思想准备”，实际上，她们根本没有把艰难放在眼里。姑娘们想象着，那大雪山，就像是天然的水晶屏障吧；草原，一定像无边的绿色海洋，那蓝色的青海湖，真是“鹅毛沉底潭”吗？那通天河，据说是和西王母的御河相通的，还有那日月山、风火山……嘿！当年文成公主都能走过去，何况我们这些解放军战士！
到达香日德当晚，女兵们简直兴奋得睡不着觉：明天就能到香日德马场去领由自己负责的战马了；当跨上战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时，该有多么威风啊！第二天，她们向马场出发了。小惠无拘无束尖着嗓子喊道：“指导员，军马也有名字吗？”“哈，马的名字讲究可多了。”什么“黑老虎”、“火焰驹”、“浪里蛟”、“草上飞”、“乌云盖雪”……女兵们顿时叽叽喳喳嚷成一片，都想要一匹最棒的马。哪知一到马场女兵们都傻眼了。那些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一匹匹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只要稍稍靠近，就又咬又踢。她们被吓得躲在一边，根本不敢上前，只好乖乖地服从队长的分配。给贾湘云分配的是一匹又矮又丑的栗青马，她给它起名“矮腿青”。
老同志把女兵们一个个扶上马。“出发！”不知谁突然一声惊叫，领头的马立刻撒欢跑起来，后面的马都跟着狂奔。女兵们吓得乱喊乱叫，越叫得凶，马越跑得快。队长下令“不许乱喊”。从此，女兵们的思想从云里雾里落到了坚实的大地，开始踏上了真正进军的路。
从西北进藏的这支十八军独立支队士气高昂，情绪饱满，物资供应很充足。一路上天不明就起程，过午便搭起帐篷宿营。沿途在燃料、肉食方面得到了藏族、蒙古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开始的路程走得颇为顺利。快到黄河源时，出现情况。翻过海拔五千三百多米、空气稀薄的昆仑山，银圆大小的雪花纷纷扬扬落了下来。刹那间，草原变成了雪原，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连日大雪，大部分马匹饿得嘶嘶直叫。
在大雪覆盖的地上，看不见路在哪里。队伍散开有一里多宽，几十里长，后面的人按照前面队伍走过的足迹小心翼翼地前进。走了一天，又是一天，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傍晚，部队在扎家山根的扎家滩上宿营。这一天仅仅走了三十五公里的路。在世界屋脊上宿营，搭起帐篷后，大家想起了牛粪。太亲切，太宝贵了！可这漫天大雪，没有牛粪，什么也找不到。即便刨出牛粪，也是湿的，点不着。从西宁出发后，部队沿途就是靠拾牛粪烧火做饭的。
刚出发时，从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一看到用手拾牛粪，不习惯。开始时，他们都不肯用手拾，有的手拿着木棍往袋子里拨弄，有的用脚往袋子里踢。年轻的医生们更是戴着白手套，捂着雪白的口罩，用筷子去夹牛粪。到后来，也顾不上了，一只手抓炒面吃时，另一只手还忘不了去拿牛粪。此刻，在冰雪封冻的扎家滩上，没有干牛粪可找，饭总是要吃的。不得已把支撑帐篷的多余的木头劈开烧火。晚上几个人互相倚靠在一起，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搭在身上，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大家站在高处远远眺望，只见一片黑压压的稀湿带水的土地，一望无边。向导说，这就是黄河源淤泥滩，淤泥滩的边缘上，有条“金色的长带”，就是黄河！“黄河源淤泥滩”，就是沼泽地。沼泽地上根本没有路，腐烂的草和泥水混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齐腰深的泥潭。战士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行装，像扭秧歌一样，从一个草墩跳到另一个草墩。人虽然可以踩踏浮在泥潭上的草墩跳过，但骡马驮着驮子，体积大、分量重，一不留神便会陷入泥潭，相当危险。战士们只好卸下驮子，用人背肩扛的方式分段接力运送，再牵引着骡马，踏着草墩，逐匹通过。
通过泥沼带时，前面部队的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后面的战友们探路，他们在安全地带的两边插上红色的路标，人和骡马排成一列小心通过。突然，一匹脱缰马拼命往前挤，扰乱了正在沿着路标前进的队列。那匹马跑出路标的范围，陷进泥沼。紧随其后的一个民工拼命想把马拽出险境，却连人带马越陷越深。许多战士呼喊着想冲过去施救，指导员一声令下：“都不准乱动，党员同志跟我上！”他脱下棉衣铺在地上，迅速向泥沼地滚了过去。大家见状，纷纷脱下自己的棉衣“铺路”，几十件棉衣铺成的“路”延伸至遇险民工身边，可民工和他想救的马都已被泥沼完全吞没了……
顾云娟上小学时学过“地震”这个词，可是在上海长大的她从来不曾亲身经历。没想到，就在进藏途中遭遇了8级大地震。那是1951年11月，部队离开黑河后没几天，在念青唐古拉山区宿营后，顾云娟与另一个女兵一起去提水，正抬着一桶水往回走时，突然身体一晃，水从桶里溢了出来，顾云娟大喊：“你怎么走的？水都泼出来了！”几乎是同时，那个女兵也大喊：“你怎么走的！”她们晃了一下又一下，站都站不稳。顾云娟反应快，马上说：“地震了！”
就在离部队宿营地不远的地方，山头崩塌了，尘土罩住了深谷。“轰隆隆”的声响由远而近，整个宿营地像筛子一样摇晃起来。支灶的石头倒了，烧水的锅翻了；马竖起耳朵，惊恐不安；人站立不稳，不得不蹲在地上。指挥部下令：部队连夜出发，离开险区！若干年后，顾云娟从一位随军记者那里得知，当夜收听到的外电报道称：“藏北发生了强烈地震，****军队将不能进入西藏。”原来那山崩地动的险情，竟然是8级强烈地震。
部队抵达通天河时，正逢雨季，河水暴涨，冰冷湍急，多次驱赶着骡马下河抢渡都不成功。收容队的医疗战士吴景春和高生玉目睹了惊心动魄的场面：兽医刘益民自告奋勇下河赶骡马渡河，高生玉给他全身涂满凡士林油，再让他喝了些酒，其他十二位战士也都依样做好准备。在刘益民的带领下，“十三勇士”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扬鞭吆喝，驱赶着十多匹骡马抢渡。行到中流时，那些骡马开始纷纷往回窜，爬上对岸的很少。刘益民在激流中拼命地走着，突然间，只见他被急流冲倒，没入水中，一瞬间被冲向下游几十米远，中间翻滚了几下就再也看不见了。任凭大家急得在岸边直踩脚，大声地喊破嗓子，传来的只有激流奔涌的回声。
抢渡通天河共牺牲了刘益民等八位战友，一百五十头牲畜被淹死。由于物资损失严重，部队给养缺乏，官兵们在通天河畔吃了七天的马料充饥。最终，指挥部经过仔细研究，找到上游河面较窄的地方，统一指挥用羊皮筏子，人坐在筏子上牵着水中的牲畜才顺利渡河。
一直走在队伍最后的收容队过河时，由河工掌舵的筏子顺水而下，速度很快，十几秒钟已到河中心。谁也不敢低头看，因为湍急的水流让人头晕眼花。前面一个筏子上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有人掉下水了！吴景春和几个女兵一只手死死地抓住羊皮筏子，另一只手拼命拉住自己马的缰绳。前面落水的人是谁？上来了没有？举目望去，只见一匹黑马向对岸游去，黑马的身边似乎还有人头在水中浮动。大家在心里默默地为落水者祈祷，希望他能拉住缰绳，被马拖到对岸。啊！落水者终于和黑马一起踏上浅滩！原来是人称“大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老吴！他为了拍摄大军渡河的壮观场面，一只手牵着马的缰绳，一只手扶着扛在肩上的摄影机，谁知马猛一甩头，顺势就把他抛入水中，幸亏他水性不错才逃过一劫。只是那架摄影机永远地留在了通天河里。
雪山娘子军
徐永亮突然发现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在一片白茫茫中显得那样扎眼。他不禁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一道冰河，河面上留下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几个老兵回头一看，没吭声。他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的裤脚上一片暗红，血正顺着裤脚滴下来，他忍不住又大喊起来，立即遭到女兵们一阵白眼……
整个进军部队中有一个为数不多但非常特殊的群体，这就是首批进藏的一千一百多名年轻女兵。虽然她们在几万人的大军中所占比例不到3%，但这支“雪山娘子军”却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
五十三师的男兵杜琳，至今还为当年年纪太小、不懂事感到歉疚，他说：“开始时，一些女兵掉队，我总是责怪她们。翻雀儿山时，我还批评几个新分来的女兵怎么搞的，总是落在后面。后来几个老大姐专门找我谈话，说我不懂事，女同志生理期来例假，用的草纸又粗又硬，大腿内侧都磨破了，走起路来当然很困难。”
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磨破了的皮肉粘着草纸，每走一步，就摩擦一次，钻心地疼！一段路走下来，疼得头上直冒汗。临行前发给每个女兵的几卷粗硬的草纸很快就被用完，在人烟稀少的深山沟里，在悬崖峭壁间修路时，哪儿能买到卫生纸？没有，就是没有！部队出发前，分队长提前给大家打了“预防针”，教大家把纱布做的军用蚊帐分为几份，每人一份，撕成小块叠好，以便在行军路上使用。日子长了，纱布用了洗，洗了用，都烂得不能再用了。再来例假时，女兵们只好撕扯被子里的棉花做替代品。棉花越扯越少，有的女兵的被子只剩下被套。两层薄薄的棉布，如何抵御得了高原的寒夜？
十八军康藏工作队的队员方铭回忆说：“身上穿的一套棉衣棉裤，不仅睡觉当枕头和被子，而且还是我们女兵解决困难的贮备库，不方便时就从棉衣裤的破洞里掏棉花当卫生纸用。后来，我棉衣裤内的棉花所剩无几，还是从总务处借来一套棉衣裤才当了新娘。”
年轻的男兵看见女兵中间“流行”扯被子里的棉花，起初以为是为了轻装。有的男兵迅速效仿把自己被子里的棉花也给扯了，背着个被套行军。女兵们见了又好气又好笑。
行军中，必须紧跟队伍。有的女兵来月经，没有办法，干脆任凭鲜红的经血顺着大腿流下。文工团男兵徐永亮，15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男孩。一天，部队爬过一座陡峭的大雪山后，进入一片较为平缓的开阔地，徐永亮突然发现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在一片白茫茫中显得那样扎眼。他不禁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一道冰河，河面上留下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几个老兵回头一看，没吭声。徐永亮往队伍前面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的裤脚上一片暗红，血正顺着裤脚滴下来，他忍不住又大喊起来，立即遭到女兵们一阵白眼。徐永亮现在想起来感慨地说，那时候年纪太小，啥也不懂！
一天好几条冰河，是家常便饭，女兵们的鞋袜和裤子湿了一次又一次，全凭自己的体温在行军过程中自然晾干。要是遇上傍晚宿营前还要过冰河，鞋袜和裤子就更难干了。第二天早上，硬邦邦的鞋好像“冰窟窿”！有一天，部队竟然过了整整二十四道冰河！
进藏路上，首长能给女兵的特殊照顾便是让出自己的马，让女兵骑上；男兵们能为女兵做的便是过冰河时，把她们背过去。这样的照顾，对谁都不轻松，谁都必须咬着牙坚持，可女兵们有时并不领情。
喻惠均过雀儿山下那道水深流急的冰河时正来例假，听到岸边男兵们招呼：“来例假的女同志过来，我们背过去。”她头也没回，把背包顶在头上，手抓住竹竿就腾下河去；心想，被背着过河，那就不光荣了。于是，由男兵领着，喻惠均和战友们三五人一排，手挽手，涉过齐腰深而且冰凉透骨的河流。每当这时，女兵们的内心都产生出一种满足的自豪感。
宣传队里有两个14岁的女娃娃兵，一名叫李俊琛，一名叫赵邦玲。
一人一个响亮绰号“李头”和“小炮（泡）兵”。李俊琛个子矮，队伍前面要是有个稍高一点的人，就会把她完全挡住，所以行军、排练时，她不是在队伍的最前头，就是在最后头，反正是“头”。虽然领导包括一些年纪大点儿的男兵总是尽量让她少背点东西，可怎么少也要自己背行包、干粮、武器，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呀！从甘孜刚进发时，小女兵们身上背着小山似的行装，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拉萨，“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但每天几十里山路走下来，除了头晕、胸闷，脚底打着血泡，上气不接下气，背上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腰里捆着的米袋子里还装着银圆，如灌了铅一般往下坠。
赵邦玲，身材更为瘦小，身高不足1.5米，体重也就七十来斤，背上的“小山包”高过头顶，走在队伍里根本看不见人影。最小号的胶鞋穿在她脚上都还大，脚在鞋子里来回晃荡。很快，她的脚上就磨出了泡，接着大泡、小泡连成一片，真成了“炮（泡）兵”。脱袜子时，连皮带肉撕下来，血淋淋一片，疼得她龇牙咧嘴，旁人看得也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