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很大。甲骨发现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内出版了三部甲骨学著作，除《铁云藏龟》和《契文举例》外，就是罗氏的《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铁云藏龟》的出版与罗振玉的积极劝说和参与分不开，并且还于1916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契文举例》的出版则是罗振玉1917年亲手操办的。他于1910年开始研究甲骨文，指出甲骨发现地不在汤阴，而在安阳小屯附近，纠正了前人的错误。他不仅调查古文物的出土地，而且还收集共同发现的其他遗物，这是收藏家不曾做过的事，它为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殷商贞卜文字考》于宣统三年（1911）正月编成，这是继《铁云藏龟》之后第二部著录甲骨的书。全书共收拓本二千二百二十一片，其中选收刘鹗和日本三井源右卫门的甲骨拓本一百二十一片，每卷把内容相关卜辞的拓本按顺序编在一起。该书资料丰富，基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至今还是研究商代社会的重要资料。在甲骨文著录方面，他还编有《殷虚书契》（1911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1916年出版的《殷虚书契后编》，收一千一百零四片拓本，是研究殷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极为可贵的史料。1933年出版的《殷虚书契续编》比前编、后编更系统而明确，收拓本二千零十六片，按内容编排，读者翻检查找更为方便。1914年出版的《殷虚书契考释》及1927年出版的《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连同《殷商贞卜文字考》等著作，解决了甲骨文早期阅读方面的问题，使甲骨文的研究由单纯的辨识进入以甲骨文为工具研究礼制及商代历史的更高层次。
罗振玉的治学方法，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及国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罗振玉1919年自日本回国，当时的现代考古学尚未在中国确立。他把古籍的搜集、传布和古器物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即把纸上和地下（甲骨、金文等古文字）的资料互证来研究古史，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罗振玉传刻的古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注重宋刊、正史资料，又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保存了很多长期不受重视却很有价值的古文献。他搜集研究的文物范围很广，包括：青铜礼器、兵器、度量衡，货泉、符牌、玺印、古玉、古陶等。他的收集、研究与传布古物的主要目的是为古史研究服务，这与一般意义的收藏不一样，只要是文字有价值，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即使是残物碎片也重金收购。
罗振玉与王国维长期合作，两人在治学方法、学术观点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的学者把他们在甲骨、金文和其他新资料方面与古籍相结合，创立古史和古文献研究的新方法，称之为“罗王之学”。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将“罗王之学”归纳为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熟悉古代典籍；二是承受有清一代的考据、小学、音韵学和经学；三是整理地下的新材料；四是结合古地理作研究；五是以二重证据治史学和经学；六是完成史料之整理与历史记载之修正的任务。甲骨学是“罗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振玉开了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之先河。
“罗王之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祯，改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生于浙江海宁。
王国维五十年的人生历程虽然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有学术著译六十多种，另外亲手批校古籍近二百种。王国维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是许多新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在汉简、甲骨文、金文、敦煌学、魏石经考，古器物、蒙古史、元史、美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奠基之作，对国学研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11年，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举家东渡日本，在罗振玉的影响和劝说下，他由哲学、教育、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改攻经学、小学、历史等，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订所藏的大批甲骨、金石等文物资料。1916年，王国维由日本回国，在上海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刊》并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与罗振玉合作整理研究古物，出版了《流沙坠简》，又撰写了《魏石经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及其他关于敦煌、音韵、金石方面的著作。
王国维的治史新方法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得益于甲骨文资料的发现，反之又促进了甲骨学和史学研究。所谓“二重证据法”，一重是地下的甲骨文等文物材料，另一重是“纸上之材料”，指的是古籍记载。他重视文物新材料的发现，井对之进行研究和整理。他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发现的材料去与书上记载的东西互相对照。这个方法是王国维对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是一个新的考证方法，是他对史学研究传统的“宗经”、“疑古”等提出的挑战。
新的研究方法，使王国维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仅在甲骨学和殷商史方面的成就即令人注目。
在甲骨文著录和考释方面，王国维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考释》（署名姬佛陀，实为王国维编），于1917年5月由仓圣明智大学出版。拓本石印，题为《广仓学窘丛书艺术丛编》。无著录片号，共二册，著录六百五十五片拓片。此书的出版，又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重要资料。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3月出版，石印一卷，编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的《学术丛书》。1923年收入《观堂集林》卷九（乌程蒋氏密韵楼仿宋聚珍本），1927年收入《王忠悫公遗书》，1940年又收入《王静安先生遗书》。1959年6月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观堂集林》影印本，对它和《续考》作了校订。王国维在文中考证了报丁、报丙、报乙等商代先公先王，证明了史书所载世系大体不误，并改正了报丁，报丙、报乙等世次。文中第一次缀合记载世系的一版甲骨，开了甲骨碎片补缀之先例。同年4月，他又写了《续考》。这两篇文章，达到了甲骨文早期研究中的最高水平。其中，王国维凭着过人的聪明和记忆力，把破碎的甲骨连缀起来，使之更完整以利于研究，他是第一个应用这种甲骨“补缀”法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后来，经过郭沫若等甲骨学家的努力，甲骨缀合成为甲骨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课题之一。
王国维利用出土的地下甲骨资料去研究和考证商代历史和典章制度，标志着甲骨学研究史上由纯粹的“文字时期”向以甲骨为史料考证历史的“史料时期”的发展已经出现。
与罗振玉、王国维的含蓄、内敛相比，郭沫若是热情而外露的。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诸如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金文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史学家，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甲骨“四堂”之一。
郭沫若（1892—1978），1892年11月生于四川省乐山沙湾镇。学名开贞，号尚武。因乐山是大渡河（古名沫水）和青衣江（古名若水）的交汇之处，故而在1919年郭开贞改名为郭沫若，1925年始号鼎堂。
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首先从甲骨文人手。他在日本东京上野图书馆查阅了罗振玉编的《殷虚书契》，也第一次读到了《殷虚书契考释》。这一年郭沫若已经三十七岁，研究甲骨文倍加努力。在东洋文库，他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钻研了库中所藏的一切有关甲骨、金文资料和有关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记载，收获很大。在日本期间，他首先出版了译作《美术考古发现史》（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之后编撰了《甲骨文字研究》1929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卜辞通纂》、《古代铭印汇考四种》（均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以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东京文求堂书店，1935年）和《殷契粹编》（东京文求堂书店，1937年）等重要学术著作。在罗振玉、王国维之后，郭沫若继续着甲骨文资料的搜集和刊布，推动了甲骨学和商史研究的发展。《卜辞通纂》共著录甲骨九百二十九片，《殷契粹编》则是从大收藏家刘体智的二万八千万多片甲骨中精选一千五百九十五片编成，二书体例基本相同，甲骨选择都较精，且有独到的文字考释，是用唯物史观研究甲骨文字的开创性著作，直到今天还是这一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和入门必读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从事行政、社会活动之余，坚持治学，且十分关心《甲骨文台集》等有影响的大型历史学、文字学著作的编写出版。《甲骨文合集》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该书搜集了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四十个城市的九十五个机关单位和四十四个私人藏家的九万片甲骨材料，选入了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版，书中各期甲骨文按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于1978年开始出版，至1982年全部十三册出齐。该书的编纂、出版等一系列工作都得到了郭沫若的全力支持，并且还得以从上海请到了被遣散的珂罗版印刷老工人，恢复和抢救了这一传统工艺，保证了《合集》的质量。《甲骨文合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甲骨学研究的重大成就。
郭沫若对我国甲骨学的贡献，除了搜集、刊布外，还在于对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郭沫若的甲骨文字考释新思想，体现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和《殷契粹编考释》等书中。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郭沫若在诸如分期断代、商代卜法复原、甲骨文例研究、甲骨文系统的缀合和校对重片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提出了新方法、新思路，并使之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王国维也是利用甲骨资料来研究历史，但只是接触了商代的世系和一些礼制、郭沫若的研究，则涉及到了商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王国维更进了一步。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方面，他是我国第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指导古文字和古代社会研究的学者，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郭沫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史料与观点统一，占有资料而不被资料所占有，不断修正自己，向更完美进步，从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到《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我们看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从产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郭沫若学以致用，由研究甲骨文入手，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希望能够探索到人类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以达到他救国治世的目标。因此，总结郭沫若的一生，他实是一个富有激情、真诚、坦率的作家和学者，是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史学大师。
最后要介绍的“四堂”之一是董彦堂。
董作宾（1895—1963），1895年3月出生于河南南阳。原名作仁，后改作宾，字彦堂，又字雁堂，别署平庐。董作宾出身贫寒，但通过自身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与甲骨文有关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中，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成为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
1928年，是个对董作宾和甲骨学而言都值得纪念的年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筹备处于广州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信员，暑假时，他受“史语所”之命赴安阳调查甲骨文字出土情况。通过调查，他认为甲骨尚未挖掘完，紧急呼吁不要再使国宝受到损失，也不能再让国宝流散到国外，正式发掘刻不容缓。董作宾的报告终于促成了大规模科学地发掘殷墟。这年10月，董作宾主持了殷墟试掘工作，得甲骨七百八十四版。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史语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董作宾是第一、五，九等三次发掘的主持人，第二、三、四、六、七等次发掘的参加者，并监察了第十一、十三次发掘。其间，董作宾于1930年又参加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第一次发掘城子崖遗址的工作。这些考古实践，大大丰富了董作宾的治学材料，形成并拓宽了他在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而不断取得学术上的新成果。
自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之后，大量甲骨新材料出土，近代田野考古方法被引入甲骨学领域，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这一切使得甲骨学从“金石”阶段逐渐向历史考古学方向发展，这是与董作宾等甲骨学者的长期努力分不开的。
在参与发掘的工作中，董作宾将殷墟发掘所得的甲骨文辑为《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二书共著录甲骨一万三千余片，开创了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新体例。董作宾为甲骨文的刊布作出了贡献，丰富了甲骨学研究的资料。
在史语所的发掘过程当中，董作宾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他的甲骨文断代学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1933年，董作宾出版了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是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董作宾在书中订立了甲骨文五期分期法及十项断代的标准体系，虽然该体系不够完善，但却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董作宾还另辟研究领域，以大量甲骨文材料为基础，在1934年到1943年这十年间，投入了对殷代历法的研究。1945年，巨著《殷历谱》的出版，就是这一研究的总结。董作宾在《殷历谱》中使用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也即是把大量见于同一片和不同片甲骨上的有关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研究，并整理出了“五种祀典”制度。他复在“分期”基础上提出了“分派新法”，这也是对“分期”的改进和补充。董作宾的结论尽管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他推动了甲骨文的断代和礼制等的研究。尔后，他又完成了《西周年历谱》（1952年）和《中国年历总谱》（1959年）等年代学著作。
董作宾把一生精力献给了学术事业，给后人留下了十多种专著和二百余篇论文，内容涉及甲骨学、古文字学，历法、殷商历史及语言学等方面，文集有《董作宾学术论著》（世界书局，1962年）和《平庐文存》（艺文印书馆，1963年）。董作宾的专著和绝大部分文章都收入了《董作宾先生全集》（艺文印书馆，1978年）中。
三、从诗人到古文字学家
陈梦家（1911～1966）是我国古文字学史上又一位大师。早年他曾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之后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陈梦家1911年生于南京的一个牧师家庭，祖籍浙江上虞。他十六岁时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并且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跟从著名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学写诗，1931年初，成名作《梦家诗集》出版时，诗人尚未满二十岁。他还是后期新月诗派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