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
目前人们所说的牙雕，从广义上讲，是指以象牙、兽牙、兽角、兽骨为材料进行的雕刻工艺。从狭义上讲，就仅指象牙雕刻。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兽类的骨、牙、角同石头、木材一样，最先都曾被用来制作生产或生活用具，进而才从用具逐渐演变为可供人欣赏、把玩的工艺品。例如石头，尤其玉石，它在原始社会因为被用来制作生产或狩猎的工具，所以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分。后来，随着铁器、青铜器的出现，石器便逐渐演化为石雕艺术作品——石雕佛像、石雕神兽动物即是；其中的玉石更被人类视为宝物，雕琢成各种令人喜欢的摆设、佩饰与挂件，并赋予各种祥瑞意义和文化内涵，直至今日，仍备受人们青睐。牙雕也如此。因为木材容易腐朽，石头、玉石坚硬而不易雕刻；事实上，远古时代遗存至今的文物中，最能表现先民雕刻水平的还是牙雕。中国的牙雕同玉雕一样，也源远流长。
一、牙雕艺术的萌发
中国的牙雕艺术肇始于何时呢？从考古中我们发现，旧石器时代居住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山顶洞人，就已经有穿孔兽牙做成的装饰品，这其实是人类审美意识和原始艺术的萌发。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骨、角、象牙制品的使用范围扩大，数量也逐趋增多。1982年陕西西乡县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雕人头像，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十多件用以吹奏的骨笛，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骨雕作品。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刻花庭小盅、象牙鸟形匕、蚕纹象牙雕圆形器，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象牙雕作品，距今也有7千年历史。
除上述器件之外，像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回旋纹透雕象牙梳、嵌松石骨筒，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雕筒，以及江苏吴江县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骨匕等等，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牙雕作品。山东宁阳出土的回旋纹透雕象牙梳，是利用一段弧形象牙皮雕制的，长16．4厘米，宽8厘米，上宽下窄。梳身呈现3条自然的平行线条，上面透雕S形纹饰（即“回旋纹”）。纹当中刻小“T”字，纹外围以界框。界框上端有3个圆孔，下端则雕成16条长长的梳齿。既实用，又有审美价值。泰安出土的象牙雕筒，表面竟镶有绿色的松石，色彩的搭配如此柔和、协调，令人叹服。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低下，那时的匠人不仅能掌握阴刻、圆雕甚至镂雕技法，而且还想出以镶嵌的办法来装饰、点缀作品，充分反映了远古祖先们的智慧和才能。据我们所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器物共19件，除象牙梳2件外，还有象牙琮7件，象牙筒10件，器物周身都雕有不同的纹饰，十分精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还发现有獐牙勾形器、骨珠等，后来又出土有精工细琢的骨雕花筒、雕花骨匕、骨梳等。这些牙雕器不仅质量好，品种、数量多，而且分布面广，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华夏民族已经萌发了牙骨雕刻艺术。
二、商周时期的牙骨雕
商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开始崭露头角。奴隶主们为维护统治，极力推行着礼仪制度，青铜礼器于是应运而生，并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其他工艺的发展并未受到阻碍，当时的牙雕就很盛行，牙雕器具的用途也比较广泛。这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就可见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同时又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她死后被厚葬。妇好墓一个墓穴就埋了564件骨雕器。这些骨雕作品除实用器具之外，大多为装饰品，与新石器时代的牙雕器相比，无论雕工还是纹饰，都有明显差别：
（1）商代牙雕更注重雕刻技艺的运用，其雕刻风格与同时期的玉雕基本相似，浅浮雕应用广泛，多层次的高浮雕很少见有。当时流行的牙雕工艺，主纹用浅浮雕表现，再略作减地处理，然后填以绿松石、孔雀石或蚌片，以加强色彩的艳丽，产生对比效应。我们仔细考察存世的一些精美商代牙骨器，如夔龙扳金象牙杯，发现这些牙骨器的制作，可能包括镂刻、彩绘、染色等工序。彩绘花纹的颜色有棕、红二色，与雕刻的纹饰比较吻合。正由于这样，商代牙雕比过去的作品要精美得多，这是艺术走同成熟的一种反映。
（2）商代的牙角器以小见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统治者推崇青铜器，青铜器用以祭祀和饮宴，要求做得大、做得有气势；一是牙角器同玉器一样，都受原材料的限制。难以制作戊大型器物，所以就只能作为小型礼器（如牙琮等）或饰物、佩件面世，而且在工艺上同玉器一样，都以浅浮雕为主。
（3）它们的纹饰与当时青铜器上的纹样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狰狞的饕餮纹，神异化的龙形纹、鸟纹，以及蝉纹、蕉叶纹，作为主流纹饰，都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些时代特征。青铜器作为礼器，商代巫觋用以“通天地”。因此，玉器，牙角器仿效青铜器的上述纹样，其实也都与商代流行的崇迷信、祟鬼神的宗教意识有关，它不仅透出一种神秘的威力，而且还具有象征“协上下”、“承天运”的祥瑞意义。今天，我们从安阳市设墟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夔龙扳金象牙杯和虎形扳金象牙怀上，就能见到这样的雕镂精细的图案。
妇好墓出土的这两件夔龙扳金象牙杯，本是一讨，高分别勺30．5厘米和30．3厘米，口径11．3厘米和12．5厘米。杯身用象牙根段制成。象牙根段本来是空心的，因材造器，巧具匠心。环形似觚，侈口薄唇，腰部内束。杯右侧的銴，亦用象牙制成。杯身右侧靠近口、底的地方，凿两个上下对称的小圆孔，由此插八扳金榫，使杯身和扳金珠联璧合，非常谐调：杯身通体雕刻精细繁缛的花纹，由杯口至切地处，形成4个花纹段：第一段为口下部，刻有三组饕餮纹，其眉、眼、鼻处，均嵌绿松石；第二段为颈部，也是三组饕餮纹，眼、鼻、口嵌绿松石，在口下则雕大三角纹，口两侧刻对称的倒夔纹；第三段为腹部，刻变形夔纹，眼以绿松石镶出；第四段近切地处，同样饰有三组饕餮纹，目字形眼，大鼻翘目，口均向下，眉、眼、鼻、口处均镶绿松石。除此之外，纹饰区段之间，还用绿松石镶嵌出一道或三道界线。象牙杯的扳金部，呈夔龙状，头冲上，宽尾下垂。鐾上端两面雕鸟形纹，勾喙短冠，眼镶绿松石。扳金背中部雕一兽面，其下又雕一突起的兽头，双角上竖，口、眼、眉镶绿松石。
妇好墓中的虎形扳金象牙杯，杯身呈筒状，亦通体雕刻饕餮纹、鸟纹和夔纹，并衬以雷纹地，上下两层雕刻。它的敞流外侈，扳金上则雕虎纹。
现在很多收藏青铜器、古牙雕的人，都想了解饕餮、虎、夔龙在古人的认知领域里，究竟有些什么寓意。《吕氏春秋·先识览》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这是战国时期吕不韦等人的认识。青铜器纹饰中，还有貌似虎食人的。因此，秦汉以后，很多人就把饕餮、虎视为“恶兽”了。这种看法其实不符合商代的实际情况。目前，学术界主要流行两种看法，一是认为饕餮、虎、龙乃商人心目中的神兽，饰纹中有形似食人者，实为神兽食鬼魅，义在避邪求吉；一是觉得这些饰纹中的神兽并非食人，而应理解为人与动物（神兽）的另一种关系。因为，张开的兽口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化中，都作为是把两个不同世界（如生、死）分割开来的一种象征，兽口下的人可能就是作法通天的巫师。这样，饰纹中所反映的“神兽衔人”，就是一幅巫师作法，借助于他的神兽（动物）助手而达到通天的场面纪实。
相传夔龙也是一种神兽，形状如牛，苍色无角，单足，却能行走，并能呼风唤雨，叫声如同雷鸣。
综观商代的青铜器饰纹和牙雕器饰纹，我们发觉，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牙雕器上的神兽，一般都不张口，口下也没有人的形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商人用以避邪求吉的神兽纹样。商代盛行饕餮、虎、夔龙纹饰的牙雕，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然，牙雕的盛行还有赖于它的制作材料比较丰足。例如象牙，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象”字，并有捕获大象的记录。安阳殷墟还曾发现商代的象骨。这说明四千多年前，中国江汉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区有大象类动物出没其间，约一千年后的商代，这种生态仍然存在。《吕氏春秋·古乐》载曰：“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就是说，当初商人驯服大象，用于生活乃至战争，给居于黄淮间的东夷人造成灾难。后来，周公调遣军队才把大象赶到了江南。这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象主要生存于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不一样。商代之所以盛行象牙雕，恰恰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生存很多大象群，有丰足的牙雕原材料。
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常有犀牛角。到了商代，人们喜欢田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多次提到殷王“逐犀”，且时有收获——少则一二头，多则十余头，最多一次获得71头。这说明犀牛在远古时代，在中国中原地区也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动物。犀角在当时常被制成酒具，人们称之为“兕（读sì，寺）觥”、“兕爵”。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遗存之物。我们只能从西周时期的兕觥青铜仿件中窥见它的形状。
中国的牙雕业发展到西周时，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它的内部分工比较严谨，各个作坊大量制作单一品种，且多以生活器具为主，尤以牙骨笄为多。在工艺技巧上，周代与商代分别不大，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出土的圆锥形笄，圆度精确，弧形规正，故有人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手摇加工“车床”。西周牙骨雕的风格与商代不一样，商代的华丽繁密，西周牙骨雕则凝厚结实、简朴典重，它的圆雕器物注重立体感，浮雕器物层次变化比较复杂。西周的牙雕作品遗存甚少，今日所能见到的也属凤毛麟角。
三、春秋、战国时期牙骨雕刻内容的变化
从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看，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速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地主阶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整个社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事物也随着发生深刻的变化。艺匠们经过长期创作实践，这时已经发现同样进行雕刻，象牙较玉石容易运刀，较兽骨容易磨光，象牙的纹理又细腻，且质厚色美，光洁如玉，因此情有独钟，视之为理想的雕刻材料。这时，黄河流域大象繁衍，获取大象也并不困难。所以，象牙作品的数量大增，结果导致了象牙雕从牙骨雕刻中分离而独树一帜。
春秋、战国时期的牙骨雕，受玉雕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商代的饕餮纹已不多见，代之以谷纹、云雷纹、螭纹和几何纹的流行。谷纹，又称“乳丁纹”，寓意雨雪如母乳一样，供万物生长。螭纹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龙纹。这些纹样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逐渐从过去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产生对人生、对大自然的恐惧，而祈求神灵的庇佑，转变到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后，进而祈求上苍予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渴望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种纹饰内容的变化，既说明先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的进步，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情况，具有很可贵的文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的牙骨雕，以河南陕具号国墓和洛阳市中州路春秋墓出土的象牙剑鞘为最典型。这两件器物均用整块的象牙雕琢而成，前者外壁满雕螭纹，后者外壁浮雕几何纹。这两柄剑的把手也是象牙雕制的，把手上镂雕的4条棱线，与剑鞘上的4条棱线连成一体，显得挺拔、慄悍。从整体造型看，则显得朴实无华。这一时期的象牙雕刻，其实更多的是摹仿玉器雕刻，所以，纹饰纤细、密集，线条短促，装饰花纹通常都占据了器物表面的大部分空间。它的圆雕题材，多为龙、虎、走兽，肌肉丰满，富有动感。
春秋、战国时期其他牙骨雕件，器物表面有漆绘图案的，那是为增强装饰性而设计，但因漆层容易剥落，出土后原有的面貌往往都已破坏，看不出所以然了。
四、转换期牙雕艺术
前文述及，《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记载。然而，到秦、汉时，由于长时间的大量捕杀以及气候变冷，黄河、长江流域的犀牛、大象，已经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分布范围也迅速缩减到西南地区。中国古代犀角雕、象牙雕，由于原材料逐趋短缺，作品骤减，以至于变成当时达官贵人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这样，秦汉时期牙骨雕刻行业的维系与发展，它的方式也从“就地取材”，转换到“外出觅材，精工雕作”上，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给自足的丰华态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整个中国牙雕发展的历史看，这一转换期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之前。期间，它的繁荣、衰落，它的变化、进取，都与当时的国势密切相关，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这一时期的牙骨雕制品，就仅仅是汉代的器物。
西汉以来，广州（番禺）与南洋的海上贸易逐趋频繁。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当时粤地从南洋进口的货物，“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珍珠）、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近二十年来，广州、湖南的汉墓出土文物中，也多有象牙、犀角器物及陶、木模型。1984年在广州市象岗开掘汉代南越王墓时，从墓中藏宝物的西耳室中，就清理出5枚原支的大象牙，经考证研究，断定为非洲象牙。这说明汉代象牙的来源，除东南亚、印度之外，还来自非洲。
汉代的象牙雕刻已成为牙雕主流，其他的兽骨、兽牙雕刻则降为附属。作品的纹饰大致可划分成三类：一是器面光素无纹的，如牙勺、牙碗等；二是采用阴纹线刻或浅浮雕的表现手法，运刀柔美流畅，线条细如游丝，动感极强，题材则多取自于现实生活，即使有神兽形象出现，也趋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诡秘的图案，表现简单明了，且多加菱形边饰；三是摹仿玉器雕刻，常见的有几何纹、圈点纹。圈点纹出白玉雕中的蒲纹、谷纹，特点是圆圈中心有小点。
汉代牙雕以线刻、浅浮雕为主，但也有个别作品采用高浮雕、镂雕手法，造型别致生动，如“鸡心佩”、“螭心佩”等。《西京杂记》还有汉武帝“以象牙簟赐给李夫人”的记载。簟，铺垫用的席子。这种象牙簟，据明人祝京兆《野记》介绍，系用象牙丝编织而成，“凡象牙齿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席面平整光滑，纹理细密均匀，且柔软舒适，收卷自如，是当时的重要贡品。汉末，《魏书·韩务传》也有“韩务除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的记录。
汉代的象牙雕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贸易伊始，牙角的进口量又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取得长足进步，应该归功于汉代艺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实在在的努力。这也说明，艺术往往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它的发展有时并不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