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年承担室内发掘任务的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回忆，结成整块的H127坑甲骨搬进室内以后，由董作宾先生负责，胡老带着几名技工作“室内发掘”，剔剥、绘图、清洗，一片片地拼合编号。在南京，他们避开了时局的干扰，又避开了气候的不利条件，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地清理起来，一共“发掘”了8个月，说到这里，胡老不乏幽默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一听说如此惊世的国宝运到了南京，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府要员们，一个个附庸风雅地跑过来“参观”，大都还要作专家状地说上几句，以表示自己的“非凡学识”。话说那天汪精卫也来到了研究院，那时，他的卖身投靠的汉奸嘴脸还没有彻底暴露。一说汪精卫来了，紧张工作的几位专家都不很高兴，为什么？影响工作呗！你想想，一个无聊的政客，不接待他吧，有些失礼，接待吧，又怕他胡乱地问些外行话。汪精卫走进工作间，学者们一个个地只顾低头工作，谁也没有答话。他绕着那块“大土堆”转了三圈，噢！他似乎看出门道儿了，便脱口而出：“这个龟，好大呀！”低头发掘的学者们差一点笑出声来！一个个心里只琢磨：这老贼，在这儿还不懂装懂哩！见大家都不出声，汪精卫觉得没趣儿，又围着转了一圈，可能是手下人悄悄地提醒了他，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自嘲地说：“哎呀，原来这是好多龟版堆在一起的呀！”大家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起来……
著名的H127坑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重大收获。这坑甲骨不仅数量多，而且，这坑甲骨大都反映的是商王武丁时期的事。在研究时，学者们还注意到，和以往的刻字甲骨不同的是，这个坑里龟版占了绝大多数，牛骨仅有8片。单是缀合在一起的完整的龟甲就有300多版，最大的一块龟版竟有斗40厘米之巨！据胡厚宣先生推断，这些甲骨档案是有意的贮藏。而且，这坑甲骨里，还发现有些龟版上，很明显的有书写过的痕迹。这些痕迹有黑色的，也有类似朱砂涂过的红色。甚至在一块龟版上，有红也有黑。看来，当初先民们往甲骨上面刻字的时候，有时也会先用毛笔写上去，然后再用玉刀或铜刀刻的。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甲骨不是安阳本地出产的，它们是从南方输入的。那块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龟版来自马来半岛。
在第13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与过去不同的石刻。它们大部分是半兽半人、人身虎头、带象鼻的双面怪兽以及饕餮面具的神话式的动物。其中大部分是圆雕，也有些是浮雕。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日本式的跪坐，实际上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已见端倪。那些服装样式十分清晰的石人像，姿势就跟现代日本人坐在家里的塌塌米上一样。这位显然是上层人物的石人服饰华丽，长袍上有两只袖子，前开口，还有一条腰带。石人的膝盖下可以看出有裙子，真让人们百看不厌。
现在，当我们走进安阳殷墟博物苑甲骨文展厅的时候，还有幸可以看到H127灰坑的复原模型，虽然，这个模型只有原大的四分之一，但你围绕它转上一转，看看上面刻写的记文，仍然可以领略到亲睹国之瑰宝的那份神圣！
四、“四堂”之后的胡厚宣
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甲骨学史上，有“甲骨四堂”之说。同时，我们也知道“甲骨四堂”概括的这四位学者就是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可是，这“甲骨四堂”源于何时？出自何人？又因何而出呢？
这话就得从头说起了。
在殷墟第15次发掘结束仅仅18天之后，就发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方兴未艾的殷墟发掘不得不停了下来。尽管这群有抱负的年轻的中国学者们想在这里再干出一番事业来，但也不得不被迫地放下了手中的洛阳铲，踌躇满志地离开了安阳，告别了殷墟，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走进了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他们带着15次发掘所得的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物等宝物，以及大批珍贵的研究资料，开始从北京转到南京。11月12日，上海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沿长江长驱直入，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仓促“迁都”重庆。
望着大批珍贵的宝物、资料，史语所这拨秀才们一筹莫展。为了不让这些民族遗产毁于一旦，只行一个法子，就是转移。开始，连拖家带小的政府官员都挤不上火车，还能顾得上这些“烂骨头片子”！好不容易要上了车皮，史语所上上下下都放下研究的课题，一个个成了搬运工。胡厚宣先生此时也在其中。他一边张罗着装运东西，一边亲自扛起了箱子。大家一看，扛的扛，抬的抬，齐心协力把宝物装上汽车，再运到下关车站。
当时刚刚26岁的胡厚宣先生一马当先，顶着头上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押运着东西往城外转移。中央研究院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琉璃瓦顶，古色古香。胡厚宣先生清楚地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和同伴们还在小楼里清理H127坑中的甲骨。此时此刻，日寇的铁蹄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胡厚宣是24岁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进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此前，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保定培德中学，在那里，他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良好的教育。幼承庭训博闻强记的胡厚宣的作文每每作为范文评讲，中学毕业时，他还破格得到一笔奖金，以助他上大学预科本科6年直到毕业。1930年，胡厚宣先生从预科升人史学系，适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广州迁到北京。他有幸师从胡适、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大师，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学人类学导论”“甲骨文字研究”等课程。来到史语所考古组，他参加了殷墟的第10、11次发掘。著名的H127坑就是胡厚宣先生带着技工发掘的。他在整理H127坑的时候，提出了许多新的发现。根据此坑出土的著名的“四方风名”卜辞，胡厚宣先生论证了刘体智所藏四方风名甲骨的不伪。此后，他写出了《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举例》和《殷墟127坑甲骨的发现和特点》两篇论文。
终于，史语所的大部分东西都装上了火车。只剩下最后一汽车了，这时的胡厚宣先生已是精疲力尽。他又一次带着汽车赶回研究院。飞机好象是故意跟他们作对似的，又在他们的小楼附近扔下了几枚炸弹。胡厚宣先生把最后一批物资装上汽车，又站在院子里高喊了几声，没有回音。大概是没有人了吧，胡厚宣先生一想，好象还没有见到尹达呢！他一把推开尹达的屋子，见他还在收拾东西，拉住他就往外跑。只听“哗”地一声，被日本飞机轰炸的一塌糊涂的天花板从天而降，把尹达轧了个正着。天花板套在尹达的脖子上，真是有惊无险哪！胡厚宣和尹达相对一笑，撒腿就跑……
尹达原名刘耀，又名刘虚谷，1906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滑县牛屯集，年长胡厚宣先生6岁。他16岁上中学，19岁时考进中州大学预科，后升入河南大学，先修哲学，后转国学系。1931年，他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长沙的这个冬天，尹达毅然离开书斋，奔赴延安，投身到了革命运动之中。1953年底，他协助郭沫若筹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任副所长。
在史语所的6年，尹达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考古学知识，他参加了1931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后冈发掘、1934年到1935年的侯家庄西北冈、南地以及大司空村的殷墟发掘。他对殷墟出土的文物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
火车沉重地喘着粗气，拉着他们抢出来的这批国宝启动了。这个时候，胡厚宣先生才想起来：自己的十几箱书籍和两箱衣服都忘记了！那天是1937年8月19日。
胡厚宣先生随着史语所从南京转移到了长沙，半年之后，又从长沙经衡阳迁到桂林。由于时局不稳，不久，他们再次动身，经由柳州、南宁、龙州绕道越南迁往昆明。1940年，他们又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在这里，研究所租用了一位张姓家族的空房，权作办公场地。
抗日战争一打就是8年。胡厚宣先生身在史语所，他一边惦记着安阳殷墟，一边就手头的资料进行研究。1939年，顾颉刚先生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他邀请胡厚宣先生到该校做研究员。听到这个消息，胡厚宣感到很振奋。为什么呢？原来，当初在安阳独得甲骨35000多片的加拿大传教土明义士，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带上他选出来的甲骨精品跑了。可是，他没有带走的100多箱古物到底到哪儿去了呢？对，到“齐鲁”去，非把那些甲骨和其他古物查他个水落石出不行。
1940年，胡厚宣先生听顾颉刚先生说，明义士所藏甲骨尚在山东齐鲁大学。他毅然辞去了史语所的职务，离开了工作7年的中研院，来到已经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还是在昆明的时候，胡厚宣已经根据资料写出了不少甲骨文研究的文章。那时侯，史语所在昆明乡下办公，他们住在没有人烟的一个大破庙里。乍一搬进去，看着漫天的蜘蛛网，真的难以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住在这里，点的是菜油灯，他常常在晃动的灯头下，一片片地描摹甲骨。生活更不用说，连海盐也吃不上。晚上还时常有狼。别人都睡了，胡厚宣先生把一根铁棍放到手边，仍然坐在那儿搞研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开始写作《甲骨学商史论丛》。在昆明的北京图书馆里，有一部书名为《殷契遗珠》，书中记录了流失到日本的河井、中村等六家手中的甲骨。胡厚宣先生见了，简直如获至宝！他化了六天六夜的工夫，在微弱的烛光下抄录摹写了这1459片甲骨。为此，本来他非常好的视力从此大减。
胡厚宣先生第一次见到明义土是在1934年。明义土当时在齐鲁大学，他应邀到南京金陵大学讲演。胡厚宣先生和董作宾先生都去听讲。因为明义士是个传教士，平时与中国的老百姓接触较多，不但会讲中国话，连彰德府（安阳旧称）的土话都能讲几句。甚至还知道安阳的粉浆饭、面条汤等地方饮食。
胡厚宣先生到了齐鲁大学，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完成他的研究课题。7年时间里，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写完了四编九册，收入论文33篇。1942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到成都讲学，把胡厚宣先生的这套著作带了回去，并向教育部推荐。结果大大出乎胡厚宣先生的预料：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获得了全国科学发明奖，发给奖金8000块大洋！
《甲骨学商史论丛》被学界推崇为甲骨文商史研究中“金宇塔式的论文集”“划时代的著作”，从而一举奠定了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上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之一。《论丛》传到日本以后，著名学者白川静先生评价说：胡厚宣已处于中国这一学科第一人的地位，这本书出版之初，顾颉刚先生为之题写书签，并赠七绝诗一首：
忽地黄昏起异军，凤雏才调信超群，一声裂帛惊天下，燕赵悲歌今又闻。
蜚声海内外的《诗经》专家、出色的《楚辞》学者陈子展先生写下了传世的名句：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现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
胡厚宣先生在齐鲁大学说是7年，实际上是6年半多一点。齐鲁是教会学校，在那里面，洋人至上。虽然胡先生担任了历史系的主任，但是，因为系里有两个洋人，开会就得用英语，其他18个中国人也得用英语讲。外国教师来了就是教授，住一栋洋房，工资发美金；中国教师评教授时又要著作，又要经历什么的。他们住一个平房院，工资也低得多。不过，由于胡厚宣先生杰出的表现，他和谭其骧先生一起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教授证书。谭其骧先生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被推选为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可以说是与胡厚宣先生齐名的享誉海外的国家级学术大师。
五、研究国宝的“国宝”
在1987年9月10日于安阳开幕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并排坐着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胡厚宣教授。他们从1947年起，就一直是学术界的老搭档了。两位学界泰斗高兴地看到，120多位中外学者济济一堂，甲骨学已从当年的“绝学”发展成为一门为世界所关注的显学，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著名学者吴浩坤先生曾经著文说，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研究的学者已有500人之多，出版专著、论文也有3000多种。胡厚宣先生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和教学半个世纪以上，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撰有论著130多种。诚为一代宗师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与敬仰。吴浩坤评价胡厚宣先生说：“甲骨文是国之瑰宝，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因而被誉为研究国宝之‘国宝’，当今‘甲骨学研究之第一人’！”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胡厚宣先生心里，最挂念的还是甲骨文的搜求与研究。前些年，胡厚宣先生虽然到了齐鲁大学，但因为明义士当年所藏的甲骨还在济南，所以仍然音讯全无。
离开成都，胡先生先到了北京。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济南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殷墟发掘的中断，私人盗掘一哄而起，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更是抓住这一机会，大肆收罗，偷运回国。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甲骨学者，胡厚宣怎么能心安呢？
在北京，胡厚宣先生不顾劳顿，连日奔波在琉璃厂、前门、东四，以及西单、文庙一带的古书古玩铺和旧货摊儿上，凡是见到甲骨，他就尽收无遗。买不到手的，他就摹写或捶拓下来。40多天里，他竟然得到甲骨2000片、拓本6000张、摹写2000幅！
在北京莱薰阁书店，他得知一位李先生收藏有1000片甲骨，胡厚宣先生就上门拜访，终于买到了其中的448片甲骨。这其中有300来片较大的，甚至还有3片完整的龟甲。
在庆云堂碑帖铺，胡先生仔细鉴定，发现这里的藏品有一半多是假的，而且要价特别的高。不过，胡厚宣先生看中了其中的一片人头刻辞和一片牛肋骨刻辞。还有半块骨版，上面记载着“囱方风名”，与他所写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有关。思考再三，他不忍撒手。几经商量，胡厚宣先生得到其中的500片。回到成都，一经对照，那半块记着“四方风名”的大龟版，和殷墟第13次发掘时所得的半块正相结合，胡厚宣先生是多么的兴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