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基亮
贺享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不管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农民，他都曾经走过一段十分艰难的生活道路。他自幼家贫，十八岁小学毕业，即开始务农。早婚（虚岁十八），妻子也是农民。婚后得一子一女，不幸都患有先天性垂体侏儒症。自此，家庭经济拮据，为父为母者精神之苦痛，不难想见。1980年他调到乡文化站做干事，无固定工资；先是每天背小人书下乡，后来又背着黑白电视机走村串户。1989年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1992年正式调县委组织部工作。如上所述，他读书不多，后来完全靠自学提高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第一篇习作，1979年发表于文化馆所办的小册子《渠江文艺》，第二篇作品发表于地区刊物《巴山文艺》。作为一个农民作家，他的创作起点并不很高。依年代阅读其作品，更能够体会到他的创作艰辛。他在文学上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的确来之不易。原因也许就是那么多的不幸中，他毕竟有幸得到了一份生活的馈赠，那就是丰富的生活本身和真切的人生体验。他笔下所写的就是他身边的乡亲和足下的土地，也许在他书中的那些农村基层干部的心灵中，就有他自己内心的体验和情感的涟漪。
以上所述，只在简单介绍贺享雍的生活经历。不言而喻，谈论一个作家，就是谈论他的作品。至于生活世界和文本世界的关系，自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二者之间，既非物像与镜像的关系，也不是实体和影子的关系；它们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不是一个东西”。如果两者完全同一，那么创作的意义何在？如果两者完全没有关系，那么，批评与阐释的最终依据又在哪里呢？
迄今为止，贺享雍的作品大致可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个部分，贺享雍作品的这两个板块，从写作的时间顺序上来说，短篇小说在前，长篇小说在后，这是很清楚的。如果从整体关系而言，不妨认为，他的短篇写作就是在为长篇创作作准备，而长篇小说也可视为短篇作品的一种综合，这是从题材方面而言的；分而观之，短篇与长篇又有其各自不同的文体特征和美学价值。本文主要讨论贺享雍的中、短篇创作。
一、作品的基调
贺享雍最初的作品《山村明月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伊始。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农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在发生新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在不少得风气之先的作家笔下，出现了一批表现农民新的精神风貌的作品。有人在评价这些小说时，敏锐地准确地指出，它们“显示了精神的解放”。
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正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何士光在其短篇小说《乡场上》结尾处的抒情描写，正是表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氛围。小说形象地告诉人们，在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贯彻后，不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促使农民摆脱了旧的思想束缚和时代因袭的精神重负，恢复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应该说《山村明月夜》也是属于《乡场上》一类作品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追求婚姻自主的喜剧性的故事，作品描写了山村姑娘的冰雪聪明，表现了年轻的主人公争取幸福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揭示出婚姻悲剧的根源就在于生活的贫困和精神文化的落后。
小说结尾处也有一段情景交融的描写：
月亮冲出了浮云，柔水似的银辉更加璀璨晶莹，洒满了大地。然而，蓝蓝的天幕上，前面挂着一块更大更厚的积云，皎洁的月光又将被积云遮住，她还能冲出来吗……
分明在希望中又藏着疑虑，明朗中还隐含着忧郁。比较以上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微妙的差异。这使人想起周克芹同时期的短篇《山月不知心里事》，两个四川老乡好像可以彼此引为同调，渠江边上的这一轮山月和沱江边上的山月似乎有更多的相似。在贺享雍后来所写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及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也总是有着一份相同的忧思和沉郁，撩拨着读者的心弦。沉郁的格调实在是其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若是在阅读时对不同的篇目加以比较，这种沉郁的格调在表现形式上有两点值得玩味。一是如上所述，本来是一篇喜剧性的故事，结尾时却透露出主人公一丝隐忧的愁绪，但细细一想，确乎又非突兀的一笔。三个姑娘以“巧计”制胜到底有几分侥幸，愚昧落后的势力并非就此铩羽而归。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们为争取幸福而作出的抗争其实依然没有结束。
在《郭家湾的子孙》中，讲述年轻的寡妇肖槐玉，为了全村人的利益，以自己的机智和胆略，只身与“电老虎”相周旋。但她的所作所为却遭到了乡亲们的误解，当孤独无助的槐玉消失不见的时候，郭家湾的人却“并不在意”，直到“电老虎”栽了跟斗，人们才又想起了她。郭家湾人坐享肖槐玉带给他们的胜利，留给读者的感觉却是“沉甸甸的”别有一番滋味。
另一种形式表现为，通篇是低调沉郁的，而结尾却云开雾散，仿佛一下子明朗起来。
《五月人倍忙》设置了一个家事和公务的矛盾。加明和云芝是一对年轻的恩爱夫妻。加明在公社任管委会干部，长年在外，公务繁忙，家务事、庄稼活、照管两个孩子，里里外外全压在云芝一个人身上，其苦其累，可想而知。做丈夫的心里时感愧疚，而又始终无暇顾及，矛盾日积月累，终究达至临界极限。女人再也承受不住加之于她的重负了，冲突爆发，给丈夫下了最后通牒：不栽完秧子就别想离家，不然就离婚散伙。加明犹豫再三，虽万般无奈，终于还是不辞而别。小说描写加明在路上等车，云芝出乎意外地赶到了车站，原来她是来给丈夫认错的——
怕你生气，来给你说说。都是我一时心眼儿窄，不该……我……
加明眼睛湿润，喉头发酸，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遂和好如初。
这个弯子云芝是怎么转过去的？情感的梗阻真的是豁然而通？这里，作者的“意图”如何，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实际的艺术效果是，在读者心目中，“团圆”的结局传达出来的，是无法排遣的郁苦和对“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的挂虑。
顺便提一下，长篇小说《苍凉后土》的情节发展也是先抑后扬，主人公们在一个接一个的灾难面前，已是心滞力绌，痛苦不堪，最后却是拨云见“青天”（来了个青天大老爷），呈现出一个光明朗照的境界。这个结局的处理与《五月人倍忙》看似相似，其实大为不同。短篇的情节转折看似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而长篇却显出人为的勉强。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此结局“不知道究竟是应当使人高兴，还是更加令人感到悲哀”。
这由此表明，上述两种表现形式——先扬后抑和先抑后扬，形式相反而意蕴相同，都是通过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把沉郁的情感调子演绎得淋漓尽致。但以手法和效果而言，先抑后扬，以喜写悲，韵致却更显含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贺享雍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风格特征，这就是沉郁的格调。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论是人物的内心，还是周遭的环境，也无论是矛盾的纠结，还是情感的激荡，我们都能感觉到它低调的旋律。
二、短篇小说中的农村干部形象
把贺享雍的中、短篇小说中主要角色作一个简单统计就会发现，他写得最多的人物就是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干部形象，在他笔下更显突出和生动。似乎他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情感更投入，并且融入了更多的思考。
小说中出现的基层干部，有《郭家湾的子孙》和《村长三记》中的村长，《五月人倍忙》中的公社管委会主任，《客至》《幽静之地》和《末等官》三篇所写的都是党委书记，这些无疑都与作者的自身经历和他对人物的深切体验密切相关。
《村长三记》写了三个小故事。
《兜圈》写村长为了完成粮油入库的收购任务，在毒日头里一道道沟、一道道梁地跑来跑去，逐家挨户催促征收。村民不知道上头又要摊派征缴什么了，就山上山下地跟村长兜圈子。村长忙活了大半天，却见不着一个人影。而他的管辖范围竟是三百多户人，七百多道沟沟梁梁。七百多道沟沟梁梁和一个孤单疲惫的身影，就是小说凸现出来的意象。
《午炊》讲述的是一个有“米”而无“巧妇”的故事。乡上来协助村里搞计划生育，为安排当天的午炊犯愁。找到一个女人不肯做，找两人也不答应，最后只有求到自己的老婆，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女人不但不应允，干脆锁上灶屋，一走了之。
第三“记”：《过年》。一村妇连生三胎，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村长下令挑走了她家的粮食，牵走了猪。谁知过年时节，女人竟闯进了村长的家门，又哭又闹，掀翻了一桌摆好的杯盘碗盏，还和村长老婆抓扯厮打。等到一场风波好不容易平息，自己的女人又哭又闹起来：“都是你这个砍脑壳、挨刀的，大年三十也不清静，我、我不和你过了……”
三个故事篇幅都很短小，写得极为精彩而且生动传神。这些事都是农村中经常发生的，对于贺享雍来说，显然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好像是顺手拈来，随意成篇，没有经过多少构思似的，给人以毫不费力的感觉，但是读来却有极强的生活实感，有一种很尖锐的穿透力。三篇虽然都以写事为主，没有去细细刻画人物，但是却写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的左右两难和上下无奈的处境。他们仿佛在夹缝中生存，上有层层领导，在下直接面对农民，我们不妨把贺享雍笔下的这种类型的人物称之为夹缝中的“末等官”。《兜圈》中有一首童谣，仿佛是为他们画出了一个剪影：
村长村长你莫吼，你是一条撵山狗。
上头叫你叨兔儿，你就不敢咬毛狗。
我相信，“末等官”这个人物类型的“共名”，完全可以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贴上自己的标记。
贺享雍的这类小说虽然没有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但它以对现实的极度贴近，近距离地对生活的逼视，确实抓住了一种典型的矛盾，写出了典型的生活环境和典型的生存境况。
《客至》中的“客”，是指上面派下来的所谓“抗旱工作队”。这伙人打着“抗旱”的旗帜，整日里不是打麻将，就是钓鱼，还让人陪着游山玩水看风景。乡党委书记老吴心里窝火，却又无可奈何，一来不敢得罪，二来又想争取到一笔抗旱款子，所以还是被迫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拍电视的抗旱场面。小说旨在揭露领导干部中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同时也写出了基层干部两难的苦处。小说结尾处，忽然天降大雨，冲散了“客人”们的好戏，这寓意嘲讽的一笔，却也把“主人”的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如果只是一味地写无奈，就容易导致单向地看取生活，同时也把人物性格简单化了，这样写出的生活就会流于平面，人也会是平面的画像。正如斯蒂文孙所说，小说是环境的诗。人的情感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人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主动的行为与被环境压迫的行为。同样是表现人物的无奈，而在《末等官》中，由于写出了主人公、乡党委书记王光明多方面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无奈而有为的精神逻辑，而不仅仅是环境的被动产物，因而也就写出了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个性。
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县委书记路过下湿田改造工地，情况也不弄清楚，下车伊始就瞎指挥。挨批的人心里窝火，头也没抬就给他顶了回去：“你球吃多了，就知道瞎指挥！”县委书记气得够呛，急着去找王光明。当他转过身，那人早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为了化解县委书记的火气，王光明就说：“这人不是本乡的，如果是，谁还不认识县委书记？”如此，靠着他的机智，平息了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这个细节既表现了农村基层干部带有普遍性的特征：知上知下，灵活、务实，又写出了王光明厚道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