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开始的时期。这时期铜器已经衰落，铁器兴盛，而金银器也结束了与铜器的“师徒关系”，走出了铜器附庸的阴影，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一种专门的手工工艺门类。
秦汉时期的金银器制作除了继承以前传统的范铸工艺外，多用锤揲、焊接法成型。创新的细工艺有炸珠、掐丝、堆累等，这些虽在北方匈奴地区早已部分地应用，但在中原地区还是首次，其中焊缀金珠的工艺最为重要。这时期，银盘内底饰有凸凹纹饰，上面多进行鎏金，这种“镂银盘”应是唐代金花银盘的祖师爷。
由于金银开采业及金银制造业的发展，这时期金银器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既有带钩、车马器、装饰品，也有印章、医疗器具、玉衣金银缕、器物铺首、权衡器、盛食器具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时期，丝绸之路已经开辟，中国的丝绸等货物输送出国外，金银器物当然也不例外。1939年，在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附近卡鲁伊溪谷发现的仙人骑兽镂空镶嵌金带，具有典型的汉代作风，可能是来自汉朝的贸易品。与此同时，西方的货物也有输入，有些手工工艺对汉朝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炸珠、焊珠工艺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常见，故有人认为我国汉代的焊缀金珠法是从国外传入的，但也有人持本土创造的意见。又如，山东临淄西汉齐襄王墓、云南晋宁滇国墓、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银器上的花瓣形凸泡饰，在我国罕见，但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金银器上却很常见，故可能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
一、秦皇御驾
秦朝由于存在时间较短，仅十几年．所以迄今为止出土秦代金银器的地点极少。1978年，在山东淄博大武乡的西汉齐王刘襄墓的陪葬坑中出土了一件鎏金刻花银盘，是目前唯一刻有秦代纪年的银器，也是唯一的秦代银质器皿。除此以外，秦代的金银器出土地点就只有秦始皇陵的大型陪葬坑了。
众所周知，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是经过科学发掘揭露出来的。其规模之宏大，阵容之完整，令世界震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80年，秦俑考古队在秦始皇陵西侧又发掘出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这是继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以后，我国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铜车马出土时，因年久日深，木椁塌落，车舆已压碎，马也伤残，零件加碎片共三千多件。经过考古工作人员几年时间的努力，铜车马终于集零为整，修复如初了。这两乘铜车马每乘车驾马四匹，各有一御官俑，大小约为真车、马、人的一半。车驾结构完整，系驾皲挽具齐全，并配有大量金银构件，饰物华丽富贵，以白色为基调，显得肃穆典雅。根据两车的形制结构，一号车配备各种兵器，二号车除御官佩剑外，别无兵器，但有穹庐式车篷，安稳舒适。再据出土时一号车马居前，二号车马居后的位置推断，一号车可能为倚坐的立车，也称高车，二号车为坐乘的安车，一号车应是从属二号车的前导车。
两辆车马均为铜制，但也配备了一些金银的车马具构件，如泡、泡钉、管、镳、当卢、盖帽、盖弓帽、弩辄、门闩、、辖、方策、环等，种类比较丰富，但器型均较小。这些金银构件，使我们知道秦朝的金银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能综合使用铸造、焊接、锉磨、抛光、嵌铸、胶粘等技法。特别是焊接技术之精，在放大24倍的显微镜下，才可看到焊缝和小焊点。这大概与秦国兼灭六国、尽取工艺之精有关吧。
大概是由于是皇家御用车马，这两辆车上配备的金银构件数量是较多的。据报道，二号车马共配备金构件737件、银质器983件。构件中数量较多的是板状金节约，为331件、素面金泡240件、素面银泡250件、长条银节约302件、管状银节约162件。
一些金银构件的形制结构较复杂。金当卢呈叶形，正面铸阴线卷云纹，背面有鼻纽4个，并垫有大小与金当卢相当的铜托。银呈直筒状，体侧铸穿辖透孔，通体环周有五道凸弦纹，其中第三道弦纹旁有与飞车令衔接的卯口。银辖呈方柱体，上端饰双角卷曲的羊头，下端有一穿孔。错金银弩机长7．5厘米，侧高14．2厘米，由悬刀、钩牙、望山、机廓等构件组成，廓上端端面宽1．8厘米。钩牙、悬刀和托的露出部分，均饰错金银花纹图案。弩辄（张弓用具）呈水平状焊于舆栏板上部，状如伸颈昂首的仙鹤，头方圆，颈狭长，呈椭圆形，体为长方体扁筒，体表铸饰象征翅尾的勾联卷云纹。
有些金银构件的用途，可通过其组合形式得知，一号车马的骖马马颈上都系一缰索，缰索由几十个金银管、长方形金银节约、小银环、缀金银泡的铜片组合而成，长约两米。二号铜车马的两马骖马颈部各套一扣椭圆形“项圈”，由金银管相间焊接而成，周长75厘米。两车马的两骖马腹部都有一，由一节节饰四枚金或银质小泡丁的铜片相间、子母马扣接而成。马络头均由金泡2件、银泡3件、银镳2件、铜衔1件、金当卢1件及连接这些构件的许多扁形金银节约管构成，金节约、金泡均与银节约、银泡相间使用。银质盖帽一般套于衡末端，车舆栏的角柱顶、车伞伞弓端上。银门闩用于车厢后门之上。
铜车马虽为明器，但处处仿照真车马制作，其豪华精致程度，体现了秦始皇御驾车马的风采，也为研究秦始皇时期的车驾舆服制度以及道路交通情况提供了准确的实证。
秦陵铜车马坑是秦始皇陵众多陪葬坑中的一个，它位于陵园内城与宫城之间，居于地宫神道一侧，应是秦始皇御用车库的象征。现在已经发掘的一二号铜车马则只是车库中的一部分，类似的金属车马当还有几辆。据蔡邕《独断》记载：“法驾，上所乘日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安车，五时立车各一，皆驾四马，是谓五时副车。”又据晋崔豹《今古注上舆服》记：“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阅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金根，故因作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焉。”所以，根据这些记载，御用车库之中当有形制更大、等级更高的六马拉的金根车，但这只能等待以后的考古发掘来证明了。
二号铜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驾四马；有屏蔽车室，车室分前后室，把主人和御官分隔开来，以显示主人的尊贵；后室完全封闭，但设有门窗可以开闭，以利进出和调节室内温度、避阳挡尘和观赏沿途风景；御官和主人均采坐式，不但行走舒适，而且车身重心低，行驶轻快，不易发生危险，可能安车之名就是来源于此；装饰华美，五彩缤纷。从以上几个特征来看，此车应为安车。
一号铜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驾四马；车舆敞口，周围有围栏，后面中间为车门，御者倚立于车舆上；车舆上立一伞盖；车上设有弩盾矢菔。根据上述特征分析，一号铜车应为立车，也称高车，它是一种轻车，而不同于一般的战车。
从出土位置和造型装饰的统一性、功用上来看，一号和二号铜车马应是一组配套的车辆，立车在前，起先导和警卫的作用，而二号车则在后，是主车。
《后汉书·舆服志》记“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这里所说的“方”指五方，五方即东、西、北、南、中；“色”即五色，五色指红、黑、青、白、黄。五方和五色的搭配是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央黄，而五时则指春、夏、中央土、秋、冬，分别配以青、赤、黄、白、黑。汉承秦制，汉书中记载的五时车或五时副车与秦的五时车当很相近。
一二号铜车马属五时副车中的一时，以白色为主，属西方色的一组车马。与这两辆铜车马同埋的，估计还应该有其它四时副车也就是八辆车，加上最高等级的金根车，应总共还有九辆车尚未被发掘出来，这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证实。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了车轨，修筑了当时最长最宽的驰道，而且建立了卤簿制度，即皇帝专用车马仪仗的次序制度，使帝王出行时，前有前导，后有扈从，左右有伴驾，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气派非凡。
秦始皇在立国后，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的十年间，共出巡了五次，行程由东南向东北，又由东北转西北，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每次出巡少则数千公里，多则逾万公里。秦始皇五次出巡，驰骋万里，射鲛于东海，封禅于泰山，目的在于威加海内，震慑天下，故仪仗浩浩荡荡，相当雄伟威风。当时，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亭长，见之曾赞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在会稽，年轻的项羽见秦始皇的车队威风，也不禁心驰神动：“彼可取而代也！”秦始皇第三次出巡至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北）时，韩国公子张良为复仇在此伏击，掷出一个重达120斤的铁锥，但误中副车，没有伤及秦始皇。
秦始皇出巡乘坐什么车，史书记载中提到的仅是“韫辕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大规模出巡。他们游云梦，过丹阳（今安徽当涂），至钱塘，上会稽……，不料巡游至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大平台），秦始皇途中发病而死。随行的左丞相李斯与中车府令赵高合谋，秘不发丧，严格保密，他们把始皇尸体放于封闭的车中，让百官奏事上食如故。时值盛夏，李斯还派人拉了一车鲍鱼紧随，掩盖了尸体发出的异味。最后赵高终于阴谋得逞，篡夺了秦朝的实权。
车京车，据孟康的解释为“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车也”。颜师古也注日：“本安车也，可以卧息”。故车即安车，也就是二号铜车的形制。那么为什么秦始皇出巡时只用安车，而不用最高等级的金根车呢？原因可能是因为金根车作为最豪华的第一御用车，只用于特别重要的礼仪场合，而平常一般场合只用安车和立车，而且金根车用六驾马，需要较宽的驰道，而安车系四驾马，既轻便又迅捷，对道路的要求又不是那么高，故宜于长途旅行。所以，安车作为御用车驾，能发挥出其它车驾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安车发展到汉代时，变成了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们乘坐的车马定制。车原本为皇帝乘舆，但自沙丘载运秦始皇尸体后，就成为丧车的专称了。
二、西汉赐金之谜
翻开《史记》《汉书》，西汉皇帝赐金的记载比比皆是，少则一二斤，多者达数万斤。其赏赐次数之众、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从记载上可以看出，从高祖刘邦至平帝、王莽，每一代皇帝都喜赐金。赐金对象有立国功臣、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王太后、公主、二千石吏、家令、医者等，总数达八十多万斤！除赏赐以外，离间敌人、行贿、聘皇后、储存、外交、外贸等几项共计用黄金一百三十余万斤。如刘邦曾专门拿出黄金四万斤，让陈平去离间项羽群臣。汉制，每聘皇后，辄用黄金二万斤。王莽时，国库黄金万斤为一匮，共有六十匮等等。总上统计，西汉用金量达二百多万斤，这尚未包括诸侯王及贵族大臣所有的黄金。
西汉真的拥有那么多黄金吗？此谜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怀疑。人们感叹“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如《宋史·杜镐传》记：“（太宗）又问：西汉赐予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从考古上来看，已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列侯墓已有三十余座，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定县八角廊中山王墓、山西太原代王家族墓、徐州北洞山和黾山楚王家族墓、长沙马王堆车大侯夫妇墓、广州南越王墓等等，这些墓形制宏大，随葬品丰富，其中不乏稀罕珍品，但是黄金器物不见或占的分量微不足道，更不用说那些中低级官吏及平民百姓的墓葬了。这显然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不相符合，这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一种解释是西汉外交、外贸引起黄金的大量外流，以至于西汉墓中和东汉以后黄金减少。如武帝曾“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武帝拜骞为中郎将，……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但外交不可能倾尽国库，更何况西汉通使的国家和地区多盛产黄金。外贸主要是以丝绸为主，一般是以物易物，也不可能造成西汉黄金的大量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