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带钩为白银铸成，通体鎏金，长18．4厘米、宽4．9厘米。钩首用白玉琢成，镶嵌于钩身前端，形似曲颈昂首的鸿雁头。钩身两端为两相背的兽首，形似牛头，双耳呈扁环状。中间自前向后依次排列3枚大小不同的蝌蚪纹白玉块，玉块中心还各镶嵌半环形琉璃彩珠（俗称蜻蜓眼）。钩身两侧，对称装饰长尾鸟，形体修长，呈S形屈曲回旋，尾部作歧出的分尾形，爪、尾反复缠结。
固围村银带钩是战国时期金银工艺水平的杰出代表，它运用铸造、凿刻、浮雕、镶嵌、鎏金、漆绘等技法，巧妙地利用金、玉、琉璃三种饰料的色彩对比，在视觉上造成从里到外的层次感，又有自前向后的节奏感，同时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该带钩钩首后曲，钩身向上弧曲，宽窄变化处理得当，形态十分优美。细部凿饰小点，并以黑漆勾线点睛，更丰富了色彩层次和变化。这件带钩可以说是所有带钩中最为精美绝伦的一件。
从固围村银带钩可以看出，带钩虽小，但作为衣冠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重视冠服礼仪制度的古代，反映着佩用者的身分、地位等级，所以在选择带钩的质地、式样和装饰方面，古人们无不尽其所能，以求新奇。《淮南子·说林》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说明满堂宾客虽然其腰带都是一个式样，但带钩却各不相同。又《庄子．脏箧》记：“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可见带钩作为等级财富的象征，是不容被偷盗的，否则要处以死刑。
四、金银错饰
春秋战国时期，是金银错铜器出现和发展盛行的时期，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金银具有天然美丽的色彩，装饰上它们，可使铜器更加美观富贵，价值倍增。更何况金银都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能，易于加工并错镶于青铜器上；其次是这时期金银开采量非常有限，不可能大量制作纯金纯银的器物，而错金错银则既可以节省金银材料，又可以达到装饰的效果，更可以装饰更多的青铜器，所以是一种经济又实用的方法；再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列国分立，贵族阶层不断扩大，从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故而错金银铜器便应运而生了。
错金银器中最先出现的是错金，时间在春秋中晚期。实物为传世的栾书铜缶，缶上用金丝错铭40字，在盖内错铭8字，总共错铭48字。栾书为春秋晋国晋景公、悼公时的国卿，此器当做于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春秋时期，错金铜器多为戈、矛、剑等兵器和缶、尊等礼器。错金多为铭文，花纹很少且较简单。铭文在南方多为鸟虫书，盛行于吴越等地区，在北方则为篆书，流行于蔡、晋等国。
至战国时期，错金工艺日益发展，所错花纹和文字日臻繁缛。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早期墓中出土的铜豆和铜盘，通体错金，花纹有变形夔纹、斜角云纹和垂叶纹等，又如同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的编钟、兵器、车器等上面也多有错金的铭文和花纹。
从战国中期开始，错银铜器和金银混错的铜器出现，但单纯错银的铜器非常少见。这时期是金银错饰的繁盛时期，错金银器物大量出现，不胜枚举，此仅举著名的鄂君启节和中山国王璺墓中出的“王陵兆域图铜版”为例。
鄂君启节于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鄂是地名，在今湖北鄂城县，启是鄂君之名。鄂君启节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通行凭证。节用青铜制成，节形如竹，共4件，其中车节3件、舟节1件。车节皆长29．6厘米，其铭相同，均金错篆书150字；舟节长31厘米，有错金篆书165字。从铭文来看，启节制于公元前323年。当时楚国关税十分严厉，即使像对鄂君启这样的国内封君也不例外，虽然格外照顾，但却详细规定了从鄂至郢水陆两路车舟的数量、行程期限、路经的城邑及货物的类别等，不能超越上面规定的范围。
“王陵兆域图铜版”于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战国晚期中山王璺的陵墓之中。铜版呈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上有用金银丝镶错的王陵陵园平面规划图，图中详注了陵园各部分位置及尺度，并附有中山王关于营建王陵的一段诏令。此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筑规划设计图。同墓出土的还有几件错金银器，如银镶双翼神兽、虎噬鹿、错金银动物器座等。
据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错法基本上是先在铜器模范上做出错金银纹的凸饰，铸器后再把金银丝压嵌于铜器上的纹槽内。如山西侯马牛村古城东周遗址出土的陶范上即有用于铸造错金银图案花纹的迹象。而另外一种金银错法则出现较晚，约在西汉时期，即先铸铜器，再用铁、钢之类的硬金属工具在器物上凿出纹槽，然后再错嵌，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V型错金铜冒，其错纹的转弯处就有锯凿的痕迹。
铜器错饰金银之风，从战国中期繁盛起来后，一直延续至西汉时期。从目前出土的错金银器物来看，战国中期至西汉时期是金银错工艺最发达的时期。
五、匈奴的风采
匈奴是战国两汉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的祖先是商周时期的鬼方、犭严狁、戎、狄、胡，主要活动地区在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阴山一带，使用以动物纹为特色的青铜器，人称“鄂尔多斯青铜器”，其文化称“鄂尔多斯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
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匈奴的社会经济水平得到相当的发展和提高。根据考古资料，至迟在战国晚期，匈奴的奴隶制已经形成，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如内蒙古阿鲁柴登、西沟畔古墓中除出土青铜器、铁器以外，还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巧，绝不见于随葬简单工具和装饰品的一般匈奴墓葬，显然属于高级奴隶主贵族或部落酋长所有。
迄今为止，战国晚期的匈奴金银器已经出土一批，地点有内蒙古伊克昭盟的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的西沟畔、东胜市的碾房渠以及陕西神木县的纳林高兔。金银器主要是装饰品，有冠、项圈、长方形饰牌片、耳环、串珠等，未见任何器皿。制作方法有锤揲、浇铸、镶嵌、镌镂、编累、掐丝、焊接等，既有浮雕作品，也有透雕和圆雕作品，风格与鄂尔多斯铜器完全一样。纹饰以各种动物为题材，有牛、羊、马、虎、狼、刺猬、鹰鸟等，既有单兽蹲踞形、伫立形、身体反转形，也有群兽形、群兽争斗形等，充分体现了匈奴民族自然写实的审美观和高超的金银加工技术。
阿鲁柴登两座墓葬中出土的金器达218件，总重4000余克，银器只有5件。金器中以金冠饰最精美，冠饰由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两部分组成。冠顶高7．3厘米．重192克。冠为半球面体，冠面浮雕四狼攫四羊，冠顶中央傲立展翅雄鹰一只，中空头、颈部镶嵌有两块绿松石，并有金丝与鹰体连接，尾部另作，插入体内并以金丝连接，故头、颈、尾都可左右摇动。该冠不但外观金碧辉煌，而且构思巧妙，使戴冠者一走动，冠上雄鹰便摇头摆尾，十分生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带组合而成，前部为上下两条，两条的中间及末端有榫铆插合连接。后部一条，两端分别半浮雕虎、盘角羊、卧马，条带的主体部分为绳索纹。冠带周长60厘米，重1202克。据文献记载及根据墓葬的地理方位以及从墓中的出土物来看，出土金冠饰的墓葬主人很可能是匈奴王或一部落酋长，金冠饰代表了战国时期匈奴金属工艺高超的水平。
东胜市碾房渠金银器窖藏中出的虎狼咬斗纹金饰牌和两件金耳环也很精美。金饰牌系铸成，浮雕镂空，造型为立虎咬斗狼，狼口下部有一蜷缩的动物。虎身上还浮雕群虎围猎狼的图案，饰牌背面有一方形钮。此牌长13．8厘米，宽7．95厘米，重225克。金耳环两件，制作较复杂，一件由耳钩、长形绿松石、梯形和圆花瓣形红玛瑙、金片、金环及下端三片柳叶形金片连接而成，另一件上面也用绿松石和红玛瑙石相串，下为4个大小不等的金环，最下端连接一锥形物。
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墓中出的金银器也不少，精品有鹿形金怪兽和银鹿。金怪兽为圆雕制品，主体似鹿，鹰喙，双角，偶蹄，立于一四瓣形托座上，双角作八字形，角分四叉，叉端各有一浮雕怪兽，亦立耳、环眼、鸟喙，脖颈屈曲结，前后相连构成兽角的主干。怪兽的角、尾、托座系另铸后焊接的。通长11厘米，高11．5厘米，重250克。银鹿5件，均伏卧，体态匀称。雄鹿双角弯曲向后倾，分五叉，系分铸后插入鹿头的两圆孔内，长10厘米，通高8．5厘米。
准格尔旗西沟畔墓葬中出土虎豕争斗纹金饰牌、金耳坠、金项圈、银节约以及剑鞘装饰金片等。值得注意的是两件金饰牌和7件银节约的背面均有汉字刻款。其中，金饰牌背分别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二两廿朱少半”不等。其中6件在重量单位前还刻有“少府”之官名，可能说明这是中原王朝专门为匈奴铸作的。西沟畔出土的带有汉字刻款的金银器，是匈奴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它不但为这批器物的准确断代提供了依据，而且还为研究中原文化和匈奴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探讨战国晚期匈奴文化面貌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六、器皿之先
战国之前，金银器都是器型小、用金量不大的装饰品和车马具，未见有器皿出现。
进入战国时代，情况有所改变。在南方楚国和越国地区，率先出现了金银器皿，如浙江绍兴306号墓中出土的玉耳金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金杯以及传出安徽寿县的银。
浙江绍兴306号墓是一座战国初期的越人墓葬，入葬时间约在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不久，墓主可能是越国相当于卿大夫的巫祝一类人物（此墓至少有三鼎随葬）。该墓出土的一件玉耳金舟，可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第一件。
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是世所知闻的一座重要墓葬。墓中出土成套的64件铜编钟最有名，挂于铜木结构的钟架上，至今音乐性能良好，音色优美．可演奏古今乐曲，令人叹为观止。同墓还出5件金制小器皿，有盏、勺、杯、器盖。盏有盖相配，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盖径15．7厘米，重2156克，是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此盏造型端庄，盏身圆形，敞口斜腹，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环耳，底平，下接三个倒置的凤首。盖略大于器口，盖顶中央为环形提手，下有4个短柱与盖面连铸以起隔热作用。盖的口沿两侧有两个对称边卡，可与盏口扣合。盖面顶部铸饰精细的蟠螭纹、绚纹和云雷纹，盏腹上部则铸饰宽带纹状蟠螭纹。
与盏相配用的还有置于盏内的金漏匕一件，匕柄长而扁平，匕首呈椭圆凹弧形，饰镂空变异龙纹，通长13厘米，重6．4544克。
金盏的铸造工艺复杂，采用了器身与盖、耳、足等分铸，然后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纹饰铸造也非常精细，细如毫发，华丽至致。
金杯通体素面，呈束腰圆桶形，平底，腹上部置两个对称的耳环。盖圆形隆起，直径略大于杯口，盖沿有三个等距内卡。通高10．65厘米，盖径8．2厘米，总重789．9263克。
另有金器盖两件，均不见器身，器盖与盏顶形相似，唯盖顶为大小环相套的环钮，上饰变形龙纹、重环纹和变形龙凤纹等。
这批金盏、勺、杯等器皿，应是墓主也就是战国早期曾国侯乙生前的豪华饮食用器。
银质器皿在战国时期也已出现。故宫博物院现藏一件楚王银匝，传建国前出于安徽寿县。此匝体呈瓢形，无足无鎏，通体光素。口径最大12．5厘米，高4．9厘米，重100克。流下的腹部刻“楚王室客为之”，底还刻“室客十”，笔画纤秀。据铭文和器型小巧推断，此当非盥洗用品，不太可能像铜那样为盥洗用器，而应是盛酒或倒酒的、楚王宴饮宾客的酒器。战国时期还有一件楚国的银质器皿，现藏于美国芝加哥，传出于长沙近郊，上有年款“楚怀王二十九年所制”。这两件银器是目前我国最早的银质器皿。
上述这批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金银器皿，制作精美，技术成熟，当与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工艺水平有关。它们的出现使金银器结束了没有器皿的初级阶段，为以后金银器皿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