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共舞，方显谋略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一定记得，在秦朝末年的楚汉相争中，刘邦曾提出“斗智不斗力”的原则，从而使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最终战胜了虽然强大，却只知以力取胜的项羽。“斗智不斗力”从此被人们奉为在一切竞争中夺取胜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李嘉诚是个爱读书的人，他一定熟悉这段历史。他深知“斗力”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取得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李嘉诚是个智能型之人，在其平生经历的所有的商战中，始终坚持着“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在与众华商合战置地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就在李嘉诚准备导演一场“火烧赤壁”的好戏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李嘉诚的挑战，凯瑟克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土匆忙商议对策，开始布置反收购行动。
在4月28日，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1日初，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
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关点，如何就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次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的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僵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甫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策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李嘉诚的做法启示我们，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也不必非当常胜将军不可。在不利条件下坚持“斗志不斗力”的原则尤有必要。
志当存高远，运筹隆中对
“志当存高远”，是我国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的一句名言。诸葛亮在青年时代就具备了远大的志向，在未出茅庐之前就自比管仲、乐毅，就想干一番大事业。远大的志向加上良好的谋略，使他成就了一番伟业。
诸葛亮，字孔明，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谋士。他的远祖诸葛丰，官至司隶校尉。但后来家境日渐衰落，父亲诸葛*9摇只做过泰山郡的副职行政长官。诸葛亮在幼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但诸葛亮自小就志向远大，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他立志苦学，具备了经大纬地之才，成为千百年来智慧的化身。
公元194年，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被任命为豫章（今江西南昌）的地方官，14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幼弟随同叔父来到豫章。可是诸葛玄到任不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接任。诸葛玄只好弃官别走，携诸葛亮兄弟投靠了荆州的刘表。从北方到南方，辗转千里，流离漂泊的生活使诸葛亮增长了见识。不久，叔父也死去了。诸葛亮不愿寄人篱下，公元197年来到荆州襄阳的隆中地方居住。诸葛亮在隆中依山傍水，盖起数间茅舍，购置了几亩田地，过着隐居的生活。他经常“躬耕陇亩”，劳动之余，又要激昂慷慨地吟诵《梁父吟》，借以抒发自己的远大志向。那时正值曹操、袁绍在中原地区角逐，荆襄一带比起战乱频繁的北方要相对安定一些。因此，有不少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北方来到这里避乱。诸葛亮很乐意与他们交游，像颍川（今河南禹县）的石广元、徐庶（即徐元直），汝南（今河南确山）的孟公威等人，都是他的好友，彼此交情很厚。诸葛亮与石广元等一起读书，各人读书的方法不同。石广元、徐庶等人对所读书的内容务求精熟，这就难免流入刻板，往往不易融会贯通。惟独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抓住书的要点，着重领会其精神，往往会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诸葛亮勤奋好学，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历史与现状均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段学习生活，使诸葛亮开阔了视野，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为以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在隆中并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十分关心当时的时局。他常与朋友们晨晚相聚，探究经术，议论古今，品评时局。一次，他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说：“你们三人如果去做官，凭你们的才于，是可以做到刺史、郡守的。”三人问及诸葛亮的志向如何时，他却淡淡一笑，不作出正面回答。其实诸葛亮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他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管仲、乐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乐毅担任燕国的统帅，与赵、魏、楚结盟，指挥联军打败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说明他的抱负和志向超过了好友石广元、徐元直等。这种远大志向也是他走向成功的强大动力。正因为诸葛亮有了如此远大的抱负，才促使他刻苦学习，用丰富的学识为事业的成功做铺垫。丰富的学识又为诸葛亮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207年，诸葛亮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机遇到来了。这年冬天，刘备三顾茅庐，使这位奇人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学。
刘备，这位自称“中山靖王之后”的市井英雄，早年曾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后与关羽、张飞结识。尽管刘备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但由于缺乏一位足智多谋、见识远大的助手，导致刘备在事业上屡屡受挫。刘备在接受了徐元直的建议后，决定亲自去请诸葛亮出山。刘备一连去了三次隆中，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便恳切求教。诸葛亮将自己的宏图大略和盘托出，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他将当时的形势分析得极为中肯，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诸葛亮理清了刘备的思路，使他思虑已久的战略计划豁然显出了轮廓。一番隆中对，使刘备确认诸葛亮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当即热情相邀诸葛亮加入他的政治集团。从此，诸葛亮放弃了隐居的生活，直接投身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为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诸葛亮协助刘备平四川、定西南，终于与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的韬略得到了充分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