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凡经商皆是为利，如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嘉诚能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这在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不错，李嘉诚确实舍小利，而牟取大利。他拥金据银，却不大撤银纸追求奢侈，而拿出不菲的钱款用之于公益，就此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李嘉诚这种成全他人利益的做法，无疑是得人心的，所造成的良好影响虽然看不见，但时时处处都可能对他发挥良好的作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尤其是这样。但是，一个高尚或有智慧的商人，却往往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甚至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以求人和，以求更大的利益。
亲疏有别，诚信不变
过犹不及。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否则如今的天下肯定已经大乱，与人合作亦如此理。
一位学子自深圳归来，谈起一种“深圳现象”——“相识容易相会难”。在那里要认识一些新朋友并不难，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的每一位青年，都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你只须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跟他打个招呼，肯定没有人会拒绝你。但与你结交之后，尽管相距不远，你也不可随便去“骚扰”对方，如无事不能动辄登门拜访以畅谈为乐。
因此，在与人合作的过程中，不要显得亲密无间，而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可能感到困惑，发出叹息，陷入深深的沉思中，道一句“人情淡薄世风日下”了。可人际心理学家的指导，也许会令你大吃一惊：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
每个人在准备和别人建立合作联系时，心里都有一种对“合作关系持续期”的估计。
第一类是“长期关系”。人们都渴望和自己家庭直系亲属的交往以及较近一些的亲属的交往能持续一辈子，如果造成这一关系破裂，你的心中准会感到内疚和不安。
第二类是“中期关系”，这类关系持续期的长短，可以因朋友关系，邻居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而相异。
第三类是“短期关系”，大部分服务性行业关系属于这一类，如营业员，房管所的管理员，送奶人，理发师傅等。
在今天的生活中，随着社会文明步伐的加快，随着社会开放与变革进程的加速，“快节奏”成了社会的显著特征，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怪异的两极现象：一方面是人们的人际交往合作空间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平均持续期大大地缩短了。比如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邻居关系也因搬迁次数而改变，因为职业流动，同事关系也因变换岗位而改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变动的速度愈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持续期就往往愈加缩短，临时性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大特点。因此，要增加一个人生活中的接触面，就必须既能建立关系，又能割断关系；既要会交往，又要会疏远交往的那些适应性最强的人，也是社会上最吃得开的人。
如此看来，“深圳现象”恰恰是人际关系中“疏远合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交往原则。“久居难为别，频来亲也疏”这句俗语，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疏远合作”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人的社会化日益明显；但却不应排斥人生还有独立的时空。如果没有独处的绿洲，人的心里实际上就会有不安全的感觉，生活也难说有真正的自在。
因而，与人合作、交往这根“弦”需要有张有弛，不能老是绷得紧紧的。过于频繁的交往，往往会使人感到厌烦。
人际关系的深度固然与交往的频率有关，“老死不相往来”是不可能有交往深度的。但这个频率也要有个“度”。你若与别人交往，三天两头就要见面交谈，一谈就谈个大半天，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可能吗？即使是什么事都不干的清谈家，时间和精力也不允许他这样做，除非这个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二个朋友或更少的交际对象，除非这个人是在与女朋友商议婚事如何筹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学会疏远合作，自然可以化为许许多多的具体内容。
当你要去拜访别人时，应尽量做到不当不速之客，而要尽可能在光临前先与对方联系好，在交谈中如果发现对方有“比较忙”的细微表示时，应尽快把话说完，识相地迅速起身告辞，谈话中不要对人家的家庭情况“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要像“查户口”似地问个没完没了，不要乱动人家的东西等等。
又如，当你觉得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时间与精力已有“超负荷运行”之感，很想来一下疏远交往时，那就不妨培养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去调节。
我们在人际交往中，一方面要“动若脱兔”，广泛接触社会，结交朋友认识生活；另一方面又要“静若处子”，当“寂寞”时就要甘于寂寞，以便静下心来，潜心钻研。如此“动”、“静”结合，“亲”、“疏”结合，不甘寂寞又甘于寂寞，正是体现了“既要会合作，又要会疏远合作”的处世之道。
多行不义必自毙
俗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殷纣王刚愎骄横，牧野兵败；拒谏施淫威，导致商朝灭亡。殷纣王的所做所为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事物发展规律。
殷纣王敏捷过人，力大无比，能空手和猛兽搏斗。而且能言善辩，好强词夺理。他不轻易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商朝末期，政治腐败到了极点，财政日渐吃紧。纣王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决定用强力向各附属国加征贡品。纣王极力强调商王代天驭民，统辖万邦。各国只应俯首臣服，不能有丝毫违抗。对于贡品，更要按时缴纳，并列出很大的数目，宣示各国，积极筹措，按时送来，不得贻误。各国首领见此情景，有苦难言。
纣王这种以权力压别人强令进贡的做法，使各国首领和百姓怨声载道。虽然这样以来可暂从各附属国搜刮来大量贡品，但却在各族之中大大丧失了威信，搞得四方离心。
在各国不得不缴纳贡品时，有个有苏国，却未及时交上，纣王震怒，决心向这个小国开刀，以恐吓别的部族。他亲率大军，一举打下有苏国。吓得有苏国王赶快倾国收罗了一些宝物、美女，口称死罪，膝行而前，双手奉上礼单，表示以后再穷再难，也要按时进贡。纣王见有苏王确实虔诚，又见这里确实贫穷，便把有苏国王训斥了一顿，班师而回。当他检点有苏国王献的宝物美女时，发现一女子，名叫妲己。此女不但美貌异常，加上言语巧慧，举目妩媚，很得纣王的宠爱。于是，盛气凌人的纣王更加骄奢淫逸、沉缅于女色了。
纣王令工匠做了一双精致的象牙筷子，被大臣箕子知道后，建议纣王不要用。因为有了好的筷子，就要配上好的碗盘，再配上精美的饮食，逐渐由俭入奢。纣王听不进去，果然，他享乐的欲望逐渐升级，由吃喝玩乐，到歌舞声色，到大修宫室，到作弄人取乐。因整日在都城内歌舞，都城便叫朝歌。
为了强令各部进贡，防止百姓说自己的坏话，纣王又挖空心思地造了炮烙之刑。这种酷刑，引起朝野一致反对。大臣梅伯义正词严地对这种做法提出反对，纣王下令将梅伯斩杀。九侯要劝他，不得近前，便把女儿进贡给纣王，待机对他劝谏，也被纣王当场杀死。鄂侯对纣王残酷暴戾又听不进劝谏的做法表示不满，也被杀死，并且被剁成肉酱，分送给各个属国，警告他们说，这是敢于反对纣王的下场。
当时朝内有一种史官，是专门记载国内和朝内大事的。自古记史强调实事实说，不然要落千古骂名。史官太史辛对于纣王这种倒行逆施的举动一再劝谏，曾连续谏了75次，结果一次也不听。对于这种一谏再谏的人，纣王早就十分恼火，但他也知道杀史官非同小可，这样会落得千古唾骂，才一次次按住怒火，未杀他。太史辛见纣王没有希望改好，便弃官逃走了。后来又换上太史挚，这个人也忠于职守，继续进谏，纣王仍然丝毫听不进去，挚也只好一走了之。
纣王从来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号人物，行为肆无忌惮。有一次，远远望见老人涉水怕冷，年轻人不怕冷，便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老年人骨头空，所以怕冷；青年人骨头实在，所以不怕冷。他为了证实这句话，把老年人和青年人一起捉来，残酷地砸碎他们的腔骨观察。为查看孕妇腹内是男是女，便令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纣王的叔父比干见此情景，实在忍不下去，劝他以仁德为怀，并且以古代圣人讲仁德的故事作比方。纣王说：“你一口一个古圣先贤，讲仁讲德，听说古代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你的心是不是也有七个孔？我倒要看个究竟。”马上喝令手下人，把他叔父比干杀死，将心挖了出来。
纣王的兄长微子听到这一切，为弟弟横行无忌，将来不得好报而担心，也为商王朝的基业而担忧，决心以亲兄长的身份劝说他。一次又一次，始终无效。为了不致和纣王一起受亡国之辱，隐姓埋名逃往外地。当年屡谏纣王的箕子，见许多人惨死，纣王已不堪救药，装作疯子，才避免了一死。后在别人帮助下逃往东方。
纣王一意孤行，不听劝谏，骄横暴戾，多行不义，杀了许多功臣，许多好人纷纷逃离他，百姓更是怨声载道，致使他走向了灭亡的道路。最后兵败牧野，****而死，从而结束了商朝的残酷统治。
为人奸诈遗臭万年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奸臣能像秦桧这样为后人痛恨，在岳飞墓前和岳王庙里，秦桧等人被塑成十分丑恶的形象，囚跪在铁栅或是铁笼子里。据说连现在的油条，也是宋人发明的“油炸桧”演变，当时，人们用面担成秦桧的形象，放在油里炸来吃，后来简单得只剩下两条腿，就是现在油条的样子了。清朝时，演出秦桧陷害岳飞的戏时，就多次发生观众上台把饰演秦桧的演员打倒的事。民间的许多传说也很有意思，即便现在，每当说起某人既奸又坏时，还往往说他“坏得像秦桧似的”。传说明朝有一人在杭州屠场里见到一口猪，被杀掉刮去毛后，肚皮竟现出“秦桧十世身”等字样。
在徽、钦二宗被捉后不久，秦桧也被金将粘罕和翰不离捉住。在被金人捉去的第一年里，秦桧侍奉徽、钦二帝，尚未见有什么劣迹。不久，徽宗听说康王赵构即位，便修书与金世宗议和，并派秦桧前往。狡诈的秦桧看到宋朝不是金国的对手，便有意讨好金国。这也不足为怪，狡诈性格的特点就是见风使舵，察言观色。金世宗留下了秦桧，并把他转送自己的弟弟挞懒，从此，秦桧鬼使神差一般，追随挞懒，成为挞懒的忠实仆人，在挞懒死后他仍忠于金国，以出卖南宋为己任。
狡诈的个性有善于伪装的一面，蒙弊他人而且伪装术高明。秦桧与夫人王氏一起“逃”回南宋，在路过涟水时，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抓住，要杀死他。秦桧显得不慌不忙的说：“我是前朝的御史中丞秦桧，你们应该知道我！”这时，船中的一穷秀才上来凑趣，装作认识他的样了，一见面就大作其揖说：“中丞回来了，这些年辛苦了！”并与他亲密交谈，丁祀见有人认识他，便送他到了朝廷，就这样，秦桧回到了南宋。奸诈性格的人善于伪装，而且不露痕迹。这正是这种性格的“优点”。
秦桧是一个狡诈之徒，又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他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与他狡诈的性格有关。
他利用南宋积弱不振的局面和朝廷里多有主和派的情势来为金朝卖力。他还深深地抓住了高宗极怕迎还“二圣”或是金人让钦宗在北方立朝的心理，牵制高宗，让他乖乖地跟着自己走。即使有一时的不便，他也不丧失信心，而是等待时机。
他严酷地迫害政敌，且必欲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例如，大学者胡铨任枢密院编修上书高宗，要求斩秦桧以谢天下，秦桧立刻把他流放昭州。后来陈纲上书附会胡铨，秦桧又借故把他贬往当时称为“死地”的安远，使之死在贬所。邵隆对秦桧主持签订的“绍兴和约”很不满意，秦桧就先行贬官，再用毒酒毒死他。总之，秦桧对反对他的人毫不容情，被他杀死的人不知有多少。
他善于见缝插针，造谣离间，拨弄是非，借此制造群臣间的矛盾，拉拢自己的势力。张浚本来是赵鼎的好朋友，曾推荐赵鼎做宰相，经过秦桧的离间，赵鼎对张浚反目成仇，反去帮助秦桧排挤张浚。后来，赵鼎也被秦桧排挤，晚年两人在贬所相会，谈起前因后果，才知道为秦桧所骗。就这样，秦桧在朝廷之中竟能左右逢源。
他发言不多，言出必中，如果在与人讨论问题，一旦觉得对方反对自己，就住口不说。等对方说完，他寻找破绽，出语攻击。例如，大臣李光在讨论政事时顶撞秦桧，秦桧就沉默不语，等李光说完，秦桧才慢慢地说：“李光没有做大臣的礼法。”结果使高宗对李光十分不满。
他严密防范，不使自己的名声受损。一次，秦桧举行家宴，请戏班子唱戏，在演戏的情景中，一演员头上的饰环落地，没有去捡，另一演员问道：“那是什么环？”答道：“那是二胜环（同徽、钦二帝还朝的“二圣还”谐音）。另一演员就说：“你坐了太师椅，为什么把‘二胜环’丢在了脑后？”这话涉及到秦桧，满座震惊。散戏后，秦桧把演员找来。严加责打，并不准再演这出戏。在秦桧晚年，他曾以“诽谤罪”诛死了许多朝臣，受株连的贤人名士多达五六十人。
狡猾奸诈的秦桧一生纵奸行恶无数。他死后，历史也没“亏待”他，可谓“哀荣”无限，这真是“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