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嫌麻烦不嫌麻烦的问题，而是事关老师招牌的问题。要知道，同行之间皆是冤家，你请个冤家来帮忙，只有一个原因：你自己不行。这就好像某着名炊事班长说的那句话一样：“让炊事班出去叫外卖？我丢不起那个人！”
难道，自己的老师其实只是名头响亮，没有真本事吗？
“您也是医生，应该明白的吧？”正当福泽谕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绪方洪庵开口说话了，“我下不了这个手用药啊。”
那个医生肃然起敬，叹道：“不愧是绪方先生，师道中的楷模啊。”
这里可能一些人不明白，所以我做一下解释说明。虽说同行是冤家，打死不能找来帮忙，但作为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都会找其他医生来看病——比如说自己的子女生病的时候。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在给自己的小孩子看病时，医生们往往会考虑到各种药物的毒性从而投鼠忌器，迟迟不敢下方子，生怕手一抖多放了几克药，然后就断送了自家孩子的性命。可要一直这么迟疑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病情不等人，你还在犹豫中，病人估计就得先送命了。所以，每当医生的小孩子得了什么重病，往往都是让别的医生来看，这样下药诊断都不会有什么顾忌。
换句话讲，绪方洪庵俨然把福泽谕吉当作了自己的孩子，为了他甚至可以无视大阪第一医术学校适塾的招牌。因为，自己是这家伙的老师。
福泽谕吉突然觉得眼眶很湿润。从那时起，他明白了，所谓忠孝仁义、亲情温暖，并不是虚无渺茫的东西，它们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现在，自己清晰地感觉到了。他在心里立誓，如果以后我做了老师，一定要做跟绪方先生一样的老师。
安政五年（1858年），黑船来航，那位奥平一岐守再度出场，亲自来到了大阪找到了福泽谕吉，对他说：“眼下的情况你也知道，国家需要大量的兰学人才，你也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也别继续在这里磨蹭了，去江户吧，开一个兰学学校，主要招我们藩的年轻人，教他们兰学。”
福泽谕吉想了想，表示同意。
在离开适塾的时候，绪方洪庵亲自前来相送。分别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道：“传授兰学本身倒不是什么苦差事，但老师这个职业，做起来可是要比为人父母更辛苦的。现在你真的决定了要走这条路，那就一定要做一个将学生视若己出的老师。”
“我知道了，老师。”说完，福泽谕吉踏上了去江户的道路。
到达目的地后，福泽谕吉发现学校的校址已经选好，校舍也是现成的——中津藩驻江户藩邸的一部分。于是福泽谕吉就开始做起了老师，教的科目是兰学。
老师的日子过得不错，尽管福泽谕吉非常认真，用了十二分的精力在教他的学生们，但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上，或者说自己的教学上似乎漏了些什么。具体的东西他也说不清，仅仅是一种感觉罢了。
有一天，奥平一岐守出来对福泽谕吉说：“外国人在横浜搞了个居住地，你是学兰学的，要不去考察考察？”
福泽谕吉觉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便答应了。
横浜当时算是外国人的聚集地，不但有外国的人，还有外国的商店和各种娱乐设施，非常繁华热闹。不过，当福泽谕吉来到横浜街头的时候，他傻了眼了。
因为谕吉发现，站在这人来人往的马路上，自己就如同一个文盲，别人说的话他听不懂，书店里卖的报纸杂志他也读不明白。最可悲的是，就连店铺门口挂的那些个招牌，他都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一种悲伤感顿起，他想想自己好歹学了那么多年兰学，这么精通荷兰语，结果跑到横浜，自己竟然连人家店里是卖馄饨的还是卖饺子的都闹不明白，真不知道自己那么多年的外语学了有什么用。
随行的陪同人员是一个在外国领事馆工作的日本人，看福泽谕吉一副伤心欲绝且带有自杀倾向的样子，连忙告诉他，你看不懂很正常，因为你会的是荷兰语，而这上面写的是英语，这两种根本就不是一个玩意儿。
福泽谕吉一惊，忙问，他们怎么用英语？
那位在领事馆打工的哥们儿说，你不知道吗，兰学虽说是让我们日本学了好几百年的西洋知识，可现如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早就不如当年了。说句难听点的话，当年在拿破仑的铁蹄面前，荷兰的处境还不如现在的日本呢。
福泽谕吉又一惊，心想，莫非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是英语不成？
对方很快就肯定了他的疑问，并且还表示，现在说英语的几乎都是强国，比如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等等。而在这横浜，几乎住的都是能说英语的国家的人，用英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着福泽谕吉若有所思的样子，那人最后又补充道：“福泽大人，我敢打包票，在不久之后，这个世界上最流行的，一定是英语。”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查到这位“预言帝”究竟姓甚名甚。不过这种对于其他国家的预见性眼光，当时很多日本人身上都具备那么一两分，比如伊东甲子太郎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当时幕府倚靠法国、全民学法语的时候，他敏锐地指出说，米国语才是今后的主流。“米国”就是美国的日语说法。
那天，福泽谕吉回到家之后，下定决心抛弃掌握了很多年的荷兰语改而学习英语，并且找到了当时日本的英语达人中浜万次郎为师。刻苦学习了一年半载之后，他基本上达到了准达人的水平，然后被幕府给看上了。
幕府派人来问他：“你想不想去美国？”
福泽谕吉说：“我想。”
幕府来的那人说：“好，你准备准备，这就要上路了。”
万延元年（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外交团乘咸临丸渡过了太平洋去美国考察访问。在那次访问中，后来日本的很多大人物都随行其中，像胜海舟以及等下我们就会说到的小栗忠顺等等。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渡洋的经验，所以大家都晕船了，一直在船舱里吐个不停。首先第一个倒下的是考察队队长木村摄津守，之后就是以副队长自居的胜海舟。这副队长是这人自封的，因为他是幕府的直臣。虽说小栗忠顺也是直臣，而且地位要比胜海舟高很多，不过人家为人老实，从来不搞争权夺位这种事。
看着胜海舟一副上吐下泻的样子，同样也被颠得脸色苍白的福泽谕吉斜眼瞄着对方然后说道：“明明就是一副晕船鬼的样子，你牛逼哄哄的得意什么啊。”
为人本来就不怎么大度且一向以毒舌着称的胜海舟当场就有一种朝着福泽谕吉呕吐的欲望。
到了美国之后，众人擦了擦嘴，开始了考察访问。他们的导游是一个当地人，一边带他们四处参观一边跟他们说起了美国的历史，其中自然包括了美国第一代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听着听着，福泽谕吉突然问道：“请问，这华盛顿公的子孙现在情况如何了？”
导游想了想，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后来，福泽谕吉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很震撼。在日本，几乎没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可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子孙却几乎没人知道。我想这就是两国之间的差距吧。
在访问美国之后没多久，福泽谕吉又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福泽百助。其实福泽百助是个非常有名的汉学家，但就因为地位低出身不好，所以一直得不到重用，最终郁郁而终。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封建门阀制度，是日本前进的最大障碍。
这个结论是相当精辟的。但有一点顺便得说一下，华盛顿似乎是因为身体原因从而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也就没有自己的子孙了。
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福泽谕吉还特地去了一趟书店，淘回来一本叫做《华英通语》的中英字典。凭着厚实的汉学基础和英语知识，他愣是将其整编改订成了一本《增订华英通语》，之后出版发行，这是他出的第一本书。
回国之后，福田谕吉继续在江户打理学校，将原本“以荷兰语为第一外语”的教学方针彻底作了修改，变成了大家一起学英语。同时，他也出任了类似于幕府官方翻译的职务，帮助整理各种荷兰语和英语的材料。
文久二年（1862年），福泽谕吉再奉幕府之命跟队去了欧洲考察。这一次比上次去美国，他在时间和金钱方面都要宽裕了不少，因此他能够好好地观察西洋列强的国度。
结果是非常震惊的，按照福泽谕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看书，看一辈子都不明白，可现在身在欧洲，一下子全都能感受到了。这其中包括了欧洲的医院、银行、征兵制度、选举制度和邮政制度等等。
这次访问带给福泽谕吉的唯一感受就是，必须要在日本普及西洋学说，倒不是说要让大家人人学英语，个个考四级，但也绝对不是像以前那样，会几句外语，知道外国有火车瓦斯灯的就算是兰学家，而是要让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从原来的那些封建等级意识、儒家等级思想中脱离出来，变换成西洋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福泽谕吉要引进的，不是西洋的坚船利炮，而是洋人的制度、洋人的生活思维方式。其实这也就是之前榎本武扬对土方岁三说过的，只不过榎本武扬是自己明白，而福泽谕吉是想让所有人都明白。
这是一种在日本非常重要的思想的雏形，后来被叫作“脱亚入欧”，我们之后会说。
庆应二年（1866年），福泽谕吉出版了《西洋事情》的第一部共计三册，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分别出了番外篇三册和第二部二册。
这套书对于日本来讲，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日本人如果想要系统地了解外国的事情，除了一些零星散碎的书刊文章，主要是依靠我们中国的魏源写的那本《海国图志》，之前也讲过，这书当时在日本卖地脱了销。但很快，日本人发现，这玩意儿渐渐地就变得不那么好用了。
原因很简单。第一，魏源并没有去过外国，他的书纯粹就是初级入门级别的科普类读物，并且也是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加工而成。而林大人的那本东西，则完全就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林大人自己组成了个翻译小组——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动画片的字幕组，然后弄来了国外的书籍和报纸汇编而成。要说这本书的真实性和实用性，肯定不如亲自踏上外国考察之后再写出来的东西强。第二，《海国图志》成书于公元1842年，二十多年来，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而书的内容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要想了解最新最真的外国行情，要想拿着这本《海国图志》来个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种老经典拿在手上舍不得丢可又已经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关键时刻，《西洋事情》横空上市了。这本书，从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科技等方面入手，逐一详细介绍了西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在书中并非一味地只是介绍说明，还经常会夹杂一些自己对于西方文明以及今后如何建设日本的看法。比如在第一部里，他就提出了自己原创的“文明政治的六个条件”，也就是说，只要达成这六条，便是文明国家。它们分别是：
1.对于自由的尊重。
2.宗教自由。
3.科学技术的导入。
4.学校教育的扩大。
5.法治主义。
6.国民福利的充实。
顺便一说，这“自由”二字，原来日本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这个词在两国的意思都一样，指的是“随便，想干啥就干啥”的意思，带有“自由放任”的意味。在这里，福泽谕吉则根据英语的“liberty”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人类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
这后者，最终在清末民初时又被我们中国人给引进回了中国。如果你今后说到人身自由、信仰自由之类的词汇的时候，请自行起立，怀念一下我们敬爱的福泽谕吉老爷爷。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想他也可以，那就想想一万日元如何？
《西洋事情》上市之后，立刻遭到了人们的疯狂抢购。一时间日本洛阳纸贵，短短几个月就销售了三十四万册，比当年的《海国图志》更厉害。当时在那些自诩兰学者或者是开明爱国人士中，据说最流行的街头问候是：
“今天，你看《西洋事情》了吗？”
“哇，到现在你都没看过《西洋事情》啊，你out了！”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这要换了几年前，估计福泽谕吉的书还没卖出去，人就被尊攘派给天诛了。现如今，好在有了新选组，把搞天诛的人给反天诛了，从而为宣传西洋知识扫清了道路。
《西洋事情》的叫好又叫座，着实让福泽谕吉赚了一大笔钱。但他却并未因此而发财，原因是这笔钱都被用在了那所兰学塾的几个贫困学生身上了。
似乎每个学校都会有几个这种学生，福泽谕吉的学校自然也不例外。对于这类学生，福泽谕吉往往是不但免除其学费，甚至在生活上面也给予经济援助。这样一来，他的钱常常就不够用了，于是他便自己去接来自于幕府或者民间的各种翻译资料，以此赚取一点翻译费。
后来有的学生看不下去了，对他说：“老师，这个资料我们来翻译吧，您就别受累了。”
福泽谕吉正色道：“你们来学校是学习的，而不是为老师赚钱的。”
多年以来，离开适塾之时绪方洪庵对他说的话，他一直都记在心里。
虽说福泽谕吉这个人的很多思想和很多行为，我个人都是不赞同的，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也是一个真正配得上“老师”这个称号的人。
之后，福泽谕吉又去了香港、新加坡、巴黎和伦敦等欧亚各国公干。在游历和考察中，他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幕府和倒幕势力矛盾的日益激化，战争几乎就在眼前，不管最终是谁赢，对于日本来讲，这既是一场劫难，也是一次新生，而新生的国家最需要的，就是人才。
所以他决定在这次回国之后，尽量地减少参与幕府的政治外交活动，一心办好学校。
庆应四年（1868年）四月，兰学塾被改名为庆应义塾。后来这所学校又改了名，这就是今天的日本庆应大学。
这个时候，戊辰战争已经爆发，而四、五月份又正是彰义队在江户闹腾得最欢的时刻。经常是课堂里的课上着上着，外面就开始了打枪开炮杀人放火，渐渐地就弄得人心惶惶，学生们生怕哪天好好地坐课堂里上课，突然这屋顶就被人给轰塌了。
一天，在上完课之后，福泽谕吉却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继续站在了讲台前，示意大家也等一下回家，自己有话要说。
清了清嗓子之后，他开口道：“你们知道吗？从前法国皇帝拿破仑吞并欧洲各国的时候，荷兰的形势一度岌岌可危，如风中残烛一般，不但本国领土不保，就连在海外的殖民地都几乎被人给占了个一干二净。当年风光无比的荷兰帝国，一度连容他们升一杆国旗的地方都没了。然而，就算是这样，这个世界上照常会有一个地方，每天升起一面荷兰的国旗，那就是我们日本的出岛。不管拿破仑的铁蹄如何厉害，出岛的荷兰国旗永远飘扬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