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机器技术方面的进展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大气环流系统，这使得他们能够自信地航行在各大洋上。凭借着这些因素，以及有利的地理位置，欧洲人得以横跨大西洋，获得美洲新大陆的财富。
资本主义的出现
随着海外事业的发展以及欧洲商人在新大陆大发横财，16世纪的欧洲银储量增长了两倍，金储量增长了20%。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竞争以及技术的进步，令货币在经济治动中的使用率不断增长。
货币化对社会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削弱了当时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能够通过逃到远方的大城市和东部边疆的土地来获得自由，那么农奴制的束缚便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而拥有土地的封建主为了避免失去劳动力，只能接受西欧的农奴们使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来支付地租。于是封建领主们成为了地主，而农奴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
同样地，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各封建行会。从前，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对手艺、定价和行业行为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若是靠牺牲同行来获得利润，那么这种行为必定是不道德的，违反了基督教精神的。但是随着企业家的出现，这些观念开始逐渐消失。企业家们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料，并雇佣乡下的手艺人，通过支付计件工资来获得成品。企业家们以利润为最终目的，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生产，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来出售，以赚取投资的最大回报。
各地通用的标准银币的铸造和银行以及信用票据的发展也是推动欧洲经济变革的一个重大原因。早在12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渐渐地，从意大利开始，然后是北欧，产生了一些非常强大的金融家族。于是，这一切开始转向一种和从前的经济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被定义为：“一种以获利的渴望为根本动机、使用各种精巧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利用大量积累的资本赚取利润的制度。”
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以往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只是为了保持不变的稳定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却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追求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将利润不断资本化以赚取更多利润的制度。新的资本家们渴望扩大财产，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养家糊口。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不仅仅影响了经济，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
为了赚取利润，一些富有的资本家们提供有利息的贷款。中世纪的教会长期以来都是在谴责利息的，因为利息会导致高利贷这种道德犯罪。但是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已经开始请求接受“适度、可接受的高利贷”。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获取高利贷的人去地狱，不这么干的人只好去贫民窟。”人们显然不愿意生前去贫民窟受苦以换取死后去天堂的名额，于是高利贷胜出了。因此，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的合股公司，从而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
早期的合股公司便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这些新的组织成为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如果人们想用小钱做些生意，此时不必再将自己的全部身家投入进去冒险，就能够如愿以偿。他们所要承担的，只是他们所投资的股票所带来的风险，并且这些小投资者们也不必有任何庞大的社会关系，他们也不需要去关心市场和公司的发展方针。这些具体的事宜都被委托给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董事们又可以选择可靠而有能力的人来打理这一切。这样的投资方式吸引了分散在各地的人们，他们将自己的储蓄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这些公司就这样轻易地动员起全欧洲的资本，将一笔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
就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总结的，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不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携带着资本的企业家们。他们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是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让整个欧洲都发了财”。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们通常会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减少工人工资，二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
第一种方法无疑是最为简便的，但其效果却十分有限，资本家们不可能无限压榨工人，他们也必须要能够健康地活着才能保证生产。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可以无限发展使用的。正是这样内在的动力促使资本家们不断追求科技的进步，从而推动了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内在的动力一直推动着资本家源源不断地进行追求，时至今日，这种内在推动力依然驱使着跨国公司不断将工厂从一个大陆扩展到另一个大陆，把商品从一个国家售卖到另一个国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如今国内大城市中几乎随处可见的洋快餐。
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期，“新君主国”的出现也非常值得重视。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15世纪末时，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1479-1516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政权下的政治结构都已经非常强大。因为只有民族君主掌握着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供应后勤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与成长中的商人阶级结成非正式同盟也是新君主国力量的一个来源。国家和商人阶级互惠互利，商人给予国家必要的财政支援，而作为回报，皇室则结束了封建战争，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权，从而大大减少了商人所需缴纳的税款等。
在这个时候，一批为新君主们辩护并且使之合理化的人出现了，其中最为着名的就是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59-1527年）。马基亚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的君主们提供了指导。他拒绝任何道德制约，将政治从宗教和哲学之中分离了出来。
《君主论》与当时欧洲的两种力量显然是相悖的——教会和帝国，若是君主们遵从了《君主论》，必然会引起与两种力量的冲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场使西班牙王朝崛起的轰动性的联姻加剧了当时的这一矛盾冲突。而这一场联姻的结晶查理则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的属地，同时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除此之外，勃艮第的玛丽，也就是查理的祖母还将勃艮第领地、法兰克-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留给了他。1519年，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19岁的查理五世所统治的疆域甚至比7个世纪前解体的查理曼帝国还要广阔。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西欧似乎又要再次统一起来。但是，其他的王朝，尤其是法国决心要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于是长期的一连串战争接踵而来，随即更具灾难性的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控制权而发生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也爆发了。这场战争使得德意志和波西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四处哀鸿遍野。
虽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未能维持很久，但是它整体上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而国家间的关系也被置于公认的外交实践原则之下，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