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衷：悲剧中的喜剧人物
将朝代兴亡寄于一人之道德好恶，却不去体察当日的具体情形，以致往往看不透事物的真相。
——黄仁宇
司马衷不愁吃，不愁穿，但似乎缺少一种健康成长的环境。
这需要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司马氏的江山得来不易，黄仁宇先生指出“司马昭在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的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这是一次高风险的押宝行动，弄不好没被敌人消灭，自己已掉入万丈深渊。时在公元265年6月，3个月后，司马昭中风而死，衷父司马炎继晋王位，年底又迫使曹奂“禅位”于自己，建立晋朝。
国家初立，百废待兴，忙得不亦乐乎，对子女的教育自然也无暇多顾，其妻杨艳虽有“极贵”的命相，但在管教儿女上，也缺少一般明智家长的作为，过分溺爱，结果养成司马衷不爱读书，娇惯贪乐的毛病。
若是一般孩子，小时调皮倒也无伤大雅，但恰恰司马衷却是一个天生的弱智。这也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司马炎与杨艳共生子3人，司马衷为其次子。长子司马轨早逝，次子司马柬“沈敏有识量”，长子死后，大臣们都认为应立司马柬为继承人。但杨艳认为司马衷“白痴弱智”，为天下所笑，“罪皆在臣妾”，儿子已经失去了一个聪慧的大脑，不能让他失去更多。出于补偿的心态，力劝老公以司马衷为嗣，司马炎虽觉得立此子与国家不利，但杨艳的请求确有道理，况且按礼法，司马轨死后，司马衷就是嫡长子，于是便在泰始三年，也就是267年，9岁的弱智儿童被立为皇太子。
除了不应该贪玩废学以外（这也不应强求于他），以上的事迹与司马衷本人无多大关系。大人们为他安排好了人生，一个白痴加弱智的人成为国家的法定继承人，兹后会发生什么，似乎无需费脑伤神。以如今的视角看去，我们或许可以说，从出生那刻起，司马衷的悲剧性就早已注定，而以后的所为，不过是将这种悲剧性扩大化而已，司马衷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其中最大的悲怆剧情。
黄先生说贾南风“心肠毒辣，又爱虚荣”“以丑陋着称”。司马炎认为她“丑而短黒”，原本没有任何希望成为司马衷的妻子，但是这个女人背景很硬，其父贾充是晋国的开国元勋，时为尚书仆射，更封鲁郡公。地位牢固，权势显赫。因着这层缘故，贾南风“丑女无敌”，嫁到了太子府。
司马炎虽然指定司马衷为自己的接班人，但他的心始终悬在空中——这小子到底行不行？为了测试他的傻儿子到底傻到了何种程度，命人出了一套试题让司马衷做。司马衷如何能做得出，贾南风便出了主意，找了个抢手替他捉刀，结果试卷做得有模有样，司马炎再也没想过让这个儿子换一下头衔。
司马炎有机会改变自己王朝往后的命运，司马衷也有机会跳出“苦海”，做他快乐无忧，更不用费脑子的封王。但是贾南风使这一切美好愿望化为泡影。我们如今更多地只能责怪衷的父母竟然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了这样一门婚事，即使非贾家之女不娶，也有另一个女儿可以选择。此时的司马衷，不管他愿不愿意，虎豹与豺狼已经在有意无意间被“关心”他的人安置在了身旁，并且在290年将他推到了皇帝的宝座。这或许是不该发生的事件，黄先生为了表明内心的遗憾，以“偏偏”二字来形容此时的境况。
不应做领导的“偏偏”做了领导，有不服的，有不屑的，更有不从的。后者是看透了“弱智蠢儿”的本质，决定给他送上一份“厚礼”。294年，匈奴人郝散起事，后投降遭害，296年，其弟郝度元联合羌、胡起兵反晋，攻城略地，其势甚大，氐、羌等族纷起响应，推齐万年为帝，拥兵7万，威慑关中。此后彼此互有交战，各有胜负，直到299年齐万年被俘杀，晋朝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晋朝的政权危机在此时已显露端倪，以黄先生的话说，就是“极端艰难之际”。好在司马衷“没心没肺”，日子过得很爽快，很舒心。他每日所想，大致就是在快乐的玩乐中如何寻求更为快乐的事情。看来这个领导人很忙，事业做得很大，而且这个领导总是那么平易近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无知”让下属愉悦一下疲倦的心灵。一次，司马衷在华林园游玩，听到蛤蟆叫，就问随从：
“蛤蟆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家叫？”
随从忍住笑，对曰：“在公家的蛤蟆就是为公家叫，在私家的蛤蟆就是为私家叫。”
六月雪，鸟倒飞，旱地雨灾，南方大旱，都历来被视作末世的不祥之兆，司马衷面临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更为悲惨的是，饥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史载“人相食”，臣下将这件事报告给最高领导，于是便出现了黄仁宇先生说的“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黄先生写道——
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
司马衷的这句话让他无意间成为“百姓最熟悉的皇帝之一”，他的父亲大人，他的母亲大人是否会想到这个宝贝儿子会这样“语出惊人”？都说知子莫如母，结果却是反害了卿卿性命。这也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司马氏是否有家族性的精神病史？黄先生指出，人们希望将朝代兴亡寄于一人之道德好恶，却不去体察当日的具体情形，以致往往看不透事物的真相。弱智当国，如何又能寄予他更多振兴的希望？蛤蟆终究只能是蛤蟆，不管多努力，都成为不了天鹅。
刘子业与萧宝卷：垃圾时代的垃圾股
荒诞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信。
——黄仁宇
“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
说这句话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废帝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这个后来被封为会稽长公主的女人，因这个在她看来小小的要求而“名垂千古”。
据说山阴公主是个大美人，而大美人理应有很多男子追求相伴，可是山阴公主却不能尽享这一权利。
按现在的话说，这是“人性的折磨”。幸好，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刘子业的“神经”与普通人不太一样，他觉得姐姐的哭诉极有道理，女人就应该和男人一样，左搂右抱，享齐人之福。于是，刘子业给山阴公主特配了三十个模样俊俏、潇洒浪漫的“面首”，也即男宠，满足姐姐的业余生活。
作为无道之君的典型代表，黄仁宇先生对刘子业有个基本的评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览这位似乎有家族精神病史的皇帝的一生所为，的确如此。当然，我们可以善意地将他对自己姐姐所做的一切理解为同胞关怀，因为据说，这姐弟俩虽为同父异母子，感情却是最为深厚，刘子业每次出门观光，都带着山阴公主，并且与她同乘一辇；山阴公主则经常出入宫禁，与皇帝弟弟同吃同住，有时还通宵开娱乐派对。
这姐弟之间是否有别的什么猫腻？刘子业是否只能在他人的痛苦与欢乐中寻求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快感呢？
山阴公主见得姑父、尚书吏部郎褚渊的容颜，一时被他中年男人的儒雅气派给夺去了魂魄，春心荡漾，要求刘子业命褚渊给她侍寝十天，刘子业同意了，但褚渊却誓死不从，不知道当他听到褚渊对山阴公主说的这句话——“我脑子虽然较迟钝，但这种违背伦常的事我是不会做的”后，会做何种感想？上述所为不过是小小的插曲，主题曲尚未上演。
464年的冬天，刘皇帝命令京城里的所有王妃、公主进宫，说是要举行烟火晚会。女眷勾手携伴，自是热闹。不曾想人生的悲剧正在以黑暗的姿势等待着她们。当这些风韵犹存、青春年少的身躯步入宫中时，受刘子业之命早已埋伏下的百名宫廷侍卫，像狼群一样扑向这些可怜的生命，将她们全部奸污，而刘子业则坐在一旁，看着眼前这一幕在他想来也许精彩绝伦的戏剧。
史载刘子业有三个胖叔叔，刘皇帝闲来无事，突然想起了这三人，计上心头，便将三人招来，分别关进三个猪笼里当猪养，强令他们每天吃饭时，必须用嘴去拱。有时皇帝出巡，还带上这三头“猪”对外展示。
这种种令人反胃，匪夷所思的行为，难道真是家族病史使然？倘若如此，刘宋皇朝的不幸，就不止是生了这么一个“宁馨儿”，而是“天命不在刘宋”。但倘若我们抛弃医学方面的追究，将这位十17岁登基的刘皇帝视作一个正常的青年，那么事情难免呈现复杂的局面。
这种“复杂”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黄仁宇先生在细读这段史实后，引述历史大家钱穆的话，认为：“荒诞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信。”。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的皇帝，取出权柄上的针刺，固皇权、图快活，就此说来，皇帝生活，或说宫廷生活，乃是不停杀戮的过程，因为你不被我杀，我就可能被你杀，想想南北朝各国国祚之短，翻覆之快，就可知一二。
南北朝，南朝纸醉金迷，北朝刀兵争执，称得上是个垃圾时代。垃圾时代的特点是没有任何可称道的建设与创造，只有令人作呕的咄咄怪事与鬼哭狼嚎。中国历史有个惊人的特点，盛世出忠臣，乱世出奸雄，垃圾时代出混蛋皇帝，套用一句股市上的术语，这些混蛋皇帝都可以被叫做“垃圾股”。与其出来丢人现眼，影响市容，不如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或许还可能废物利用，制造出利国利民的好东西来。
敦厚如黄先生者，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翻阅史籍，与后人道来，不敢有半点差池，但他也实在地指出刘皇帝为“专制魔王”，他最后人神共愤，被叔父刘彧联合宫廷侍卫将其刺杀，也该是他必然的结果。
如刘子业这样的“宁馨儿”，南北朝乱世当然不会只是个案，史称“东昏侯”的齐主萧宝卷为那个时代又增添了几段跌破眼镜的故事。从小不喜欢读书，整天以捕捉老鼠为第一乐事，如此贪玩就不再细说了，不过有段故事不得不提，萧宝卷每月几近半数时间喜欢待在宫外，美其名曰：关心百姓疾苦。然而他是如何关心百姓的呢？每每来到稍有资产的人家门口，不打招呼，不递名片，更不敲门，径直来到内室，犹如强盗般，看中什么就招呼随从拿什么。这大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的诙谐味道，但被抢之人可不愿意这么想，他们除了痛苦一场，只有在暗地里问候几声这位皇帝的老娘。
亡国之君必有亡国之象，这倒不是什么六月飞雪，天下大旱，乌鸦倒着飞，而是做皇帝的似乎手痒，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铺了生命最后的归宿。譬如看到孕妇，便问左右所怀者是男是女，左右答曰这得等孩子生下来才能知道，萧青年如何等得，于是拔出剑来，生生地将孕妇肚子破开。这等事情对于萧青年来说，是活跃脑部神经，舒展筋骨的“快乐运动”，但玩火者必自焚，萧青年也不能例外。
东晋末年的军政一把手恒温曾说，一个人即使不能流芳百世，那么就该遗臭万年。作为后来者的刘子业和萧宝卷，以切实的行动践行了这句话的“真谛”。虽然在这两人身上，时常流露艺术家似的小情小调，如“步步生莲花”，但黄仁宇先生说的明澈：“艺术家的创造力与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刘子业、萧宝卷之流，把人生当舞台，将国家视玩物，把他人当面团一样揉捏，后人论之为闹剧。对于千年前的这些脑子进了水的君王，黄仁宇以最大的无奈说了这么一句话：“生灵涂炭，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