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在描绘浮沉起伏的三国人物时，给出了一个总体的评价，认为“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比起传统意义上的刘备、孙权等人，这段话似乎于曹操更为贴切，因为黄仁宇先生说曹操“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说到曹操在家庭生活上不曾用力过多，并非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
黄先生的这番话，让人想起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来。话说曹操的正室丁夫人无法生育，于是将妾女所生的曹昂收为养子，悉心养育，可谓示若己出。母以子贵，丁夫人当然不愿意老了无所依，成为民政部门照顾的对象。然而世上的事往往是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公元197年，时在汉献帝建安二年，曹操亲率大军攻打张绣。当时的曹操犹如大象出林，而张绣只是一个小本买卖，根本不是这位丞相的对手。识时务者为俊杰，张绣不想成为刀下鬼，只能降操成全自己“俊杰”的名声。但是降曹后，他发现不仅成全不了自己“俊杰”的好名，反而会被天下英雄耻笑，因为曹操霸占了他的婶母。虽说这并不等于给张绣带了个绿帽子，但堂堂七尺男儿，焉能受这般鸟气。心一狠，反了。曹操猝不及防，因而大败。这是一次痛彻心扉的大败，不仅警卫团团长典韦力战而亡，曹昂也在此战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丁夫人闻听噩耗，茶饭不思，将所有怨恨怒火撒在了丈夫曹操身上，两个人的婚姻由此出现了裂缝。为了让自家老婆消消气，曹操将丁夫人送到娘家，也许身居娘家，丁夫人的心情会好起来。但是丁夫人这一去却迟迟不归，曹操放心不下，亲自去老丈人家接老婆，丁夫人却不为所动。曹操一而劝，二而慰，都不能使老婆回心转意，既如此，多说无益。曹操留下一个略带伤心的背影，转身离去。事后还写信告诉老丈人，如果丁夫人有改嫁之意，就随它去好了。
在这件事情上，曹操抱着最大的诚意，希望能挽回爱人的心，毫无疑问，在丁夫人面前，曹操只有务实，没有务虚。不勉强自己，也不恶心他人。这就是曹操的直爽、可爱之处。倘若刘备碰上此等事情，依民间的形象，恐怕少不得留下几滴没有感情色彩的眼泪。这就好比塑料薄膜裹住了全身，让人透不出一丝新鲜的气息。
曹操的直爽与可爱，就其本身而言，增添了许多淋漓尽致的鲜活感。这种鲜活感慨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在黄先生看来，就是让人们在动荡时局中，去寻求“真趣”。曹操有真趣，故而是个“真人”。在公元210年、214年、217年，曹操以丞相名义发布的求才令中，他就去掉腐儒的虚伪，重在能力，而非人品这样最为直接的方式来遴选天下之士。
不消说，这种举动必将招致“卫道士”的责骂，当时如此，如今也依然如是。但曹操向来是心中所想必是手中所做。他不需要以旧有的传统来约束现世的创造。有破方能再立。曹操以其痛快淋漓、简单而又有效的方式表达了最为真切的思想感情。
人活一世，弄虚的、作假的，费不了多少精神，只需在反良善正直的道路上走下去，便能成为绝世高手，而若想“朗俊通脱”，“真且直”，势必得时刻做好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的准备。人一旦心无所藏，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但心无所藏才是真性情。对曹操来说，这是他凝聚人才，在乱世中开出一片新天地的不二法宝。
真，才能在任何时候不虚浮夸耀，有宽厚，能包容，具气度；直，所以抓大放小，不拘小节，更重实际。群雄逐鹿，说到底，拼得是人才，曹操之所以能建立不世功业，与“真且直’性情有着紧密的联系。你的真心换我的真心，于是，不说豪杰之士纷纷来投，就连敌对势力中的谋士也欣然赴曹营。
黄仁宇先生说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谲诈”。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乱世原本就没有纯正的君子，曹操活得真实，已属难得，重要的是，他也很坦荡。这样一个人，难道不是一个好人吗？
竹林七贤：放荡不羁不是他们的宗旨
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的风尚。
——黄仁宇
“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曾经登广武山，凭吊楚汉之争的古战场，风起云动间，这位老兄哀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时无英雄，才使才华之士泪满襟，才有黑云压境，不得展凌云之志，也正是因为“竖子”当道，阮籍只能“口不臧否人物”，做穷途之哭。那一日，他照常率性而出，任凭车驾自行，当前方已无路可去，车马停歇，阮步兵号啕大哭。他所哭为何？他这般任性而为，又是为何？难道是青春不羁，浪子逍遥？
“青白眼”之说是否也出于这种类似“玩世不恭”的心态？见到礼俗之人，就白眼以对，还说什么“礼这个东西难道是给我设的吗？”，见到好朋友，就青眼以待，手舞足蹈，高兴的就像是个顽童。这样与世俗不和，与现实作对，为常人所不解的“怪事”在“竹林七贤”身上时有发生。难道他们是在游戏人生？
“竹林七贤”所处乃曹魏当政之时，都说虎父无犬子，遗憾的是，中国有句古话提醒我们，富不过三代，强不去十载。到了曹操之玄孙曹髦坐上名义上的头把交椅后，天下大势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了。
新人出场，总要有新气象，否则看客有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如果说曹魏是以“实用主义”立国，那么司马氏为了争取人心，给自己“篡位”做好形象工程，很自然地就扯起来“名教”这面虎皮大旗。
所谓“名教”，简而言之，就是强化礼教名分，君臣有别，夫妻有别，长幼有别，三纲五常以控人心。不像曹操选人，不问礼义廉耻，只要怀着才能而来，一概录取，但司马氏为了显示自家的不同，将仁孝礼仪上纲上线。做到的，就是司马氏的同党，做不到的，就是无君无父，格杀勿论。
以“竹林七贤”聪慧的脑瓜，当然不会不清楚司马氏的险恶用心。唯其险恶，才不能与之为伍，为万千士人所笑，唯其聪慧，才“越名教而任自然”，打破条条框框，去追求内心的超脱，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于是这就有了本文开篇所叙的那些“故事”。黄仁宇先生将其视作“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的一种努力。
对于竹林七贤的“任性”姿态，黄先生是持肯定的态度。他这样说道：“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的风尚。”，“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时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照如今人们的眼光看，“竹林七贤”的所作所为都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
司马昭心腹钟会，并不是一般的纨绔公子，还是有些真本事。嵇康所不屑的并不是他的才学，而是他的为人，更是钟会的后台老板司马昭。站在21世纪的窗台，已经很难对钟会的内心窥视一二，究竟是司马昭让钟会去抓嵇康的把柄，还是钟会嫉妒嵇康的才华，而寻衅滋事，抑或两者皆有，实难定论，但臭虫和蛆总是一伙，这断不会错。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故事。
钟会写了本叫《四本论》的书，揣在怀里想要见嵇康一面，作为肚子里有点货色的文学小青年，钟会希望嵇康这位文坛座主能帮自己写个序，或是帮忙给相关媒体推荐推荐，以图有个好的销量，自己也能为更多人所知。这样的心情，想必嵇康是理解的，但越是理解，越不齿于其人、其主。与司马氏决裂的嵇康，当然不会给其门下走狗贴金刷粉，嵇康冷冷地拿过钟会的书，丢进炉火中，付之一炬，绝无话语。
钟会的心是冷的，但他并没有露出不悦之色，更没有出口成“脏”。也许他在想，名士都需要一请、再请、三请。名士都好面子，总不能你想要他怎样，他就怎样，这样多掉份子。他缓缓地转身，缓缓地离开，没过几日，又缓缓而来。这一次钟会的排场很大，他这是为了让嵇康知道自己非等闲之辈——“我上面有人”，也是想给嵇康撑足面子——嵇老师您看，这么多人仰慕您！
嵇康现出了微笑，但这个微笑不是给钟小哥的，而是给为自己拉风箱的向秀的。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文章写得好，力气也很大，可谓翩翩美少男。当嵇康向他投来微笑时，他心有会意的也微微一笑。两人的这个举动让钟会摸不着头脑，他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一时愣在原地。眼看天色将晚，钟会准备离去之时，嵇康说了这么一句话：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对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言毕，钟小哥拂袖而去，他的面子挂不住了，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因为他向他的主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结果是“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世上最大的小人不是那些臣子，而是那些帝王。作为名副其实的帝王小人，司马昭十分敬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眉头一皱，嵇康身首异处，但千百年来，人们记住的是嵇康在生命的最后弹奏的广陵散的妙音，而对于司马昭却只剩下篡位夺权，杀人盈城的恶劣印象。正气与阴邪高低立现。这正是“竹林七贤”标榜的生活方式——
要潇洒的活，要活得潇洒。
潇洒不是玩世不恭，没心没肺，正如黄仁宇先生说的：“放荡不羁不是他们的全部宗旨”。后人都说七贤放诞任达，放浪形骸，随随便便便做了个古惑仔，或是浪人，他们不过是“以鄙俗之人瞠目的言行，对这世界，对这人生”。齐秦唱“痛并快乐”，七贤则是“痛并更为深切的痛着”。
《无间道》有句经典的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竹林七贤”姿态高调，活得潇洒，司马氏自然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之犹如蛆虫一般令人作呕的小人在一旁鼓劲，似乎用脚底板想想，就可对他们的最终命运作个敲定。实际上，敲定命运的不是别人，而是七贤自己，他们当然明白自己的言行不容于司马氏，虽然司马氏多次留下自己的性命，还替儿子向阮籍家求婚，但终究是要弓折弦断。
黄仁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以嗜酒闻名古今，刘伶喝酒，不是小酌消遣，不是无事自忙，更非小资情调，而是“心有垒块，故需酒浇之。”
有时候，笑比哭更难过，刘伶之谓“嗜酒如命”，说来也是以这种方式在标榜自我的特立独行，他越是醉得厉害，恰恰也越是清醒得厉害。唯有在这醉醒之间，生命才是真实而可爱的。这种真实与可爱是“竹林七贤”的整体标志，当我们在字里行间与这种火热的生命相遇，大概只剩下“江湖一声笑，旷世无此人”的畅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