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人物总是人们乐于攻击的对象，因为他们太与众不同，或者太标新立异，让旁人极不舒服。换作别人也就罢了，然而对他最咬牙切齿的却是当今圣上，人亡政息也就成了必然。国难思良将，国衰思良臣，1622年，朱由校为张居正平凡，然而一切俱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海瑞：模范人生从清官开始
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
——黄仁宇
雷锋曾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如果能坚持一辈子都做好事，这样的人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纯粹和真正的圣人”。
海瑞就是这样一个人。
海瑞虽为色目人后裔，本人亦是虔诚的回教徒，但从小就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耳濡目染，在这位海南人的身上逐渐养成如黄仁宇先生所言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纵观他一生的行迹，他极为忠诚地履行了这句话背后所附着的使用感，继而成为一个道德上的英雄人物。
海瑞的“为人民服务”的信条似乎并非从成为国家公务员才开始的，否则即便做的再出色，海大人也容易被人冠上“半吊子人生”的标签。1550年得中举人时，海瑞已是36岁“高龄”的大学毕业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550年之前，他早以坚韧刚毅的性格使自己在家乡成为了公众人物。
这与他的母亲多少有些有关。海瑞的母亲年轻丧夫，辛苦将儿子拉扯成人，其间以近乎酷法使其明智，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寡居的母亲性情自然有些古怪，海瑞日后与人相处不好母亲应负有一定责任，但她的教育一如孟母，使海瑞的人生道路永远通向正确的方向。
我们说海瑞是真正的人，是他不以全身心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他自是不会确切地理解“人民”为何物，也不会清楚地认识到，为百姓说话，替百姓撑腰，就是最大最好的“服务”。在最高领袖还被称为“当今圣主”的时代，海瑞主观的意识就是为皇帝效犬马之劳，然而他终不为权势为吓。正七品的知县敢对正二品高官吹胡子瞪眼，足以说明他不是在作秀，他是在做人。
黄仁宇先生认为，海瑞捆拿胡宗宪儿子一事如果说“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鄢懋卿的学历比海瑞高一级，一为举人，一为进士；鄢懋卿的后台比海瑞硬，鄢攀附严嵩，成为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盐运司盐政，天下最肥的缺被他一人所占，至此“懋卿尽握天下利柄”。而海瑞全无背景与后台，年届半百，还在知县的位子上蹉跎。前者附者如云，后者门可罗雀。
1560年，鄢懋卿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民间“访贫问苦”，这一行动惊动了各县市领导敏感的神经。通常来说，上官下基层视察，往往意味着下层官员上位的机会，只有伺候好领导的肚子，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位子。脑袋灵光的鄢懋卿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当然知道地方官在想些什么，但今时不同往日，他要给朝廷赚足面子，也要给自己捞点名声。他让秘书写了一篇文章，告诉基层领导，我这一路而来，粗茶淡饭即可，不要铺张浪费。
帝国的官员心里都明白，领导的话要反着来听，他说要粗茶淡饭，那就是要山珍海味，龙虾鲍鱼；他说不要铺张浪费，那就是要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事实上，地方官的招待让鄢懋卿非常满意。黄先生指出：“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锻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账特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
一顿饭吃掉120000元人民币，看来是够腐败的，这还不包括零星的花销。120000元是一个什么概念？拿明朝正七品的县令来说，法定薪酬为一年45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3500元，而实际到手的往往远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鄢懋卿的一顿饭吃掉了海瑞这样的县官差不多10年的纯收入。
海瑞给这位钦差大人写了封义正词严的信，信中海瑞以父辈的口吻教育鄢懋卿，你要做个好官，听皇帝的话，尽心尽力做好圣上交给你的任务，而不是尽心尽力做一个臭名昭着的食客。其结果如黄先生指出的鄢懋卿“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而去。”
海瑞的所作所为，在当权派严嵩眼里，不仅是挑衅，也是示威，在他掌握帝国实际权力的这些年，还没有像这个海南人一样不给他留面子，打狗还得看主人。依照资历，做了知县的海瑞理应升为知府，但“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我们可以想见，以他的行事作风，遇到相投的倒还罢，如果左右不合，那就大大的不妙了，遗憾的是，他的上司恰恰与他如此。
古话说否极泰来，人生不可能一辈子走背运。1562年，海瑞陷入人生的低谷，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人生也慢慢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严嵩被皇帝免职，他的小弟们也因失去庇护而相继倒台。严嵩派失败，当年不畏强权，坚持与之斗争的人旋即成为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功臣，以他们为精神领袖。海瑞当然也不能避免享受人们给予他的赞誉。尤其海瑞特立独行，与一般正人君子秉性还有些不同，故而黄先生指出“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
好人有好报，善良的帝国子民总是抱有朴素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动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3年后，海瑞当上了京官——户部主事。当日的政府机关，对正六品的海瑞来说闲而无事，大政方针由部长的脑袋决定，小情小事则有普通工作人员在做，公务员夹心层的主事，除了看看报、喝喝茶，实在没事可做。这样的日子不可谓不好，尤其是对海瑞来说。他风里来雨里去地辛苦了将近半辈子，在清闲的工作岗位上度过后半身完全可以被人接受。很多人希望他这么做，包括他的敌人。
我们应该感谢海瑞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因着这种选择，身为后人的我们才能在字里行间中体现出我们最朴素的景仰，而不是在意蕴深远的汉子里，被人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挖苦。
海瑞始终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忠臣，这一点如同他从不拿人钱财一样明确。爱之切责之深，对于嘉靖皇帝，海瑞想必是如此的心情。因此，在他升任为户部主事的头一年，他即向皇帝上书，要求他做一个勤勉的皇帝，做一个自省的皇帝，做一个正直的皇帝，远离那些乌烟瘴气的“封建迷信”活动。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海瑞的这番上书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海瑞清楚自己这一举动过于唐突，很难与最高当局接受，所以他在上书签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给自己买了一副棺材，将妻女安顿好后，又散了家中仅有的几个童仆。事情的发展如他所料，他被皇帝关了起来，直到嘉靖驾崩，新皇帝登基，他才被放出来。
海瑞是个不招人待见的人，张居正不喜欢他，嘉靖不喜欢他，同僚不喜欢他，就连他的妻子似乎对他也有诸多怨言。但他又招许多人的爱戴，他们是小手工业者，是少地的农民，是贫苦的矿工。我们观察海瑞一生的起起伏伏，能很容易看出，在帝国的官场他是个异类。这大概就是他的悲剧所在。在一片污浊的世道中，谁都想手握一盏明灯，但自己却不愿意成为这盏明灯。因此，海瑞不仅是个异类，也是个孤独的老者。他对他的方式对抗者既有的秩序，他很伟大，同时也很渺小。
戚继光：“特立独行”的孤独将领
他在贫困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陨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
——黄仁宇
当帝国的嘉靖皇帝于1559年的秋天批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招募新兵，以对付倭寇时，或许心中会有深深地无奈。帝国自洪武以来，军队实行的是卫所制，这种制度下，兵士单独入军籍，世代沿袭。和平年代兵士屯田以自足，遇上战争则率调征战。但自帝国中期，尤其是嘉靖以来，屯田多为豪强兼并或被军官私吞，兵士无所依靠，破产逃亡，卫所数量大为减少，兵士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也许倭寇早有耳闻，为了给这个新官来个下马威，盘踞在浙江沿海的倭寇实施了一项大胆的计划。70余人的倭寇从舟山登陆浙江内地，从杭州杀入淳安，又从淳安杀入安徽的歙县，而后在帝国陪都南京肆无忌惮地绕了一圈。虽然这股倭寇最终被全歼，但帝国军民死伤，依黄先生的统计竟有4000多人。江南各县，为帝国赋税重地，又临近南京，不说沿途驻军多少，单是南京一城，便有120000庞大的军队，却竟然不能抵挡区区不足百人的倭寇，帝国的脸面实在是丢大了。
嘉靖皇帝为军队的素质无奈叹息之外，他最大的担心，其实是戚继光独立掌军后是否会对自己的皇位购成威胁。这实际上又牵扯到帝国的一段往事，这就是黄先生所说的“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对于帝国穿着宽袍大袖的人来说，所谓武将，不过是会打架的暴力机器。在战事爆发时，他们尚可用来冲锋陷阵，一旦归于平和，他们的价值荡然无存。如此，对选拔将领，重视军队建设也就基本无从谈起。将领的选拔与考核皆有文官主持，他们不懂军事，故而无的放矢，只要求考核者认识几个大字，对儒家经典有个大致的了解即可，而十八般武艺的操练则不再关注之列。所以黄仁宇先生指出：“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
在军队建设方面，帝国优秀的工匠都被召集到了紫禁城，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华而不实的盔甲，而地方的野战部队所穿的战衣上，只是随随便便的缀上了一些铁钉，有的战衣连铁钉都没有，只是用纸衬在里面，以次充好，以假货充真货。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黄先生指出“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倘若对帝国的军队有深入的了解，会觉得他们不过是拿着武器的农民，毫无战斗力可言，但帝国高层却自我感觉良好，在他们看来，帝国200多万常备军天下无敌，当他们沉醉在温柔乡中时，倭寇的刀锋让他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遍观帝国，几无可用之兵，无成事之将。除了戚继光。帝国需要作出某种调整，才能挽危局于既倒，在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看来，戚继光深谋远虑，又精通各种战术。作为17岁就走上军队领导岗位的戚继光，他有能力为国家创造一个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