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被黄仁宇先生称作“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这可能和帝国的创始人朱元璋的出身有关。由于这层关系,使得大明帝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集团,继而使其采取的政策多为内向和紧缩。虽然他的儿子朱棣一度改变了这一政策,但纵观整个帝国的行事风格,依旧不脱朱元璋的脾气。
这个凤阳的特困户以他的方式尽心改造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可以想见,以他的秉性,朱棣的征蒙古还是郑和的下西洋,许是他不愿看到的景象。他没有教出符合自己心意的儿子,却培养出了曾孙朱瞻基。他收敛一切外向的举措,罢营建,调税收,让如同气球般鼓胀的帝国避免了其崩溃的命运。
帝国虽暂免一死,不过所有的“不合理”其实都已在朱元璋时代铸就,“货币战争”的所谓乱发纸钞便是如此,后世子孙绞尽脑汁意图恢复,不过是在为朱元璋擦屁股,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
一个农民改变********
朱元璋的明朝,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
——黄仁宇
“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对土地之外的世界没有丝毫兴趣,别说开展海外贸易,就是渔民下海捕鱼也不允许,将海岛之民统统内迁,还规定了严格的时间,这才有了开篇这句没有任何讨价余地的狠话。
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重八对土地之外的土地,即“蛮夷之地”,也懒得投去关注的目光,于是规定将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等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谆谆告诫子孙“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地位可以改变,但思维和观念却很难消除。朱元璋一生的传奇来自于土地,他不会也不可能脱离这片土地。因此,他的性格注定烙印农民的情趣与眼光。
朱元璋需要的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情趣与眼光决定他没有扩张的野心,只有守成的稳定。面对北方边境上虎视眈眈的“北元”政权,他不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率虎贲之士驱强敌于千里,也不像汉高祖、汉元帝那样与之和亲,而是以农民特有的方式来处理,那就是关上门过自己的小日子。
由着朱元璋的决定,我们就看到了如黄仁宇先生论及的那样的结果:“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的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我们也不能无视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
正是这种“微贱”,让其上台后最突出的作为,总是与帝国的农民息息相关。
这个帝国领袖的出身如何微贱?
1343年,凤阳发生蝗灾,不久瘟疫又至,朱元璋一家不能免,不出半月,老爹朱五四、老娘陈二娘、老哥朱重四相继死去,朱元璋与二哥朱重六身无分文,无力安葬,放声大哭,痛哭声惊动了刘姓邻居,了解情况后便让朱家三人葬于他家的祖坟。亲人下葬前,竟无裹尸之物,凄惨至此,难怪当朱元璋坐稳龙庭,回想起当年事情,悲痛欲绝地道出“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这一年,朱元璋永远不会忘记,除了亲人故去,更让他铭心刻骨的是,这一年,他开始了在江湖上讨生活的日子——做了51天的和尚、3年包括乞讨、打劫在内的综合性流浪汉、重做和尚3年。直到25岁参加红巾军。颠沛流离的生活对注定要成大事的人来说,是熔炉,是锻造。社会大学风霜雪雨的侵蚀,让这个男人更为深刻地理解了最底层百姓的生活现实。他痛恨官吏,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征收苛捐杂税、叹服国家钱财,他们什么都不会;他痛恨商人,不用种地,不劳而获,却童仆数百,妻妾成群;由于自身的境遇,他也痛恨游民,他们整日不治生产、为非作歹、为祸乡里,小则乱加,大则乱国。
这些心理反应,对他上台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不能不说有直接的影响。黄仁宇先生有言:“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四次,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
黄先生所说的“整肃”,绝大多数都是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朱元璋为肃清吏治、使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村的贫农“息于田野”,可以说六亲不认,逮着就杀。亲侄子朱文正在江西时,霸占民女,广敛民财,荒淫无度,最终被朱元璋赐死;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驸马,因派家奴偷运茶叶出边关进行买卖,与民夺利,故而也被朱元璋赐死。
望着一个个咔嚓落地的人头,他不会后悔,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阶级立场”——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
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作为农民的朱元璋,在“三大恨”中,最令他挂心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因为这些人食人间稻米,却不做人间之事。对于这号人物,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下手最重。他在全国各地设置凉亭,其名让人头皮发麻——“剥皮亭”。倘若有官员被人举报贪污,无论事实如何,一律押送“剥皮亭”剥皮。
为了让受刑之人长记性,朱元璋还硬性规定,没有剥完皮,不能让受刑之人死,否则“行刑之人坐死”。朱元璋是真正将“官员乃百姓公仆”这一句话落到实处的人,由他制定的贯穿有明一代的官员薪水是自俸禄制度建立以来最低的。朱元璋认为,无官不贪,小官小贪,大官大贪。能让你头顶乌纱已然不错,为一任官员,有公粮吃,有轿子坐,杂役有公家派遣,笔墨纸砚的费用由国家直补,这都是天下农民辛苦一年提供给你们的,若是再给你高工资,岂非乱套?
明朝官员的薪水低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
朝代官职(省部级)月薪(人民币)补助
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63000元发现金、送牛肉
宋宰相、枢密使90000元米、面、茶叶、盐、绸缎
明总督、巡抚11780元木材、布匹、贬值的纸钞
清总督、巡抚17334元养廉银每年约1000000元
明朝的省部级官员月薪如此之底,知府、县令的工资更是少得可怜,朱元璋制定的低工资制度,就是要让大明帝国的所有官员认清自己的地位,要让他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而且是最为优质的奶。朱元璋似乎并没有将自己视作高高在上的天子,而是所有劳苦大众的管家。他每天念叨的,不是农民今天有没有饭吃,就是“种地真辛苦,农民真命苦。”他发自真心地为农民除贪官,当然,也“发自内心”地替天下子民操持家里家外的一切琐事,让他们在自己一手建立的清明世界里,无病无灾地过一生。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1394年2月,朱元璋给农民下了一道命令,按每个乡村的人数,另分土地,种植桑树、枣树,还有棉花,生怕农民生疏,在命令中,朱元璋还详细列出了种植方法,不出5年,农民实现了人人有衣穿、有饭吃的目标;生怕农人懒惰,忘了节令稼穑,每月开始,朱元璋都要宣谕天下,提醒农民这个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他还降旨,农村乡间之人,一辈子也就“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而“乡里人民,贫富不均”,朱元璋不希望看到有人因为缺钱而不能顺顺利利地操办这些事,命令邻居之间凡事都要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彼此要互敬互爱。民风纯朴,百姓安居,天下太平。
这一切的结果,黄仁宇先生已为我们说明:“朱元璋的明朝,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
可能,这就是朱元璋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吧。
朱棣创造多元化利益链
机警而有城府,也带有几分魅力。
——黄仁宇
朱棣,庙号成祖。其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是于1399年,从现在的北京起兵,历时4年,夺了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龙椅,而后倾全国之力,征调300000匠人,百万民工,花14年的工夫营建紫禁城,至1420年落成,永享太平,乐观胜景,“永乐”也就成为有明一代唯一的盛世。
作为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元末乱世的朱棣,篡位夺权,即便按照当时人的观点,也不过是老朱家自己的事,就这点来看,朱棣也无非是以特殊方式教训了一下对自己不尊的晚辈,朱允炆坐天下不一定就好,朱棣也不一定就坏。但通过此事,明眼人也已体悟出一个道理:在这个大刀阔斧,不喜拘束,精力充沛的男人坐镇之下,大明朝将有大变。
黄仁宇先生谓之曰:“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如果说,老子朱元璋,出于农民的性情,而采取守势,那么过上好日子的儿子,像所有的富贵阶层一样,以冒险、无畏的胆识,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
1408年,朱棣派往蒙古的使者被杀,1409年,朱棣以此为由,派遣100000大军进攻蒙古,结果全军覆没,这两件事让朱棣再也无法安坐他心爱的紫禁城,一年以后,朱棣亲率500000大军,由北京出发,开始了5次史称“永乐北征”的征程。
这其实是朱棣从燕王时就早有的“预谋”,此间已有几次小规模的征伐,至其登基,将事件扩大化,最终将威胁明朝北部边境的蒙古残余驱至漠北。5次征伐,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未曾亲率大军如此劳师远征。”更为关键的是,几番征程,朱棣都御驾亲征,且甘冒流矢,冲锋在前。虽然在“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病死,但其绥靖边关,远播明威的目的已经达到。
王朝在本质上与企业无多大区分,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这就需要将能力所能触及的各个产业所富有的利益相互勾连,形成链条式合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产业多元,利益均沾。在出现危机时,才可东墙补西墙,不至过于窘迫。这样的道理,作为帝王,朱棣想必是心知肚明的,就整个明帝国来说,它需要的不是利,而是名。
在北征蒙古的前5年,朱棣即命三宝太监下西洋达6次之多,群臣屡谏“耗费太重”,他也不听一言。麦哲伦、达伽马等西方航海家是为金灿灿的黄金、香料和奴隶,是索取,而朱棣的船队却是带着中原的奇珍异宝沿海赠送,抽空还帮忙调停对方内部纠纷。真可以说是“千金买笑”。
朱棣心里会很舒服。泱泱大国,四方来贺,这是何等的有面子!历史上。也唯有汉、唐可以比拟,“成祖”还真成了明朝的祖宗。黄仁宇先生将对“名”这种最大利益承载体的执着归结为朱棣“不相信不介入政策”。
至此在帝国北边,朱棣已无心腹之患(他的儿孙似乎没有这样的幸运),借由一定程度的归附,朱棣允许开展边境贸易,与己与彼皆有好处;在浩渺无涯的海外,帝国的旗帜也飘扬到了尽可能多的国都,那些国家的元首不无称颂大明皇帝仁德广泽,那时的朱棣,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天下归心”。
然而,对于青春鼎盛的朱棣和同样春光灿烂的明帝国来说,需要踏足的地方还有许多许多。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话放在朱棣身上颇为合适。这其间的事迹,自然也就颇在“情理”之中了。比如1407年进兵安南。
前后苦战28年,虽然其后果,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最初明军之行极为顺利,只是后来越南人采取游击战术,中国远征军进退失所,加以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迄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此问题仍为解决。”朱棣最后将安南的烂摊子留给子孙,导致后代焦头烂额,也是他所不能料及的。
除了武功,朱棣对于文治的追求也可说是“孜孜不倦”。俗言“盛世修典”,朱棣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403年,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人组织编撰一部“划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大书,最初起名为《文献大成》。朱棣提出的要求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于是解缙、姚广孝等人组织147人,于次年将编撰的书呈送朱棣,朱棣看后不满意,原样打回,命令重修。如此这般,如今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第二次重修,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4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续送教授10人,杂役20人,共计2180;共汇集8千余册图书,仅目录就有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御览”后大喜,亲自写了序言,并正式赐名《永乐大典》。
世人皆谓《永乐大典》为文化宝库,但当我们将视线落在600年前,会猛然发现,这部旷世大典,充其量也无非是朱棣的一张“名”片。
朱棣的为人,黄仁宇先生早已说明:“机警而有城府,也带有几分魅力。”这样一个人,不会不明白自己御宇21年来,用兵于各方,而征敛于百姓,已造成一个极为危险的局面。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成长为极具攻击性“巨人”的大明帝国已不习惯做回安分守己的农民。
在这种情势下,如黄仁宇先生说到的“加紧添发纸币”、“向下层加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这种常被后人责为“苛政”的事件伴随着大明帝国的昌盛国运而屡见不鲜。这类在帝王眼中的小事,在永乐初年其实就已出现。拿营建紫禁城来说,按规定,免费服役期是每年30天,然而在工部的档案中,北京的工匠却有整年不能回家的记录。
创造多元化利益链,说到底是在给朱棣自己脸上贴金。这个男人很幸运,在他事业黄金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对他发起挑战的对手,而当黄仁宇先生所称的“坦麦能”(帖木儿帝国开国君主)于1405年欲侵犯中国时,却突然间死去,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朱棣命运的“离奇巧遇”。
朱棣没有经过开国的艰辛,更不是末代帝王,他恰好处于有诸多可能性的发展时期,时代赋予了他开拓的机会,他给他的帝国编织了一件皇帝的新衣,而且没有被哪个人一语揭穿。
郑和下西洋:国力的透支消费
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被人指摘。
——黄仁宇
1957年5月,在当年建造郑和下西洋所用船舰的“龙江宝船厂”的遗址内,出土了一根长达11.07米的巨型舵杆,1974年,考古人员又挖出一根2.65米长,有四爪的大铁锚。以往关于郑和宝船的数据,由于多载书籍,而不见实物,早在明后期,就有人对世间流传的郑和宝船规模、形制如何庞大产生怀疑。至清末,更有人撰书称,以当日中国之能力,又如何能造出这般巨大的船只?明史上所载的,不过是中国人喜欢虚夸浮事的另一种表现。
随着20世纪中叶,郑和考古上陆续出现的新发现,人们才恍悟般的认识到,明史上的记载绝非泛泛而言。巨型舵杆和大铁锚的重现人间,让人们只有张大嘴巴惊叹的份——
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
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以现代手段测出其排出量为2万吨。
请注意,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舰俄罗斯的基洛夫级重型巡洋舰,它的长度为252米,宽度为28.5米,排水量为1万9千吨。除了长度不及俄舰,其他指标毫不逊于,甚至超过俄舰好多倍。而一在现代社会,一在中古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