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初，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
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关点，如何就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次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不怕摊薄手中的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僵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甫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策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李嘉诚的做法启示我们，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也不必非当常胜将军不可。在不利条件下坚持斗志不斗力的原则尤有必要。
拉大旗做虎皮
如何在商业竞争中打出有用的牌，是李嘉诚特别思考的一件事情。前文曾经谈到李嘉诚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坚持政治导向，其实李嘉诚不仅善于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调整投资方向，而且善于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打政治牌。李嘉诚在争夺8号码头的发展经营权的过程中，就打出过一手颇为漂亮的政治牌，只不过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而没有成功而已。
1987年下半年，港府成立新机场发展研究小组，对纷至沓来的投资方案进行对比研究。1989年10月11日，港督卫奕信宣布确立在大屿山北端小岛兴建新国际机场的方案。以是年价格计，完成整个工程需动用1270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最庞大工程，由政府和私人财团共同开发。
土木工程不是长实的强项，长实的强项在楼宇工程。至1995年11月，李嘉诚先后投得机场铁路车站上盖001号、013号的发展权，权益由长实、和黄、中泰三家分享。
据1995年10月11日《信报》，地铁青衣站上盖总面积5．4公顷，总楼面积为29．2万平方米。发展项目包括3500个住宅单位和一座商业中心。
财团在这两幅地皮发展中，估计投资在百亿以上。
从80年代后期至今，长实系在香港的重要投资还有：五大屋村的续建工程、兴建现代货柜码头、亚洲卫星公司、亚洲电视、购买股票及可兑换债券，等等。
长实集团的实质资产负债率惊人之低，作为一家拥有巨额现金的超级财团，这些投资不如人们所意想的多，并且声势似乎一年弱过一年，不如海外投资那么火爆水响。
是李嘉诚食言吗？
不是的，是他在港拓展遇到了一些麻烦。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鹿死谁手？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涌坐大。80年代，葵涌集装箱港现有的6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2、4、6号三个码头，另三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3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区，共4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香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王。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超人，当然不会满足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渐上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李嘉诚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执同业牛耳，业绩骄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即李嘉诚在方方面面的良好关系，尤其是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9名非官守议员就有6名是李嘉诚的私下幕僚，他们是长江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彭定康对港府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港府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来的，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
可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届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9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惟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校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矩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此事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说，港府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五成以上，则可认定处垄断地位；若在七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均说，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政府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政府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力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这样，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港府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江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原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则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而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七成，是真正的霸主。后来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