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大舞台上，承担了重要的、缺一不可的角色。在远古原始时代，它不仅用于祭祀、歌舞，而且还是报时、报警、语言交流的信号工具。中国进人封建社会以后，鼓是统治者征战的精神支持，也是统治者宫廷礼仪的音响“门面”，更是统治者宫廷生活中享乐的’乐器。在民间，百姓们从晨钟暮鼓的佛教寺庙中，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在锣鼓喧天的节日中，舒展着劳累的筋骨。各种民间的歌舞吹打、龙灯高跷、舞狮夺彩、百舸争竞，竟成了鼓的海洋，鼓的世界。鼓手们更是手舞足蹈、鼓点密集。在各种鼓乐的欢腾震吼中．古代中国这个闷闷沉沉的土地，显现出了活力和生机。
古代铜鼓之一鼓是中国的文化，鼓记录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我们从很多与鼓相关的成语中，均能得到多种多样的启发。中国的古代成语“一鼓作气”（《左传·庄公十年》）、“旗鼓相当”’（《后汉书·隗嚣传》）、“金鼓齐鸣”（《吕氏春秋·不二》）、“偃旗息鼓”（《三国志·赵云传》）以及“重整旗鼓”、“紧锣密鼓”、“晨钟暮鼓”、“打退堂鼓”等等，无不描绘着一幅幅古人们行为活动的图画，无不折射出鼓在这些行为活动中的地位。这些活动，不仅有鼓的参与，而且鼓这种乐器，也成为这些社会行为的一种印象信息，一段历史记录，一则醒世谚语而流芳千古。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鼓这种乐器刮目相看了。
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古代的鼓，由此充分证实了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其中，重要的出土鼓有：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多面彩陶鼓；
福建闽侯县黄土仓遗址出土的一件三千多年前的泥质灰陶鼓；
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木腔莽皮鼓；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小鼓；
湖北省崇阳出土的晚商铜鼓；
湖北省江陵藤店楚墓的漆绘大鼓和小鼓；
湖北省江陵拍马山楚墓的彩绘鹿鼓、木鼓以及在雨台山楚墓、天星观楚墓、望山楚墓的各种鼓；
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的铜鼓以及藤县、灵山、北流、桂平、永福等地的各种铜鼓、腰鼓；
云南楚雄、晋宁、祥云、江川、陆良、西盟等地古墓群的各种铜鼓；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贵州遵义、麻江的铜鼓；
……
另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发现宋代的瓷窑遗址，其中有一座瓷窑专门烧制一种名为花腔腰鼓的鼓。在此瓷窑内，有数以万计的腰鼓残件，并有两件完整的鼓框。这种花腔腰鼓，细腰，一端呈葫芦形，另一端呈喇叭形，表面绘蛇、虫图案装饰。
这些古代鼓的实物，使我们看到古代鼓的一个侧面。从这些鼓中，我们充分地看到，古人们在追求鼓声的响亮与共鸣、鼓声的丰富和富于变化以及鼓器的外观审美与意识象征等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比如湖北崇阳出土的晚商铜鼓，全重量42．5公斤，鼓面也系铜质。沿鼓框两端边缘以三周乳钉纹饰，鼓体遍饰云雷纹及乳钉纹。铜鼓在当时的普遍出现说明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更说明了制鼓工匠们在鼓色上的着意创新和标新立异。又比如曾侯乙墓的建鼓，鼓框为木制，两面蒙皮，鼓面直径80厘米，鼓身长约100厘米，这与当今的大堂鼓几乎完全相似。鼓的支架、架脚的青铜龙饰，则表现出中国古代对龙的尊崇。
在以后的历史年代中，中国古代的鼓类逐渐增多。在西汉的乐府中，击鼓定员的职业编制就有大乐鼓员、嘉至鼓员、邯郸鼓员、骑吹鼓员、江南鼓员、淮南鼓员、巴渝鼓员、歌鼓员、楚严鼓员、梁皇鼓员、临淮鼓员、兹邡鼓员等（《汉书·乐志》）。由此可以推测出西汉乐府中的鼓类。
古代铜鼓之二在东汉的鼓吹乐中，各种鼓应用于黄门鼓吹、骑吹、横吹、短箫铙歌等乐种中。
到了唐代唐太宗时期，随着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宫廷的乐部也在增加。计有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高昌乐、高丽乐、宴乐；鼓的种类也明显增加了：节鼓、齐鼓、担鼓、连鼓、鞉鼓、浮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正鼓、和鼓、主鼓、铜鼓等。
北宋时期，教坊的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所用的鼓有羯鼓、杖鼓、腰鼓、揩鼓、鸡娄鼓、鼗鼓。
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在其重要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对羯鼓、杖鼓和其它乐器进行了声学的研究。
北宋时期，在宫廷的鼓吹乐中，还出现了名为扛鼓、大鼓、羽葆鼓、小鼓、铙鼓等新的鼓种（《宋史·仪卫志》）。
南宋时期，在宫廷阅兵的“随军番部大乐”乐队中，出现了名为“番鼓”的鼓。而在“马后乐”中，又出现了名为“提鼓”的鼓（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此刻的民间，鼓类似乎少些，但我们分析，也许民间用得更加精些、实用些、简朴些。据《都城纪胜·瓦舍众位》载，瓦舍的“细乐”中，鼓类只有小提鼓。而在民间的“鼓板”乐种中，只有拍板、鼓、笛三种乐器。
元代以来，宫廷的雅乐，有建鼓、晋鼓、雷鼓、路鼓、雅鼓、相鼓。而宫廷的宴乐，则用杖鼓、扎鼓、鱼鼓、简子、和鼓、金鞚小鼓、金鞋稍子鼓、花鞚稍子鼓等（《元史·礼乐志》）。
在明代，我们从王圻的《三才图会》中，看到了铜鼓、手鼓、鱼鼓、腰鼓、竹筒鼓、木鱼等鼓乐类乐器。
在陕西省周至县何家营等地流行的、一种从明清时期就起源而来的“鼓乐”，其乐队的鼓编制有座鼓、战鼓、乐鼓、独鼓。
在清代宫廷编的《皇朝礼器图式》中，出现了达卜（手鼓）、那噶喇（奴古拉鼓）等西北少数民族的鼓。
在民间多种多样的乐种中，除了保留原有的鼓类外，还新出现了板鼓、单皮鼓、荸荠鼓等鼓。
如果从几千年前古老的华夏大地开始萌发音乐的生机时算起，鼓这种乐器，在中国真是太多、太多了。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音乐的世界，音乐的海洋，也是一个鼓的世界，鼓的海洋。
人们为什么这样热爱鼓；痴情于鼓呢？这是因为鼓的敲击，体现着生命和激情。的节奏，象征着创造和追求的获取，表达着历史前进的进程。所以，中国的鼓声，从远古的原始时代就开始敲响，一直敲响到了今天，并永远、永远地敲响下去……
三、特殊的乐器、螺角
在中国，有这么一类古老的乐器。这类乐器发音很特殊，学者们称它为唇振簧管气鸣乐器。所谓唇振簧管气鸣，就是以人的嘴唇代替植物的茎秆制作的；簧片，并以嘴唇的振动来激发锥状管体内空气柱的振动。这种乐器的特点是，当乐器离开吹奏状态的嘴唇以后，这种乐器就成为了一个不完整的乐器。因为它只有一个锥状（或变体锥状）的管体而没有簧片，而且管体上没有任何按音孔。
演奏此乐器时，上下嘴唇外围紧贴牙龈并处于紧绷状态，“唇心”（即上下嘴唇缝合处）形成一个柔韧而富有弹性的振动区间，此区间紧压管状体上端’的浅杯状口或直通的管口（人们常称为号嘴），使腹部压力产生的口腔气流急速通过“唇心”，并使“唇心”的肌肉振动。这种唇振簧管耦合振动时无空气柱长短的改变，因此不能产生连续音阶，在“筒音”（基音）吹奏的基础上靠气流的速度而产生基音的近距离泛音。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号类乐器。
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海螺、动物的角这一类变体锥状物的音响、音乐价值而开始利用它们。国外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种遍及世界的海螺、兽角号类乐器，是现代铜管小号、圆号的前身。在中国，以螺、角为号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而目前在中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所用的金属号类乐器，如铜角、铜钦等，均是原始的螺、角乐器的发展和延伸。
利用海生的软体动物海螺的旋纹状硬壳制作的唇振簧管气鸣乐器，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在法国巴黎人类学博物馆、墨西哥国家人种学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中都收藏有极其原始的海螺。
中国的海螺，民间俗称海螺号、螺号、螺。在古代文献中称“贝”、“蠡”。藏族传统称“董”或“措东”，蒙古族称“冻思”，傣族称“海三”。
早在北魏时期建造的云冈石窟中，我们就能见到中国海螺的历史信息。在石窟第六洞主室南壁上就有吹海螺乐人的雕刻像。《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贝，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在《隋书·音乐志》和《旧唐书·音乐志》中还记载了海螺（贝）在隋九部乐、唐十部乐中的广泛应用。在宫廷的西凉、龟兹、天竺、高丽等乐部中，均有螺（贝）的吹奏。陈旸《乐书》中还有外族人献赠海螺演奏的记载：“唐正元中，天子宅位二十有三载，辅臣司徒公镇蜀十有七年，五印度种落有骠国王子献乐器……皆演释氏经，吹蠡击鼓，式歌且舞，缨络四垂，珠玑粲发，周流万变，灿然可观……”
唐宋以后，海螺又称法螺、梵贝。这说明了它在佛教中的应用。陈畅《乐书》中说：“贝，……今之梵乐用之，以和铜钹，释氏所谓法螺。”可见海螺是佛教法事中重要的法器之一。在现今的藏族、蒙古族喇嘛教乐队中，海螺是乐队重要的吹奏乐器。
中国的海螺，均选用颜色清白或具有天然刻花条纹的海螺壳，全长大约25厘米~35厘米，磨平螺尖并呈一小圆孔作为号口。由于海螺特殊钓形体结构，其外壳天然就是一个有趣的蜷曲状圆锥管，这种圆锥管就是最天然的螺号管。民间用的海螺常以螺身的自然条花为饰。宫廷用海螺则在平滑的螺身上精雕细刻为饰。图为乾隆年间清宫廷海螺，上刻“乾隆御制”字样。
清代宫廷用海螺演奏海螺时，单手握螺喇叭口，号口抵唇而吹。出一低音，音色浑厚低沉。藏族、蒙古族海螺是宗教法器，常用于宗教舞蹈“跳神”，并与唢呐、号筒、鼓、钹等一起合奏，音色粗犷，气势威严可怖，人们以此来达到驱魔逐恶之目的。
角，则是利用天然兽角的空腔体制作的唇振簧管气鸣乐器。有关专家认为，这种乐器起源于原始狩猎时代。在中国的秦汉时期，角流行于北方各游牧民族之中。而现今南方的瑶族、黎族、土家族中的角号、舟欧等角类乐器，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角的历史延续或遗存。
角在中国的历史悠久，传说为远古的黄帝所制。《黄帝内传》上说：
玄安请帝制角二十四，以警众。盖用肇于黄帝氏也。谷俭角赋，夫角盖黄帝会群臣于泰山，作清角之音，号令之限度也，军中置之以司昏晓，故角为军容也。
而在《晋书·乐志》上也说道：
鼓角横吹曲，说者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后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中鸣，而声更悲矣。
以上两则史料，记载了角在古代的传说，均认为是黄帝制作的。由此则说明了角起源于中国的远古原始社会。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陶制号角，完全仿照牛角的样子，今天仍可以吹响。丛以土文字看来，角在古代多用于军事征战。而在《宋书·乐志》和晋代徐广《车服仪制》中，又提出了角的两种起源说：“角，前世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吹，以惊中国马，或云本出吴越。”（《车服仪制》）
无论是黄帝创制的角，还是羌胡传来的角，都说明了角这一乐器的起源是十分久远的。角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最自然、最简朴的乐器之一，由于角的声音宏亮，传播距离广远，因此在遥远的古代，角就与狩猎、放牧生活相联系。以后，就进一步运用于古代的战争和军队生活之中。
中国古代的角有曲形和直形的两种。曲形角，可能是用动物角（如牛角）制作或用木、革仿制成动物角状。汉魏时期的角多为曲形角。南北朝邓县画像砖和辽宁辑安高句丽墓壁画上皆有其图像。唐宋时期的角多为直形角。唐代段成式《觱篥格》中说：“革角，长五尺，形如竹筒，卤簿、军中皆用之，或竹木，或皮。”
陈畅《乐书》卷一目四十中说：“革角长五尺，形如竹筒，本细末大，唐卤簿及军中用之，或以竹本或以皮，非有定制也。”
从古书中所载的角图可以见到，所谓“本细末大”，即为一种圆锥状的管体，上下直通，上端小口即为“号嘴”，抵唇而吹，唇振动发音。
角的古代图角应用于中国古代鼓吹乐（军乐）中。汉代称为鼓角横吹。《乐府诗集》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隋代鼓吹的“木冈鼓部”所用的乐器有桐鼓、金钲、大鼓、小鼓、长鸣角、次鸣角、大角。据载，角上有不同的颜色，均为不同等级官军的标志。《隋书·音乐志》：“大驾鼓吹，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裤，诸州镇戍皆给鼓吹，以大小等级为差。诸王为州，给赤鼓亦角，皇子则增给吴鼓、长鸣角，上州刺史给青鼓青角，中县刺史以下及诸州镇戍，给黑鼓黑角。”
隋代大业年间所用的大角，演奏极为考究。《隋书·音乐志》上说：“大角第一曲起，提马；第二曲，被马；第三曲，骑马；第四曲，行；第五：曲，人阵；第六曲，收军；第七曲，下营。皆吹三通为一曲……”
在唐代的鼓吹部中，有长鸣角、次鸣角之分而无大角：清代的鼓吹除卤簿乐用角外，行幸乐和铙歌大乐均用蒙古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