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丽的后妃，陶醉在他的诗文中，读到激动处，夜起徘徊。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常驻都城开封，不惜重金，高价收购有关苏东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11世纪的后半叶，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而且“禁愈严而传愈多”，“传于人者甚众”。一直到今天，900年来，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可不是时下那些一哄而起，转眼即逝的文学泡沫，除了留下一股令人掩鼻的腌臜味外，便什么也剩不下了。
王巩的《闻见近录》载：“天下之公认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予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
一日，资政于崇政殿门，忽谓众人曰：‘苏轼真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
“‘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词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止。”李定为王安石党羽，力主极刑，除掉苏轼，以泄私愤，连这样极无耻的小人，也不得不折服其奇才，可见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所讲，苏东坡被时人敬服，以至于他“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决非虚言了。
文学的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文采出众，诗文佳绝，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为“大家”，亦有长短高矮之别，他在苏轼面前，还是要矮一头的。所以，他指使御史台中他提拔起来的走卒，将苏轼打入大牢，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了。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导致文人相整的格局。而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又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的对手没有一个肯甘拜下风，然而，又无一不在文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些赌输了的文人中的小人，和小人中的文人，便只有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把苏东坡扳倒。尤其，苏东坡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这样一说，更刺激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文人兼小人群落，气得发昏章第十一，也使他们更疯狂地收拾他。
苏轼应该明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文人相轻，本是一种习见的现象，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这样，谁也瞧不起谁，谁也容不得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那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麻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省；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少不了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
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实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拿到外国或中国的什么文学奖，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的作品已经捞到外国版税或中国稿费，我也有权发表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不是，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是，就苏东坡之死而言，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像王安石恨不能整死对方的病态心理，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文学跳蚤，别以为他们就咬不死人，书生的悲剧，诗人的噩运，作家的痛苦，文人的灾祸，哪一件文字狱案中，没有他们可疑的黑手介入呢？现在，苏东坡不知在南迁途中，掉了多少层皮以后，万幸不死，终于踩着跳板，踏上大陆。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文人之受小人挫折，往往是灵肉两伤。他在北归路途中给朋友的通信中，一再说到“衰病枯槁，百念已忘”（与谢民师书），“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答李端叔书），他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日甚一日地衰弱，死神的影子，丧钟的声音，对这位文学巨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种种预感。65岁的大师终于感到欣喜过后的迷茫了。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檩。
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脚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
这是他到大陆后最初写出来的诗，“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他兴奋之余，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森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雨夜，宿净行院》）
这首同期作品，更可佐证回到大陆以后那种迷乱，凄冷，衰迈和孤独之情。
终于他写了一首类似“遗言”的五言诗，给他的儿子们：
皇天遣出家，临老乃学道。
北归为儿子，破戒堪一笑。
披云见天眼，回首失海潦。
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
大儿牧众穉，四岁守孤峤。
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
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
我亦困诗酒，去道愈茫渺。
纷纷何时定，所至皆可老。
莫为柳仪曹，诗书教氓獠。
亦莫事登陡，溪山有何好？
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
读到这首锐气消失，退意浓厚的诗，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苏子老矣！和他1079年（元丰二年）43岁时，所写的那首情绪化的诗，已无共同之处了。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黄州》）
当时，他从开封御史台的诏狱里放出来，尽管荆棘满途，小人当道，他根本是不买账的，才写出这篇挑战的檄文。虽然不知会是一个什么跌宕起伏，命途难卜的局面，在等待着他，但是，“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噪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坐了几个月的大牢，诗情激发，文思泉涌，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
可65岁高龄的他，已经找不到那股生命的活力了。
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小人是社会生活中的可怕病毒，谁招惹上了，谁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文人中的小人，又具有格外歹毒的恶本质。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进行一次大师级人物的统计，你会发现，若是按人口比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大师，其总数是大大低于外国的。这其中的一个毋庸讳言的原因，中国的文学小人群落，说得上是继往开来，络绎不绝，无论哪朝哪代，总有这类东西跳出来施虐作恶，挫折得那些有可能成为大师者，不能成为大师；已经是大师者，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苏东坡就是典型例证，朱弁在《曲洧见闻》中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然而，当他再次踏上大陆南端的土地，他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了。那位乡间老翁所言，“天佑善人乎？”其实也不尽然的。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老天爷（如果有的话），有时候常站在小人一边的。君不见十年“****”期间，那些得意过的整人的人，如今继续在得意着的，张狂着的，还算少吗？
虽然，苏轼之死，是属于“寿终正寝”的一类，他在死前半月给维琳方丈的信中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强故尔，无足道者。”但是，若没有小人们给他造成不幸历程，也许未必会如此一病不起，迅速地走向死亡。
据他逝世前与钱济明的信中所述症状观察，“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显然，积毒爆发，不可收拾，疗治无效，不语而终。同时代人朱或的《萍洲可谈》里说得更明白：“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所以，被小人迫害至死的苏东坡，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的中国文人。
苏轼活了65岁，如果天假以年，能够拥有与他活了73岁的弟弟苏辙那样的寿命，那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肯定会攀登更高的峰巅，不知该如何的光辉灿烂呢！
于是，便是他生命史上最后一次的辉煌，据邵博《邵氏闻见录》载：“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有史以来，有哪一位文人受到过这样隆重热烈的万民夹道的欢呼？
这次盛大的谢幕式过后，不久，一代文宗就撒手人寰了。
如果，从苏东坡之死，我们能够汲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的结尾两句名言，值得永远牢记：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