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侍女连忙出去，端着一碗粥来到司马懿面前，司马懿抖着手去接，可他的手抖动得太厉害，最终还是拿不住碗。侍女只好端碗送到司马懿的唇边，用汤匙一小口一小口地把粥送进司马懿口中。司马懿的嘴慢慢地蠕动着，粥不断地从嘴角流出来，流到下巴的胡须上，又顺着胡须滴落在他的衣襟上。
喝着喝着，司马懿突然咳嗽起来，嘴里的粥喷了出来。不仅喷到他自己身上，还喷了喂粥的侍女一身。侍女放下手中的碗，拿过毛巾给司马懿擦身上的粥。司马懿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李胜看见司马懿这副样子，就走上前去，对司马懿说：“太傅，大家都说您的中风病复发了，没想到您的身体竟这样糟，我们真替您担心！”
司马懿慢慢地睁开眼睛，气喘吁吁地说：“我老了，又患病在身，活不多久了。我不放心的是我的两个儿子，你今天来，我很高兴。我以后就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你了。”说着说着，眼中流下泪来。
李胜连忙解释说：“太傅不必伤心，我们都盼着您早日康复呢。我马上要到荆州赴任，今天特意来拜望您，向您辞行的。”
司马懿故意装糊涂，说：“什么？你要去并州上任，并州靠近胡人，你去了要很好地加强戒备，防止胡人人侵。”
李胜见司马懿年老耳聋，连话都听不清了，就重复说：“太傅，我不是去并州，是去荆州。”
司马懿听了，故意对李胜说：“你刚去过并州？”
司马昭凑上前去，大声对司马懿说：“父亲，李大人不是去并州，而是去荆州。”
“哦，是去荆州，那更好了。唉，我人老了，耳聋眼花，不中用了！”司马懿对李胜说。
李胜认为司马懿确实老病无用了，就站起身来，对司马懿告辞说：“太傅多保重，您的身体会好起来的，以后有机会进京，我会再来拜望您的。”说完就离开了太傅府。
李胜刚出府门，司马懿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手捋胡须，看着司马昭，父子两人相视而笑。
李胜出了太傅府，直奔曹爽的府中，见到曹爽，高兴地说：“司马懿人虽活着，却只有一息尚存，已经老病衰竭，离死不远了，不值得您忧虑了。”
曹爽听了，心中大喜，当即把李胜留在府中，饮酒庆祝。从此以后，曹爽根本就不把司马懿放在心上了，更加独断专行。
春天到了，按照惯例，曹魏皇帝宗族要去祭扫高平陵。曹芳起驾，曹爽、曹羲等兄弟全部随驾同行，一行人耀武扬威，浩浩荡荡开出了洛阳城。
等曹爽他们出城不久，司马懿就精神抖擞地带领着司马昭、司马师披挂上马，率领着精锐士兵占领了洛阳各城门与皇宫，把洛阳城四门紧闭，不准人随便出入。然后假传皇太后的诏令，废曹爽为平民，并派人把诏令送到皇帝曹芳那里。
司马懿握有重兵，曹爽又没防备，所以只能坐以待毙。司马懿下令把曹爽兄弟及其亲信桓范、何晏等人抓起来砍了头，并灭掉了三族。
类似的例子还有燕王朱棣夺位之前的装疯，他年轻的侄子建文帝哪玩得过老谋深算的叔叔呢，不久就被朱棣的大军打败，不知所终。
五十五戒：不善柔道之术
柔能克刚，是为人处世的坚定信念。以柔胜刚，是为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为人处世的精髓所在。关于这一精妙的处世技巧，则应以道教的阴阳太极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浑圆之中，一条白色的阳鱼和一条黑色的阴鱼，首尾相抱，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当我们凝神审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蕴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当然包括也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这无疑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诸如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等所激化出来的结果，倘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即我们常说的“柔道”来处世，那么无疑将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刚道”所远远不及的。历史上就有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而成功的事例。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其在位其间，实行的开明政策，不谋求重大政绩，但求朝野相安无事，百姓各安其职，手下重臣也得以善始善终，于不经意间创造出了令人神往的中兴盛世。这无不体现了其高超的用权、驭人艺术。
刘秀就是一个以“柔道”得天下的人。
建武十七年（41）十月，秋高气爽，年已47岁的刘秀又回到故乡章陵县，祭扫父母坟茔。办完了事，设宴招待本族父老兄弟及左邻右舍。几位老妈妈酒喝得满脸通红，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议论着刘秀起兵前的情景，感慨万端地说：“文叔（刘秀的字）小时候跟个大姑娘似的，既老实，又柔顺，从不跟人发脾气，以后却得天下做了大皇帝，真想不到哪！”话传到刘秀的耳朵里，他回过头笑着回答：“我不但用柔道得天下，还要用柔道治天下呢！”
在东汉王朝的建立中，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的将帅们，位高权重。他们既是王朝的辅佐，又是潜在的威胁。刘秀深知，开国功臣的“坐大”，将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信任、劝诫与感化只是权宜之计。根本的措施还在于解除功臣们的实权，即“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在实施这一策略时很注重分寸，先是“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邓禹、贾复等开国元勋洞察上意，“知帝僵干戈，修文德”，于是交出兵权。刘秀解除大将兵权时先是启发诱导，促其心领神会，自觉交出。继而以关怀仁爱之心、保全功臣晚节相规劝，真可谓名正言顺，既冠冕堂皇，又不失和气。
刘秀在解除了功臣的实权之后，仍不忘旧情，不时地赏赐可观的封地、钱帛给功臣；对于已衣锦还乡不再参与朝政的诸侯，也时常派官员去慰问，并把异域朝贡的珍奇瑰宝、甘鲜美味分赐给这些离职的功臣宿将，使其颐养天年，沐浴龙恩。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惟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长于民间，知道稼穑的艰难和百姓的疾苦，因此，做了皇帝后，轻徭薄赋，平时穿的是未经染色的原布衣服。不听令人颓废的靡靡之音；不玩使人丧志的珠玉宝器。刘秀倡导节俭，首先从自己的饮食上做起。
东汉朝廷建立后，各郡国仍按以往的习俗，不时向朝廷贡奉地方特产和珍奇美味，虽一再劝阻，一些人还是不听。刘秀生气了，于建武十三年（公元27）正月下了一道特别诏书，强调说；“往年已敕令各郡国，不得敬献异味，可一些官员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不知打扰了多少穷苦百姓，花费了多少国家银钱。现明确规定：太官府对各郡国送来的异味，一律不许接收，敢于违犯禁令者予以严惩。”此举果然“杀住”了这股向朝廷送礼的歪风。
经过长期社会****与战争，广大百姓迫切需要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刘秀顺应百姓心意，采取积极措施，废除了王莽时代繁琐苛刻法律，恢复汉初轻法宽刑制度，努力营造出一个“务用安静”的社会气氛。
建武二年三月，刚刚称帝不久的刘秀发布诏令说：“监狱里面关押着许多含冤负屈的囚犯，这是因为采用的刑罚太严酷了，朕甚怜悯。孔子说：‘刑罚不适当，人民就会无所措手足。’现责令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们共同努力，尽快制定出一个如何省减刑法的议案。”
第二年七月，刘秀又颁布诏书，明确规定：六百石以下的基层官员犯了罪，应先向上司请示后再进行处理；八十岁以上、九十岁以下的男子以及妇女协同犯了罪的，只要不是逆伦绝理的罪或诏书明确规定而必须逮捕的都不得随便抓入狱中；案子尚未查明的要赶快查明，不得久久拖延；已经判刑的女犯可以出一点钱保释回家，让她们用上山伐木的方式代替服刑。
建武五年五月，国内旱象严重，刘秀认为这是由于官吏执法不准确，冤狱太多，百姓仇恨，惹得上天发怒而造成，他命令京都洛阳、三辅和各郡国的官员要认真清理狱中的囚徒，规定只要不是犯死罪的，一律释放；有爵位的可用爵位顶罪，务必选择柔顺善良的人担任政府官员，黜退贪官酷吏。根据这道诏令，前汉时期设在长安的26所监狱被全部撤销，只有掌管刑狱的延尉在洛阳保留了两所诏狱，以关押奉皇帝旨令而缉捕的重要人犯。之后，刘秀还多次下诏，要各地切实履行减轻刑罚的方针。
边境地区情况复杂，刑法也比内地重，按规定，只要偷盗五十斛谷物的，即被判死刑。刘秀在建武十八年发布诏书，要求边境地区的法律也应比照内地的规定执行，不许酷吏们利用苛法大开妄杀之门。
建武十四年，全国已经实现了统一，一些大臣联名上书说：“古代肉刑严重，则人人畏惧法令，今宪律宽轻，因而作奸犯科的人不害怕，应当增添科条禁令，堵住犯罪之源。”
刘秀把这交给公卿们讨论。光禄勋杜林在廷议时慷慨陈词：“人有脸，树有皮。人的脸面和尊严如若受到侮辱，义节和风尚就会受到挫折。法令繁多，只能给心术不正的人造成钻空子机会。因此，孔子主张对老百姓应‘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导之以德，齐之以和’。明君圣主．无不奉此为金科玉律。前汉初年废除暴秦苛政，四海之内莫不欢庆太平，百姓无不安居乐业。可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连民间馈送一点瓜果菜蔬，都成了行贿受贿；犯一点小小过错，也被问成死罪。这样做的结果适得其反，法律成了形式，命令不起作用，上下之间互相包庇，弊病越来越深、因此，现在实施的轻刑，简法政策决不能轻易改变。”
刘秀称赞说：“杜林说得对。”他没有批准增添科条禁令建议，从而使得东汉初年的国家政治形势逐渐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创造了“光武中兴”的盛世。
光武帝是在西汉自成、哀、新莽以来社会积弊日深、天下大乱的基础上重建汉王朝统治的。所以他在位的33年中，“量时度力，举无过事”，不求赫赫之功，唯求恢复、稳定。他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声称是承袭西汉旧制，但实际上，无论是在统治机构方面还是在统治政策措施方面，都比西汉更加完备、有力，为东汉王朝奠定了近200年的统治基础。
可见，实施“柔道”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人们十分欣赏和提倡的应变术，其策略往往运用在处理内部矛盾或冲突上。虽然内部矛盾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分歧，但如果处理方式不当，也会导致矛盾的激化，并可能最终演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诸葛亮在《将苑》中说：“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纯柔纯弱，其势必削，纯刚纯强，其势必亡。”所以不仅刚强是斗争的手段，柔弱更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策略。
武力征讨、暴力制服虽然可以取得斗争的胜利，但怀柔、笼络却能达到制取人心的目的。有时侯由于条件不成熟，不便使用武力等强硬手段，或者即使运用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安抚、怀柔的政策则可轻易地降服对手，收到更好的效果。
当然，“柔术”的使用最终还是为了达到“克刚”的目的，所以在运用这一策略时，必须处处将手段与所要实现的目的联系起来，巧妙地抓住关节点，利用这一手段使自己摆脱被动的局面，导向最后的胜利。消极的“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英明的领导应该懂得刚柔相济。
五十六戒：总是直着走
高明的领导者，为达到某一政治、军事、外交目的，常常会采用以迂为直、暗渡陈仓的韬略。《孙子兵法·战争篇》中指出：“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意思是在战争中，有时假于示形，迂回前进，反而比抄近路走得更快。实际上，远和近、曲与直都是相对的。远而虚者，易进易行，费时少，远实际上成了近；近而实者，难攻难进，费时多，近实际上成了远。同理，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某一目的，不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还要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正如俗话所说的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事时，欲其东，先其西；欲求速，先图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战场如此，官场也如是。领导者们大都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因此在处理政务或要达到某一政治目的时，就很有必要采用迂回曲折、委曲求全的变通之道，历史上深谙此道的权变大师数不胜数，而雍正可以说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雍正在登上帝位之前，曾做了45年的皇子，在这45年里，他就历经了长达30多年的皇储之争。这场至高权力的角逐争夺几乎牵涉到朝廷内外的所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将来或多或少地铺点道路，以致朝野上下党派林立，各类争权夺利之事时有发生，而康熙本人更是为此事操心不已。
康熙有35个皇子，最初胤扔被立为太子，但由于其好大喜功，贪得无厌，为了早日登上皇帝的宝座，不惜与其党羽一起谋害其父。康熙发觉后，于是他痛下决心，于康熙五十一年将胤扔永久废除。胤扔被废之后，一轮新的太子争夺战风云又起。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胤禩、胤祉、胤褪和胤稹（雍正）。
胤为八皇子，性情阔达，好施舍，广结人缘，因而支持他的人最多，朝廷内外的许多官员都向康熙保举胤禩，有的甚至还向皇帝施压。然而康熙并不吃这一套，当他看到胤禩的身后竟然有如此庞大的势力时，他感到了威胁，不但没有立胤禩为太子，还革其爵位，令其反醒。
看到胤祺如此下场，胤稹冷静思考之后，认为只有韬光养晦，不露声色，才有取胜的可能，风光太足反而会败落得越快。因此，胤稹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谨小慎微，从不表露争储之心，即使是身边的人，他也隐藏自己的心事。
例如，胤稹的亲信戴铎在给胤稹的信中，提出储位之争的策略，其言之细，深为胤稹设想考虑。然而胤稹在给戴铎的回信中却写道：“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则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
事实上，胤稹对于戴铎的策略非常赞同，但戒备之心不可无，以至故意如此回复。因为此时的他，只有处处隐忍，不露风头，夹起尾巴，才不会被击败。
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之中，胤稹的优势并不明显，胤祉以其年长，有学识，深得康熙的重视和宠爱；胤禵身居要职，手握兵权，并且曾立下大功。因此胤稹从不敢奢望，认为康熙会将皇位传给他。但当他听到皇位将可能传给胤禩、胤禵时，心中却有说不出的苦恼与不快，于是他所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即外松内紧的策略，以期能搏得帝位。
胤稹经常与僧讷往来，建设寺宇，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并写了《悦心集》一书，书中尽述其愿与僧侣为伍，过一种清静无争的恬淡生活。例如书中的《隐居词》、《知足歌》等等，都是一些向往田野生活，教人与世无争之词。胤稹在此时所写的这些诗词，一方面起到了蒙蔽对手及康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其在权力争夺中失意的表现。而实质上，胤稹是决不甘于寂寞，放弃争储的大好机会的。他采取了戴铎给他的建议，实施多种方法，扩大自己的力量。这主要有如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