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你先去看看吧！”囊瓦说。
费无忌出去在街上胡乱转了个圈，踉踉跄跄地跑了回来，一撞一跌的，喘息未定，气急败坏地说：“几乎误事！我已探听明白了，宛这次请客，是不怀好意的，欲将置相国于死地。我见他们内暗藏甲兵，杀气腾腾的，相国若前去，一定中他的计。”
囊瓦一听，心里犹豫起来，说：“我和宛平日并无过节，他断不会这样。”费无忌乘机挑拨说：“宛自从征吴有功，恃王之宠，早有对相国取而代之的野心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只瞒着相国一人，我和鄢将师正防他早晚会有此一着。想想，过去吴乘我丧，我乘吴乱，宛本可以乘胜追击，把吴国灭了，可是他却俘获一些兵甲就班师，听说他得了吴国很多的贿赂，他一定心怀鬼胎，想在本国打主意，说不定——此人若得势，楚国就危险了！”
费无忌侃侃而谈，渐渐把囊瓦的思绪打乱了，但囊瓦还是不大相信，便另派心腹去宛家里打探个明白。
那心腹回来报告，说是真有其事，门内果然有伏甲兵。囊瓦听后雷霆大发，即叫人去请鄢将师，告诉他这件事，并问他如何处置。
鄢将师早巳与费无忌串通好，遂添油加醋地说：“宛想造反，并非一天了，他和城内三家大族伙同一党，正想谋夺国政，还幸今日发觉得快，再迟就后悔莫及了。”
“可怒也！”囊瓦把桌案一拍，“我非宰了他不可！”当即奏请楚王，命鄢将师围了宛的家。宛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费无忌的奸计，哭天无泪，欲诉无门，含冤莫辩，遂长叹一声，拔剑自刎。
爱挑拨关系的人，他总是用这种小人伎俩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竞争。对付离间最好是事先识破。
挑拨者，使一些君王误把贤德视为不肖，而不肖之人，则误视为贤人，最后导致国破家亡。
生活中，我们身边有了爱挑拨关系的人，的确是很头疼。挑拨者往往会制造假像，欺骗别人，使其产生错觉，作了错误的判断，形成错误的认识，以便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进人圈套。
爱挑拨关系的人，常以“告密”为快。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人觉得他是“知己”。同时，又巧借别人的摩擦去达到离间成功，被离间者的利益受损则是绝对的，所以，离间者只有使被离间者在表面上知情，而不能在根本上知底，才能达到他离间的目的。
1966年11月，在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上，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了朱德。
记者问：“在您一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毛主席语录吗？”
“不，是识字课本。”朱德答道。
“您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没有在她的床前给她端一碗热水。”
“您想在您身后留下什么样的荣誉？”
“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嗣后，康生把这次采访的外电通讯稿呈给******，并别有用心地问：“主席，您看您有什么想法？”
“大老实人一个！”******毫不含糊地说：“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要搞朱德的名堂吧？朱德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不要搞得疑神疑鬼。”说完把手一挥，康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康生在******这样的智者面前当然是难以达成其目的的。事实上，康生的这种做法是很可恶的。他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挑拨关系，同时，又试图达到成为******的亲信的效果。爱挑拨关系的人总是善于挖空心思去搬弄是非。
挑拨关系通常是伴随着利益冲突而实施的，而离间者往往又是被离间者发生矛盾后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
凡为领导者，在与他人发生冲突和矛盾时，一定要冷静分析矛盾的缘由，警惕离间小人乘虚而人，要以大局为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快弄清思想，消除矛盾，达到新的团结。
人世间，绝大多数人是真诚和善良的，但也确有一些虚伪和刁滑的丑类。那种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在同事之间施用离间之术，借以挑拨离间彼此团结的龌龊之辈，就是这些丑类的一种。
爱挑拨关系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甚至会造谣生事，态度恶劣而卑鄙。作为一个领导要要头脑清醒，不要被假像所蒙敝。
二十七戒：该罚不罚，该赏不赏
一个部门赏罚不明，管理就如同一潭死水。在一般用人者身上，赏罚不明，奖惩不当是常有的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制定制度时，奖惩不能结合使用，或者过于严苛，或者过于松散；该奖的时候不奖，该罚的时候不罚；赏罚失度，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很过分；奖励手段与奖励目的严重脱节，让人有空子可钻，对惩罚也一样。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其中说到赏罚是否分明是一支军队是否有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历来治军严谨的将领都是非常强调奖赏与处罚的。正所谓军令如山，军中无戏言。三国时，马谡失了街亭，酿成蜀军惨败，诸葛亮终于挥泪斩马谡。事实上，同情马谡的人很多，为马谡求情的人也很多。而且，从全局的角度来说，马谡还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诸葛亮平定南方部落七擒六纵攻心为上的建议就是马谡提出来的，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才严重缺乏，姜维独木难支，如果留下马谡或许有用。但是，诸葛亮最终一意孤行，没有采纳众人的意见。今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马谡到底该不该杀呢？从治军的角度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杀，没有办法。
你只看到了很多人为马谡求情这一面。若是放过了马谡，他日再有将领玩忽职守，导致全军惨败，折损大将与士兵无数，你是诸葛亮，你该怎么办？有了先例，便无法下不为例了。马谡不杀，军纪即乱，此时你再要对别人严格要求，根本就不行了。军纪一乱，部队的战斗力就下降，战斗力一下降，就要打败仗，打败仗可是要付出许多士卒甚至将领的生命的代价的。是马谡一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全军将士的生命重要，诸葛亮是一清二楚的。
军队里的事情讲起来是惊心动魄的。为什么呢？因为将领是要让他的部下上战场的。而上战场就意味着有送命的可能。蝼蚁尚且偷生，岂能白白送死？所以，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的约束，军队是根本没有办法打仗的。
战国军事家吴起所著《吴子》一书中，也提出赏罚分明的观点，只是吴子的思想更为果断：“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吴子强调的是重赏重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奖励，一定要有物质的奖励，没有一个人是不喜欢物质的奖励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但是奖励的作用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精神的奖励更重要。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重视，自己的行为被认为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时，人的主观能动性便能够被充分被激发，潜在的能量才能够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和运用。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皆是很好的例证。
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赏一样，也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受罚的。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怕被惩罚，更不用说是重罚了。军队里重罚的意义已经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处理了，而是对其他人乃至全军的告诫。在特殊的情况下，惩罚与平时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别的地方开小差，也就是一顿臭骂，在战场的最前线，如果临阵脱逃，可能就是就地正法了，根本不可能跟他讲道理，晓以利害。这是形势所逼。重罚的结果不但要使当事人再也不敢犯这样的错误，更要使其他人不敢效仿。用杀鸡儆猴来描述，是再准确不过了。
有人以为一个部门管理与治军不太一样，没有必要把这一套搬过来。那他就根本不明白人性本质。人性的弱点是普遍存在的。士兵如此，职工也是如此。只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在尺度的把握上，我们可以灵活地掌握。尤其是在重罚时，因为我们的对象是职工，所以，我们还必须“治病救人”，不能把犯错误的员工一棍子打死，要给他机会，让他翻身。但是罚还是一定要罚的。
惩罚与奖励，是促进员工的两件法宝。但是在做出惩罚决定时，其先决条件是弄清事实，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才会做到掷地有声，又稳又准。
事实往往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它们会被形式所掩盖，你必须分清真实与怀疑之间的界线，你必须创造一种让大家看来是公开、诚实、信任的气氛。真实的真相也是难以捉摸的，它并不是在一张纸上提供一套简单的事实，而是穿着多彩的外衣。我们很少能一眼看出真相，你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从单一的角度去看问题，往往会出现失误。
因此，我们经常弄不清事实的真相，发生误解。根据不完全的信息作出判断，或者因不喜欢或不信任某人而对他所提供的重要消息置之不理。
为了成功地做好事情，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事实，不要受人道主义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故意误导，带有偏向，不将事实弄清，那你的威信将大大受影响。不但受到你惩罚的人会满腹委屈，其他明白真相的人看在眼里，也会替他鸣不平。
在处理事情时，我们容易假定自己什么都清楚，我们容易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管什么颜色，看起来都只是一种颜色。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拥有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常常根据不完全信息作出判断。商业时代处处充满风险，尽管我们拥有大量经验，但也不能保证过去发生的某一事情或某一行为方式会在将来的同样条件下重现。
对待事实问题，关键是要抓住核心的事实，能够面对挑战和展开详尽的调查。弄清了核心的事实，才能更好地做出有效的决定。核心的事实是所存在的一些有形的东西，是一些实际发生的东西。这些有形的东西可以用确切的语方言描述，也可以用数量来衡量。例如，某人上周迟到了三天，这是一种事实，但某人总不守时，却不一定是事实；某人昨天失去了一批订单是一个事实，但他干不成任何事情则不一定是事实。
弄清事实，也需要建立一种关系与信任。这意味着你能准确地判断谁不大可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以个人的信任和观点来掩盖我们面前真切的事实。总之，弄清事实才能让我们下定决心，是奖是惩。这样才会有的放矢，才会被众人所服。
惩罚和奖励都是促进员工的手段，目的都是为使员工更努力的工作。但有时候，由于某些制度和程序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无原则要的行动与所惩罚或所奖励的行为之间都不一致，因此也无法达到我们的最初目的。
二十八戒：别总是唱反调
一个组织仅有良好的愿望和热情是不够的，要积极引导并靠明确的规则来分工协作，这样才能把大家的力量形成合力，管理一个项目如此，管理一个部门也是如此。
组织协作需要默契，但这种习惯是靠长期的日积月累来达成的，在协作初创时，还是要靠明确的约束和激励来养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冲天的干劲引导不好就欲速不达。领导的权力不是指挥棒，而是杠杆。
为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应该与上司，与下属能力合作，应抛弃各种前嫌，既往不咎。如果你事事都与之唱反调，那么你就埋下了祸根。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
在封建制度之下，没有所谓**********者，大家都是这个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但每当王朝更迭之际，帝王易人之时，总会有一些前翱的遗老、先帝的孤臣，同新的王朝，继位的皇帝格格不入，采取不肯合作的态度，或隐居不仕，或同床异梦，这种人，很少能得到新的统治者的饶恕。
还有一种情况，便是出于朋党习气、门户之见，当一派得势掌权时，另五派或者消极抵制，或者冷嘲热讽，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是很能为掌权者所容忍。
山阳（今河南焦作），地处太行山支脉白鹿山之南，境内有天门谷、百家岩等山水绝胜之处，景色十分迷人，更有大片大片的竹林笼罩其间，越发显得清雅幽美。在这竹林之中隐居过一批著名的文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人们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时而游山玩水，时而饮酒赋诗，时而高谈阔论，过着一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般生活。
然而，竹林外的生活却不平静，就在离山阳不远的京城洛阳，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这时，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曹操的后代，而野心勃勃的司马懿和他那两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正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同曹氏的皇权统治做一番较量。
终于在公元249年的正月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以大将军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一举击败，皇帝曹芳成了傀儡，司马氏控制了政权，史称“高平陵之变”。
“竹林七贤”分裂了。山涛、王戎等人都出去做官去了；嵇康的好友阮籍也顶不住压力，向司马氏屈服了；而“七贤”之首嵇康留了下来，他不肯同司马氏合作。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同曹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司马氏篡权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
由于嵇康的名气很大，影响很大，司马氏想拉扰他，便派了亲信前去竹林拜访。当时嵇康正同好友向秀在大树底下打铁。对于这位乘坐高车驷马，带了众多随众的朝廷显贵，嵇康毫不理睬，仿佛根本没有这个人一般，依然专心致志地打他的铁。受了冷遇的钟会十分尴尬，最后调转马头，悻悻而去。嵇康忽然叫住他，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这句话既揭露了钟会的用意不善，也清醒地意识到钟会回去以后，必然会在司马氏面前说他的坏话。钟会恼羞成怒，不怀好意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倨傲不恭的态度，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后来钟会在杀害嵇康的案件中，果然起了很大作用。
景元元年（公元206年），司马昭发动了又一次政变，杀害了魏帝曹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那篡权夺位的野心已经暴露于天下了。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他又一次拉拢嵇康，这一回，他让山涛出面。山涛，字巨源，原为“竹林七贤”之一，此时已出任司马昭手下的尚书吏部郎。司马昭准备将山涛调任散骑侍郎，由嵇康来接任吏部郎。他让山涛写信，动员嵇康出山。
嵇康气愤之极，立即写了封回信，认为山涛玷污了自己，表示要同他绝交。信写得嘻笑怒骂，酣畅淋漓，在文学史上十分有名。如信中写自己天性疏懒、不堪为官：“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将这样一些文字写进信中，实在是对司马氏的极大轻蔑。
司马昭看到嵇康拉拢不过来了，便有加害之心。钟会又从中添油加醋，百般诬蔑。司马昭终于找了个借口将嵇康逮捕，问成死罪。
这事在朝野引起极大震动，当时有许多豪俊之士要陪嵇康一起坐牢；有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赦免嵇康，并提出要嵇康去太学做老师。这些救援毫无效果，反而加快了司马昭杀害嵇康的步伐。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嵇康被押赴刑场。他神色自若，从容镇定，看到还未到行刑期间，便要来一张琴，弹奏丁一曲《广陵散》，奏毕感叹地说：“这支曲子，我没有传授他人，我死之后，《广陵散》从此绝矣！”
一代名士，就这样死于司马昭的屠刀之下，时年仅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