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料理妥当，一家人陆续坐到饭桌上喝完一碗粥，算是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过去了。之后，妈妈拎着一个方形的黑色塑料拎包去学校，学报纸社论，读《毛选四卷》，写批判“走资派”（也就是校长）的大字报，间或有揭发她衣着讲究或者对学生严厉的大字报贴出来，她就要赶紧去看，看完了写出检讨书。我爸爸呢，他原本是个上班闲散的人，那段日子反倒比我妈更守时，八点一过就出门，说是宣传队那摊子等着他去“过节目”。
我爸爸很善于在家庭里表扬自己，有一天喝粥时他问我：“小米你说说看，这个世界上谁最善良而勤劳？”
我马上举出一串例子：蚂蚁，蜜蜂，蜘蛛，甚至还有夜里抓田鼠的猫头鹰，帮大树除害虫的啄木鸟。
爸爸举着筷子摇头：“动物不算，我问的是人。”
人？谁呢？雷锋？白求恩？移山的老愚公？
“死人不算，说活人。”
活人是哪个？我咬着筷头费劲地想。
爸爸指指自己的鼻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就是我啊！”
绕了一大圈，原来又是夸自己。
我妈很不屑，冷笑说：“编排几个节目算什么勤劳？人家敲锣打鼓成立革委会，干你何事啊？你这叫拿根鸡毛当令箭，替人去做嫁衣裳。”
我爸不同意：“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艺术里面永远都有真善美。”
“你的艺术越美，你越是给那些造反派抬了轿子。”
我爸委屈地摊开手：“那我能怎么办？我不可能故意把一台节目弄得差，我们几个都做不到。艺术家都是天生追求完美的人。”
我妈冰冷冷地说：“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悲剧。”
吃过早饭，在妈妈的要求下，爸爸会带着圈圈去文化馆，留下我在家里写作业。妈妈说，宣传队排节目反正是闹哄哄的，圈圈去了不碍事。而我，我被打伤眼睛后已经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我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我妈妈每晚临睡前绞尽脑汁地给我出题目，写在一个本子上，第二天我做完了交给她批改。她看得很认真，无一遗漏地给我指出错误，视错误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要给予惩罚，最后用红墨水端端正正地写上分数。一般说来，我会小心翼翼把分数维系在“80”到“90”之间。超过“90”分，我妈会认为题目太容易了，下一次要增加难度系数，我等于自己给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少于“80”分，我妈妈会恼怒，骂我木鱼脑瓜，不肯用心，什么什么的，我还是给自己找难受。权衡下来，“80”分到“90”分之间是最稳妥的状态，出题的人和做题的人都能接受，彼此心平气和。
我妈出的题目是这样的：
造句：不但……而且；像……一样；越是……越要，等等。
连词：把“划动，穿过，飞进”连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
词语接龙：虎口余死存羊补不可涕为逐颜开。
填空：为一篇短文填上适当的动词，名词，或者副词。
每三天写一篇作文：《记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好朋友》。《夏天的气味》……
算术题目也是她自己出。常常会出错，弄得牛头不对马嘴，比如计算我们家饭桌的面积，算出来居然是二十多平方米。我向她指出后，她爽快地承认自己错了，说她不是教算术的，出这种题目不擅长。结果到下一次，她又会出错，让我计算出火车速度是每小时三公里。
妈妈每天回家吃午饭，因为她必须利用午休时间给婴儿喂奶。爸爸和圈圈不回家。妈妈嘲讽地说，大概是宣传队的大锅饭太香了，两个人乐不思蜀了。
因为爸爸和圈圈的“乐不思蜀”，我的心也就早早地飞到了文化馆里。我三口两口地扒完一碗饭，连菜都顾不上挟，吃完扔下筷子就往十字街口跑。这个时候，街面上空空荡荡，黄狗在家门口打盹，老猫在门槛上睡得四脚朝天，满街大字报被日头晒得白花花一片，酱油店里的大瓦缸散发出热天特有的臭脚丫气味。瘸子老爹把书摊挪到了树荫下，可是没有顾客光临，他只能仰靠在一把旧藤椅中假寐，偶尔睡着几分钟，猛然惊醒，很茫然地四处看。
文化馆里的演职员们也都在午休，有的自带草席睡在礼堂角落里，有的趴在自己膝盖上打瞌充，还有些靠墙坐着，女生勾花衫打毛线，男生们小声地交换自己读过的小说故事。
爸爸在文化馆有一间办公室，他把四张桌子靠墙拼起来，哄圈圈睡午觉，自己也陪着睡。有时候临时动议要改节目，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慢慢地想，慢慢地写，写完再刻成蜡纸，到油印室里印个十张二十张，下午一开工，赶快发出去。爸爸自称他是“世上最勤劳的人”，想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我这时候跑到文化馆，找谁呢？找猫眼叔叔。猫眼叔叔从来不午休，他一个人躲在杂物间里弹钢琴。那架钢琴据说是苏联货，琴键已经旧得泛了黄，堆在杂物间里很久了，音不准，钢丝弦也断了几根。大概正因为旧得不成用，红卫兵懒得造它的反，倒是因祸得福保存下来。猫眼叔叔住进文化馆之后，擦去了琴身上的灰，打开后背盖捣鼓了好几天，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能够像模像样弹出调子来了。
学作曲的人，钢琴应该弹得都不错吧？我喜欢趴在琴边上，看猫眼叔叔的双手在琴键上十指翻飞的模样。半音、复调、和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一切一切我都听不懂，但是这不妨碍我欣赏猫眼叔叔弹琴的姿态。他在深度陶醉时，脸是仰着的，眼睛微闭着，长长的眼睫毛翕动不停，像毛蛾子的翅膀。他的嘴巴会小幅度地时张时合，仿佛在跟着乐符轻声吟唱。偶尔他脸颊会抽动，带动他的半张脸都在抖颤，牙关跟着咬合起来，下巴颌绷成一块坚硬冰冷的铁，肩胛骨耸得像小山，头颅和半个身子狠狠地往下压，这是他弹到了乐曲的暴风骤雨处，需要他调动全身心的力量，拿出吃奶的力气去敲击那些白键和黑键。
猫眼叔叔告诉我说，真正的钢琴家，弹完一首激情澎湃的乐曲后，人都会虚脱。
我害怕猫眼叔叔虚脱过去，所以我每逢到琴声激越起来就紧张，手不知不觉地捏成拳头，帮着猫眼叔叔用劲。之后，我松一口气，居然发现自己的心也在跳，刚刚跑过百米赛的感觉。
琴声也会从我的身上抽走力气吗？这真是奇怪的事。
为了猫眼叔叔不虚脱，我还是情愿他弹《星星索》。
“呜喂……风儿啊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啊我要和你见面……”
很慢很慢的节奏，很慢很慢的歌词，猫眼叔叔不张开嘴，用鼻音很慢很慢地伴着琴声哼出来。
太阳光在走廊上白花花地照着，梧桐的枝叶一动不动，一队黑蚂蚁在白墙上爬，空气中有日光的味，灰尘的味，还有钢琴肚子里金属和胶木的味。
猫眼叔叔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一件事：他的朋友李仁和已经从“重犯”牛棚中转移出来了，可能转到了城南小学，也就是关押过我爸爸的地方。猫眼叔叔恳求我带他过去看一看，找机会跟李仁和说上一两句话。
“去嘛，去嘛，去看看嘛。”他像个意气用事的小孩子一样，拍我的肩膀，把我往前面推。“我知道那地方你熟，你带我去。”
我当然可以带他去。除了我爸爸妈妈，还没有一个大人愿意像他这样依赖我。
我觉得猫眼叔叔是个特别的人。他跟我爸爸很投缘，但是两个人的性格特点相差很大。我爸爸比较喜欢人来疯，观众越多，他越是表演得起劲。猫眼叔叔却安静，羞涩，不怎么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比如他来我们青阳寻找李仁和，要是他找关系托托人，帮帮忙，也许在南京就能够打听到李仁和的下落了。可以他没有，他一个人跑到青阳来，每天就那么往文化馆门口一站，守株待兔。哪年哪月才能找到他要找的人啊！青阳人一般不会这么办事情的。
我提醒他说：“我们最好叫上我爸爸，牛棚里有他认识的人。”
他拒绝：“不要，就我们两个人去。”
好吧，就我们两个人去。
我特意带上了我的铁环。去那种地方，我需要手里有一样东西壮胆，这是我的毛病。
他没有见过铁环，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个玩法？我给他做了示范。他接过去，兴致勃勃地试着滚起来。一开始滚得歪歪扭扭，三五步就要重新起头，很快他就上了手，钩子稳稳当当地粘在铁环上，不慌不忙地推着往前走。我发现大人们学一样东西，总是比小孩子要学得快，大概是他们更善于掌握规律和窍门吧。
由滚铁环开始，我对他的童年发生了好奇，我问他小时候在印尼玩些什么？我从新闻纪录片里看到过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尼，知道那是个炎热又开满鲜花的国家，大人小孩都穿宽大的白衣服，赤脚，住在水边的船屋里。
他笑，纠正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住船屋，他家里人就不是，他的爸爸妈妈在雅加达做事，全家人住一栋小洋楼，前后都有大花园的那种。
我想像不出来有花园的小洋楼是什么样子。我们青阳县城只有县政府有一座两层楼，可我从来没有上去过，因为我根本进不了那个大铁门。
我又问他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他妈妈是不是也会弹钢琴？
他有点心不在焉，岔开我的话，跳到了我的第一个问题上：小时候玩些什么？他回忆说，好像还真没玩过什么，不记得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因为他爸爸妈妈总是要求他一放学就回家，华人跟当地的人不怎么有交往。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家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兴奋地插了一句嘴：是不是打仗的？
他说不是打仗的，是美国好莱坞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的。
他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懂。不是话语本身不懂，是话语后面的生活超越了我的日常知识，我没有办法在脑子里构建出关于他生活的场景。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说，边玩，很快到了城南小学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