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作家巴波
当人们在哀乐声中向巴波先生告别的时候，我正陪北京的客人住在完达山中的一间别墅里。
那一天，云雾迷蒙，山林阴郁。早晨天上飘下蒙蒙细雨，一阵紧似一阵。那雨丝在窗上滚过，像一串串的泪珠。雨越下越大，如瓢泼一般，山林也呼啸起来。云层低垂，天地一片昏暗。中午时分，雨停了，云雾也淡了。透过窗子，我向如云中飘过的山路上望去，只见一位银发老者，远远向我走来。他一身青色中山装，拄一竹制手杖，步履蹒跚，微微含笑。那分明就是巴波先生。
记得五年前，我和巴老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是这身打扮。那一天我到省作协报到，巴老身体还很硬朗，那手杖好像是一种装饰。他身材高大，灰白的头发直立着，说话朗朗的，一举一动，有板有眼，好像一位退役的将军。他边有力地和我握手边说：“宏图同志，我们欢迎你！”那颇有魅力的四川韵味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里。当时我虽然在哈尔滨日报已担任领导多年，但在文学界只是个业余作者，巴老毕竟是全省最资深的作家，他的热情，让我增强了来作协工作的勇气。
我最后一次见到巴老，是今年春节，在巴老的书房里。那时他走动已十分困难，手杖真成了他的助手，家人还为他准备了轮椅。他挺挺地坐在沙发上，眼神还是那么亲切。我问他最近又写了些什么。他用手指着头说，脑子里还有东西，就是写不动了。他无奈地笑了笑，脸上掠过一丝悲凉。我看到他的写字台上，报刊架上堆满了报纸和书刊，有的书正翻开着。那支老笔，跟随他几十年的老笔，静静地躺在台灯下。巴老说过：“我生命的源泉在于：每天要吃三顿饭，每天必看报读书。”
沉默了片刻，巴老向我打听几位中青年作家的情况。他说，阿成已成气候，小说很有味道，对哈尔滨地域文化琢磨得很透。迟子建势头不错，前景不可限量。孙少山到东宁挂职后的几篇新作，又有进步。他还说，张雅文写的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很好看，拍外景的地方肯定是门头沟，五九年干部下放劳动时，我就下放到那里的，还是老样子。他还说，你们要想办法培养比他们还年轻的作家。办好文学院，发现了好苗子，集中到省里学习一段时间，引导他们多读书。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去，多写多练。还要办好《北方文学》，多发业余作者的东西。迟子建发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吗！孙少山，是老编辑鲁秀珍发现的，当时还在东宁的小煤窑里挖煤，后来老鲁请他来改稿，写出了《八百米深处》这样在全国获奖的小说。他还严肃地对我说，你搞行政工作，可千万不能放下手中的笔，一旦放下，再拿起就难了。在作协当领导，自己不写东西，难服众望。另外自己常写东西，也知道作家的心理，就容易沟通，工作也方便。你当了那么多年知青，生活底子很厚，不写很可惜。写报告文学是你的长项，也可写散文。只要不停笔写什么都好。他说的是那样恳切，句句都说到我的心上。
巴老让人扶着，艰难地走着，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在他缓缓地挥手那一刻，我心里沉沉的。我把他韵味绵长的话语刻在了心里。我回头对他说：“请回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巴波没有熬过酷热的七月。6月17日，巴老和自己的家人悄悄地过了他80岁的农历生日。7月17日上午吃过早饭，他呼唤女儿小黑：“快把电视机打开，看体育台！”他记得今天上午有一场足球赛。这场球赛还没看完，他就发病了。在医院的急救室，他离开了他依恋的世界。他没想到死，他没有遗嘱。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热爱的文学、热爱的体育、热爱的生活。
巴波先生一辈子风雨兼程。他1916年出生在四川巴县，是从那片大山里走出又走上文坛的。文学是他的旗帜，文学是他的生命。而高扬文学的旗帜是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为了追求光明和进步。1933年，17岁的印刷厂徒工巴波发表了那篇处女作小说《代价》，那是他为民族发出的第一声呐喊。他因此失去了工作，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6年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重庆文艺界救国会”，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爱国救亡的宣传活动。当时他在四川的许多进步报刊当过记者编辑，还主编了《自由画报》。1944年他又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成都分会，并被选为理事。1945年他又成为中国民盟最早的盟员，义无反顾地投身民主进步运动。1848年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逃亡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文化活动。1949年巴波扑奔光明，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建国后，他是《光明日报》著名的记者编辑，曾任国内政治部主任。1961年在风雨中他来到黑龙江省，无怨无悔地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三十多年如一日，直到生命的终点。这期间，北京要他回去落实政策，家乡也呼唤着他。他说，黑龙江就是我的家，我哪也不去了。巴波是抗战时期的文艺战士，是新中国第一批文艺家。巴山蜀水养育了他，他把最宝贵的年华和最多的心血倾注在这片他爱恋的黑土地上。黑龙江人民不会忘记他，黑龙江文学界的朋友会永远想着他。
巴波先生是以笔为生的，他的笔下滚着雷，闪着电，喷涌着激情。他的爱和恨留在他数百万字的作品中。巴波的名字写在四川的抗日救亡文学史上。四十年代，他在上海的《人世间》、《文艺春秋》，香港的《文艺生活》、《文汇报》、《大公报》、《华侨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小说《王洪顺进城》、《王参议员》、《奸细》、《民心》等，深刻地揭露和鞭笞了旧社会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五十年代，他热情地歌颂人民的新生活，那时创作的《放洪》、《火线来去》、《三峡工地上》，现在读来还让人激动。六十年代，他经受了种种磨难，可他对生活还充满希望，对人民一片赤诚。那个时期的小说《林姐》、《医道》、《老队长》、《冰冰在想》，赢得许多读者。当中国文学走出泥泞走出风雪的时候，巴波又燃起了青春激情，《巴波小说选》和散文《风雨兼程》是他献给人民最新的答卷。
战士毕竟是战士。晚年的巴波腿走不动了，但是他的眼睛还在注视着社会，注视着文坛。他没有放下手中战斗的武器。那一年，一本有着赤裸裸色情内容的小说被炒得很热。巴老用颤抖的手给《文艺报》写了一篇杂文《炒和“口口口”……》，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针对文学评奖的不公正不透明，他写了评论《岂止文学评奖》。《黑龙江日报》讨论黑龙江人的精神状态，他又写了《也谈“紧张不起来”》。巴老以敏锐的视觉、高度的责任感和犀利的文笔，保持着自己对社会的发言权，不时发出震撼人心的强音。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襟怀坦白，是黑龙江文坛永久的人格雕像。
大山又飘雨了。在朦胧中我向大山走去，寻找巴老的身影。带着深深的愧疚，我在把他寻找。巴波先生，你是我们省有影响的民主爱国人士，可你从没为个人的事向组织伸过手。评定专业作家职称的工作开始后，许多人为此争执不休，你却主动放弃一级作家的评选资格。在那间破旧的老屋里，你默默地住了许多年。那年春节省领导来看你，要拨专款维修，他谢绝了。现在动迁有望了，你却永远地走了。我曾对你说，安排一台小车，让你全城转一转，看一看你久居的城市新修的路桥和建筑，你总是说，不忙！我知道，你还有许多作品没能出版，你却不肯为自己出书去求任何人。
巴波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我在苍茫的大山里寻找，呼唤着你的再天之灵。巴老你放心吧！你钟爱的文学事业将像大山一样永存。
巴波先生，你是我们心中的大山。
（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