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闲”
人的一生，似乎“忙”是主要的，而“闲”是次要的。
从七岁“发蒙”，小学、中学、大学，以至考研、读博，寒窗苦读，漫长的学习生涯可谓紧张忙碌；而后就业、工作，或出于责任心，为公务、为肩负的担子而忙；或出于上进心，为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而忙；或出于功利心，为养家糊口和改善生活处境而忙，即所谓“为稻粱谋”……总之，经年累月，不觉老之将至，倏忽间到了退休年龄，该闲一闲了，却更有退休后还兼着各种社会职务而依然忙者；或是“兼”做家庭保姆、送孙弄娃，仍为儿孙作马牛而“甘愿”忙者。其实，忙与闲，是人生的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是相对而言、相反相成的对于时间的不同“分配”方式而已。
忙与闲，小而言之，错杂于一天之中；大而言之，交叉于一生之中。即所谓“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张是忙碌紧张，弛是闲散松弛，二者交替，组成一道如白昼夜晚交替般的人生风景线。美国总统再忙，也有到戴维营休假的闲暇；寺庙僧众再闲，也有撞钟敲磬、念经诵佛的课目。农夫有农忙也有农闲，干部有加班也有假日。忙与闲，组成社会节奏的和谐，也组成人生节律的协调。古人以做官为业，视功名禄位为第一追求、第一要务，一辈子忙于此道，而无官可做则称为“赋闲”，晋代潘岳曾作《闲居赋》，即指此。然而，仕途虽有很强的诱惑力，却与昼夜劳碌、心力交瘁密不可分；闲适安逸的赋闲生活对身不由己的仕宦僚臣们仍是很有吸引力的：将军铁甲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记不得这首诗的作者了。诗中对于位高权重、功名利禄的“忙”是持否定态度的，其结论直白而又明朗。古代的文人一面以做官为业，一面又向往着闲云野鹤式的散淡生活。“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归园田居”的陶渊明式的闲适观。“不明不暗胧胧月，不暖不寒慢慢风。独卧空床好天气，平明闲事到胸中”--这是官至翰林学士、左拾遗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所向往的“闲”。“身闲始更知春乐，地广还同避世喧”，“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这是长期担任北宋宰相官职的王安石心目中的“闲”。
“闲倚胡床，庚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这是北宋时做过多种地方官、京官直做到皇帝的“侍读”，而后又遭一贬再贬的大文豪苏东坡闲适心境的写照。陶渊明、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他们都曾经是日理万机的官场忙人，忙中晤闲，忙中觅闲，忙中偷闲，忙中得闲，对“闲”更有一种独特的格外亲近的体验。而且，官场险恶，世事难料，一旦抽身，哪怕能得短暂时间的“避世”之闲，与明月清风为友，与山水田园为伴，闲，对于终身羁旅官场的他们而言，既是身心的一时休憩，更是心灵的短暂解脱。那难以掩饰的轻松与快乐便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发而为诗了。再来看看现代人的忙闲观。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陈毅元帅，自红军时代起便是驰骋疆场戎马倥偬的着名将领，建国后又长期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要说忙也是够忙的。他在一首题为《一闲》的小诗中写道：“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长。我则异其趣，一闲对百忙。”军务、政务、外交事务，陈毅辛劳一生，忙碌一生；然而他又善弈棋、喜书法、工诗词、爱体育，常常能“偷得浮生半日闲”，他的“一闲”不仅是“百忙”的陪衬，“百忙”的余事，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与“百忙”相对应、“平起平坐”的一种雅致与情趣。
这与那些只知忙忙碌碌不懂生活乐趣，忙而乱、忙而累、忙而苦、忙而怨的“愁人”，其生活态度是大相径庭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修养，在于胸襟，在于性灵，在于秉赋。总之，闲是一种情趣，一种境界，也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半忙半闲也好，忙中偷闲也好，弃“官”赋闲也好，老而清闲也好，关键在于“闲”出一种雅兴，“闲”出一点味儿来！
名人与悍妻
中国人将脾气暴躁、性情强悍、对丈夫动辄发火的妻子称为“悍妻”，或日“悍妇”。到了北宋的苏东坡，则“创造”了一个带有嘲谑意味然而富有幽默感的成语“河东狮吼”来譬喻这类女人。据宋·洪迈《容斋三笔》“陈季常”条记载：“陈髓，字季常，自称龙丘先生……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陈妻柳氏，缘予杜甫《可叹》诗：“河东女儿身姓柳”。狮子吼是佛家用语，以喻威严，陈季常好谈佛，故东坡借佛家语以戏之。后遂用“河东狮吼”喻悍妇发怒，用“季常之惧”指惧内，即怕老婆。
总体而论，男人娶上悍妻是很不幸的。谁不希望有个温柔、贤淑的妻子？难道家里天天“后院起火”、雷霆风暴不断那也算过日子？不过，要是普通人娶上悍妻，那吵吵闹闹、嗑嗑碰碰的事儿，顶多也就成为邻居的谈资、街巷的话题，对那泼妇女子戳戳背脊骨而已。若是名人娶上悍妻，“故事”就出来了，那悍妻也就随着名人而一块儿出名了。古今中外，不乏其例。谓予不信，听我道来。与苏东坡同时代的北宋着名文学家、科学家沈括(1031-1095)，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的着作有二十二种之多，其中以《梦溪笔谈》最负盛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八大科学名着之首。然而沈括的婚姻却很不幸。他晚年娶了泼悍暴虐的张氏为妻，经常挨打受骂，甚至胡子被张氏揪下扔到地上。
儿女们哭着给他捡起来，看到有的胡子上还沾着血肉，遂与父亲抱头痛哭。张氏却毫无恻隐之心、悔改之意。后来，张氏突然病故。令人不解的是，当人们都为沈括庆贺时，沈括却面含悲戚，并从此郁郁寡欢，甚至恍惚不安。一次乘船过扬子江，竞想投水自尽，追随悍妻直赴九泉，幸好被左右抱着救下了。
沈括居然一直恋着他的悍妻，从此再未续弦。你说奇也不奇？再举两个外国名人的例子。苏格拉底(前469-399)是古希腊着名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他首次提出归纳和定义的方法，在逻辑学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他却有一个泼妇妻子，可说是“天字第一号”的厉害妇人。苏格拉底经常受她的辱骂与欺侮。有一天，苏格拉底正在楼下教授门徒，忽听“轰轰轰”的跺楼板声音，那是太太怨他教得太久而动了雷霆之怒。苏格拉底因课未授完，没法停下，这就更加惹恼了太太，将一盆脏水从楼上朝苏格拉底泼下，苏格拉底顿时成了落汤鸡。学生们满含歉意地安慰老师，为他擦干身上的水。苏格拉底却以一种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幽默口吻说道：“不要紧，先打雷，接着下雨，不是理所当然的么？”后来，别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娶一位泼妇为妻？
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样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嘛！”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因为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成功地赢得了南北战争，使美国得到统一而名垂青史。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功勋和地位不亚于开国总统华盛顿。然而，林肯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因为他的妻子玛丽·托德是一个刚愎自用、高傲任性的女人。林肯在婚前就已发现玛丽的诸多毛病，曾几次试图与她分手。但看着号啕大哭的玛丽小姐，善良的林肯又于心不忍。1841年1月1日本是林肯与玛丽举行婚礼的日子，可新郎却突然失踪了。原来，这时的林肯正受着理智与感情的煎熬。一方面，他必须履行诺言和玛丽结婚；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忍受玛丽的火爆脾气和刚烈性格，只好采取“临阵脱逃”的对策。可是几经周折，林肯仍然无法逃避，他们的婚礼又拖延了将近两年，到1842年11月4日才正式举行。此时，林肯已经对美满幸福的婚姻失去了信心。
婚后的玛丽旧性难改，对林肯横挑鼻子竖挑眼，从生活的钳制到政治的干预，无所不及。林肯入主白宫后，玛丽更是变本加厉，不仅经常不顾林肯的体面，大吵大闹，还对总统周围的人指手画脚，动不动就大声斥责。这使她成了白宫最不受欢迎的人，引来了不少非议。而林肯却默默地忍受着，他们的婚姻居然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1865年4月林肯被南方反废奴狂热分子刺杀身亡。这三位中外名人，因为娶悍妇为妻可以说婚姻都是不幸的。然而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长期忍受了命运的安排，情感的危机、性格的冲突并未导致婚姻的破裂。或许是因为名人更有坚韧的耐性和忍让的修养？或许是因为名人总是以事业为重而对私生活中的不幸常常忽略不计？或许是因为名人更富于幽默感、更善于自我解嘲自我调节？或许是因为名人更顾及脸面顾全“大局”，不愿与妻子撕破脸皮而闹得沸沸扬扬造成不良影响？不管答案如何，名人与悍妻的婚姻实质上仍是不幸的，至少是不理想的。不过这几位名人并未因为感情生活不幸就消沉沮丧、碌碌无为，而是精力集中专注于事业，“任你河东狮}吼，只当和风吹柳”，所以依然功成名就。这也许就是名人之为名人而不同凡俗的特异之处吧。
红酥手
前不久去浙江绍兴，参观了陆游纪念馆和着名的“沈园”。
被誉为“越中名园”的沈园，因陆游和唐琬凄恻悲惋的爱情故事而名传后世。陆游年轻时风流倜傥，与美丽多情的唐琬结婚，彼此相爱笃深，琴瑟甚和。但陆母不喜欢这个媳妇，百般挑剔并逼迫二人离婚。陆游迫于封建礼教，只得另娶；唐琬也只好含泪改嫁。如此棒打鸳鸯，演出了一场“孔雀东南飞’的现实悲剧。后来陆游与唐琬在沈园偶然相遇，唐琬嘱家僮送去一份酒肴，以示眷恋之情。二人百感交集，苦不堪言。陆游提笔在一堵粉墙上题写了一首悲痛欲绝的词，这便是那首传诵千古的《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我在沈园的正南墙垣上看到了镌刻成碑的这首词，不过早已不是陆游的亲笔，而是近代词学家夏承焘所书。旁边还刻着近人所书唐琬依原调唱和的《钗头凤》，同样悲惋凄切，荡气回肠。据史载唐琬作此词不久即忧愤成疾而逝。陆游为此哀伤万分，以致抱恨终生。对于陆游《钗头凤》词的开头两句，“红酥手，黄滕酒”，我曾经翻查过好几个陆游词版本，都一致解释为“红酥手，形容女子(即唐琬)的手红润细腻”；“黄滕酒，古代一种官酿的酒，因其以黄纸封口，故名”。“这两句写唐琬把酒送给陆游喝”。看来这样的解释是准确无误，不会产生歧义的。然而事有蹊跷，时隔不久，我却于偶然间看到另一个关于“红酥手”的“民间版本”。从浙江回到成都不久，我独自一人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小饭店午餐。甫一坐定，抬头看见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用毛笔书写的“红酥手”三个字映入我的眼帘。
由于绍兴沈园之游记忆犹新，我乍以为是谁将陆游的《钗头凤》写在饭店壁上呢，于是近前细看。原来，“红酥手”仅是“标题”--这不是一首词，而是一篇短文；准确地说是一则饭店的“广告”。我饶有兴致地读下去，却不禁哑然失笑：红酥手--将猪前蹄敬称为猪手，是对这个部位怀有足够的尊重，是想把猪视为直立行走的高等动物之美好愿望。
因猪对人类甚多好处，猪手烂而不散，韧中带脆，筋、骨、肉错综复杂，与熊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本店精选巨大的猪前蹄标准是：红润，旯旯旮旮无毛，形呈弓状，精盐慢捻，姜汁细匀，武火烧卤，转文火煨烤，加乙基麦芽酚增香。如您将这只资格的“红酥手”用以佐酒，微醺之中，将有何等的情趣呵！通篇文字还算流畅，且书写工整，像是有点文化的人写的。
奇则奇在本文的逻辑：猪蹄=猪手，(红润酥软的)卤猪蹄=红酥手，这就使人不仅读之莞尔，而且感觉到很有些幽默意蕴了。我带着极大的兴趣找到店主人，一位约模五十来岁的中年汉子，他便是这篇奇文《红酥手》的作者。他放下正在操“庖厨”的手中活计，和我攀谈起来。我询及此“红酥手”与(陆游词)彼“红酥手”是否有关系，他竟然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当然有关系，我就是从那首词联想而来的。”尤其他谈及曾在某市文联工作过，喜爱诗词，我就不禁刮目相看，“确认”了他对该文的“着作权”。有趣的是，店主人立即向我推介他案板上的几只“红酥手”如何色香味俱佳，如何香酥可口云云。
我当即意犹未尽地花八元钱买下一只“红酥手”，带回家去作为晚上的佐酒之物。晚间虽没有“黄滕酒”，却有自泡的药酒。当我边呷着酒边嚼着又香又酥的美味猪蹄时，又自然地想起那篇广告奇文，禁不住又一次哑然失笑了。我暗笑这卤猪蹄名字实在雅得出奇，也暗自佩服店主人的联想“巧”得出奇。美人的素手与卤熟的猪蹄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陆游的情诗与饭店的广告两种压根儿不相关的文字，如此美好的诗词意境与如此粗俗的市井尤物，居然被拉扯到一起而加以“活用”，并且产生令人忍俊不禁的观赏与阅读效果。这究竟是古典诗词的“悲剧”还是商业广告的“喜剧”？抑或是“古为今用”的谐剧，文字调侃的闹剧？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饭店的这则广告是我见到的唯一的“红酥手”幽默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