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说起，但也难以忘记。
1967年夏日的某一天，在哈尔滨市邮政街的一家小饭店里，昏暗的灯光下坐着两个腼腆的小姑娘，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四五岁。她们每人面前放着一碗大米饭，那是每碗5分钱买的。她们把桌子上的酱油倒在饭里几滴，然后低着头吃起来，吃得很勿忙，走得也很快，生怕被熟人看到。
她们不是流浪者，而是“贵族小姐”，住在阿什河街37号省委领导干部大院里，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可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他们“老八路”的父亲赶进了“牛棚”，母亲也去了干校，保姆也跑了，她们只能靠每月每人15元的生活费，自己安排日子了。前半个月还可以，可后半个月，只好大米饭拌酱油了，小饭店的酱油是免费的。她们经常光顾，但每次都像作贼一样心虚。
艰辛的生活并没影响她们投身革命的热情，她们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证明她们和“黑帮”的父亲在划清界线！她们在学校写大字报，参加批斗会，还到哈军工学院串联，领了传单到处张贴、散发。姐妹俩还挤上火车到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串联，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她们也拥挤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中；在军工的广州联络站还参加过批斗赵紫阳――他很有气节，回答问题很有分寸。她们感到很幸运，在父亲投身太行山参加八路军的年龄，她们赶上了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她们要当林道静式的革命者！然而红卫兵的城市革命很快退烧了，她们要去参军当兵，部队不接收，因为是“走资派子女”。后来姐姐张利又报名到建设兵团，连报了三次都被拒绝了，理由是相同的，都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
政治上的失落比生活上的困难，还让这两个要强的姑娘难以忍受！张利和张梅都是优秀的中学生，姐姐还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她们觉得自己自然是革命的可靠接班人，可现在好像从高空跌落下来，想革命都投靠无门，她们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没有想到自己的“青春之歌”是这样的苦涩。
机会终于被盼来了，1968年7月２1日，和他们处境相同的137名省直的干部子弟，跟随部分机关干部的足迹，奔赴柳河五七干校，成了光荣的“五七”“革命小将”。离行前，他们每个人都写了和反革命的老子划清界线的“保证书”，但张利姐妹俩还想和关押在“牛棚”的父亲见上一面。她们溜进了省委大院，有个扫地的工人告诉她们，一会儿那些被关的干部在后院“放风”，她们俩跑到了三楼的厕所，张利把妹妹扶上了窗台，她正看到父亲在后院排着队溜圈，她大喊了一声：“爸爸！”这时张利马上捂住了她的嘴，把她拉下了窗台。她哭了，说没看清爸爸，也不知爸爸看没看见她们。
这位可尊敬的老前辈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了这感人的一幕，他说，在场的所有“爸爸”都抬起头向窗口张望，不知其他爸爸失望没有，我是看到了我的两个女儿了。自己身陷囹圄，孩子们又要背井离乡，我想这些老干部也会伤心落泪的。我对张利父亲那位老前辈特别的尊重还因为他在1945年1２月1日，在北安参予创办了我安身立命的《黑龙江日报》，并在1949年10月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时，他当面请毛主席为这张报纸题写了报名。
张家姐妹到柳河时，这小兴安岭脚下的一片片间陋的房舍成了红遍全国的“圣地”，黑龙江省委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在这片当年抗日联军的营地和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土地上，开荒种地，自力更生。他们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经验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干校的经验就是闻名全国的“三大法宝”――“吃小米爬大山”、“路线分析”和“解剖世界观”。张利和张梅自觉投身到了这高温高速大熔炉中，她们像苦行僧一样投身劳动，要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坚强的“五七战士”。
张利回忆，柳河的“三大法宝”，我都认认真真地实践过，无论什么艰苦劳动我都毫不吝惜地使出全身的劲，从没怕过苦和累；至于“分析”呀，“解剖”呀，我有中学语文好的功底，发言、写文章足够用了。不久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当上了知青连队二排排长，我解剖世界观的文章登在了干校的《柳河通讯》上。1971年我被评为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一篇“抬头看路，低头拉车”的讲用稿，讲遍了包括我的母校在内的许多单位。后来柳河招收的知青逐年增多，领导让我独立带新兵连，后来还当上了指导员。在“走资派子女”中我是很幸运的了。
正当张利高昂着头在柳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的时候，她又经历了三次的人生考验。为庆祝建国２0周年北京要举行观礼活动，由于柳河在全国的影响，准备挑选一个知青到北京观礼。在推选中名额落到了张利和另一个女知青那凤琴身上，最后校党委通知小那去了北京，因为她出身好。而张利参加了哈尔滨的观礼活动。10月1日那一天，张利坐在哈尔滨的露天观礼台上，几乎没有注意眼前的游行队伍，满脑子编织着那凤琴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真得太羡慕她了！
第二次，那凤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张利知道入党是要讲出身的，自卑使她犹豫了好长时间，当她胆怯地交上入党申请书时，仍然觉得很有希望，因为党说过要重在表现嘛。不久那凤琴入党了，可没有一个党员找张利谈话，也许她连党的积极分子都没排上号。这一次比上一次难过得多。她只能自己战胜自己，以更积极的态度投身更艰苦的劳动，回答组织对自己的考验。
第三次考验更严峻。1971年春天的一天，出过早操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一条让全国的每一个知青都惊喜的消息：部分高等院校将用推荐和选拔的方式在工农兵青年中招收大学生！不久省里给干校一个上海国际关系学院的名额，经过推荐，最后又是张利和那凤琴两个人。党委经过研究后，六营教导员金志良找张利谈话。他说：“你和那凤琴在小将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又都在我这个营，你们也让我感到自豪，但你们都是国家的，我的态度是：天高任鸟飞。”听到这儿，张利虽没动声色，但心里涌动着一股温流。金教导员接着说：“这次上大学只有一个名额，共产党员在好事面前，是让！而不是争！”他把“让”字说得很响、很硬。那时因为父亲被“解放”，张利已入了党。这时她已明白了一大半，心里不是滋味，她不敢抬头看他。金教导员沉思片刻，低声对她说：“国际关系学院政审很严……”张利已听不清他后面又说了什么，一切都明白了，她用受过许多磨难的２1岁女孩子的毅力，强忍住了夺眶欲出的眼泪。那时，升学是每一个知青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他们太看重上大学了。最想上学、最有希望上学的人，梦想突然破灭了，这打击太沉重了！
张利回忆，我当时只是简单地回答三个字：请放心！不记得是怎样离开营部办公室的，眼泪已挂到腮上，我不敢回营房，转到营后边的一片树林，抱着一棵白桦树号淘大哭。这几年挨累、受苦、想家，我都没掉过泪呀，人就是受不了委屈。在拥抱蓝天、阳光、土地的日子里，在柳河山林、溪流、鸟鸣的环境中，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柳河对我一点也不偏爱！
天真的姑娘，你痛快的哭吧，眼泪会冲去你心里的阴云，眼泪会浇灌你快快长大！
第二天，张利落选的消息传开了，她的好友邹小连来电话邀她到她们四营去，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与阿什河37号院的小伙伴们见面了，他们请她吃饭，要找校党委为她打抱不平。张利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表态了，服从组织的决定，谢谢好友对自己的理解。回来的路上她看到了山上成片的树林，在阳光下争相向上伸展枝叶。她想，自己只是其中的一棵。
一周以后，张利去送那凤琴上大学，她们一起走了十二里山路，在分手的时候，她们还在干校的门口照像留念。张利一直敬佩那凤琴的朴实、诚恳、吃苦耐劳，她从来没有动过心眼与自己竞争过，荣誉和好事降临她的头上也是应该的。
第二年，张利也被推荐上了天津大学，又过了一年妹妹张梅被推荐上了北京外语学院。1974年那凤琴从上海毕业后还到天津看望过张利，她话不多，有一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太好了，你也上大学了！”
历史真的具有戏剧性，二十多年后，张利的儿子竟和已是黑龙江大学副教授的那凤琴的女儿都在13中的一个班读高中。当她们在为孩子开家长会见面时，激动地握着对方的双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时代不同了，那两个孩子都在平等的竞争中考上了大学。现在张利的儿子已在澳大利亚读完硕士，在那里工作了。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张利每一次想起当年在每一次考验自己的表现时，一点也不后悔，甚至还很自豪。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她当年的思想和行为，会认为她太傻了，太听话了。前几年每到正月初四那一天，她会召集一帮知青战友去看望当年他们的营教导员金志良，她对他说，你那句“共产党员在好事面前，是让，而不是争”影响了我一辈子。“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话我不能忘记！”张利说。她总是觉得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下，也要讲大局，讲风格，讲友情，不能把别人当成了自己的“地狱”。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更是应该有“先人后已”的风尚。否则和谐社会如何建设？范仲淹不是还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这时，我明白了，一个历经风雨的老知青，“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张利很怀旧，当年在柳河的那些日子经常出现在她的梦中。大学毕业后，她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她参加的项目还得过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1985年她成为省科学院系统最年轻的副所长，现在担任着省人大的专职机关党委书记，但她值得骄傲的职务是在柳河干校多种经营连当指导员。
入党后她参加的第一次党的生活，是以支部书记名义主持全体党员会议，而她面对的党员，党龄最短的都超过了她的年龄，他们那惊喜信任的目光，现在还时常闪现在她的眼前。那时她负责全连百十号人的工作、生活和进步成长，还管着上万只小生命，有猪马牛羊，也有鸡鸭鹅狗蜂，她为他们和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操心，真得很累也很有趣。有一次刚生的小猪崽被狼叼走，他们跟着狼的脚印追了很远，后来在狼的粪便里发现了小猪脚，许多女知青当场都哭了。当年，张利是全连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也是全连流的汗水最多的人。
她说，如果不说谎的活，现在的我都佩服柳河的我的那种精神。列宁说过：“劳动是艰苦的，但是可以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动荡的时代让张利那一批人早熟了，也并不比他们的前辈逊色。她对我说起，她们连的青年中还出了许多大人物，当年养蜂的那个戴眼镜的王晓东，现在是敬一丹的先生、华泰保险公司的总裁。1993年的8月，张利曾带领108个当年的“小将”重访柳河，他们中有市长、局长、厂长、教授、外交官。妹妹张梅当时就在美国纽约领馆当领事。可他们在见多识广后更珍惜当年在柳河走过的泥泞小路。
张利说，经历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当我们再次踏上柳河的小路时，我们深知只有走过这段苦难的历程，才有能力走出日后的泥泞、沼泽和芦苇塘。
采访结束后，张利给了我她的一篇回忆文章《我的第一次组织生活》，文中的最后一段落话很精彩，愿和读者们共飨――
“一个人通过艰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他的创造和体验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