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要讲自己的故事，给我送来了他的报告文学《今昔足昔》，后来又送来好几篇散文，让我很感动。他叫武振宗，哈尔滨电缆厂前卫分厂的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厂子正在转制，他们的关系就要转到街道上。他说，我就要成为“专业作家”了，最大的心愿是把过去的知青生活写成一本书。我说你可以先开个“博客”，介绍自己的故事。我在《两地书――437》中讲的老知青崔积宝和李桂茹就在“新浪网”上开了个“博客”，很火。已有出版社争着为他们出书了。我先给你写一篇，给你造势吧！他笑了。
当年，武振宗下乡有点像地下工作者的秘密行动。时间：1974年1２月11日半夜1２点，接头地点：安乐街动力春饭店门前。凄风寒夜，在大哥二哥的护送下，振宗背着简单的行李悄悄出发，黑影在路灯下闪过，他们隐约感觉身后有细碎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母亲竟在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她是小脚，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走得十分艰难。振宗停下来等到母亲，对她说，快回家吧！不然我们走不快，就赶不上火车了！他塞给母亲２元钱，像打发小孩子一样把她赶走了。后来听说母亲哭了三天。
凌晨3点30分，351次列车在三棵树车站出发，武振宗和他的同伴们默默无语两眼泪，窗外是沉沉的夜色，没有喧嚣的锣鼓和欢送的人群。他们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都不是一个区的，但是他们下乡却是自愿的，因为城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大批下乡已经结束了，这些零散户只能各行其是了。振宗下乡只因大哥酒后的一句吼：“都十七八了，还在家里吃闲饭，有能耐出去混！”当时家里兄弟姐妹一大帮，只靠父亲和大哥的工资。第二天，振宗就揣着户口本报了名，选了最远的抚远的兵团！他知道同行的人中，还有几位或因家庭不和，或难以忍受继母的白眼。另外还有几位，有案在身，临近新年，为了逃避“大收捕”，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互不相识，一夜无话。武振宗扫视了一眼车厢里的人，都在闭目静坐，其实谁也没有睡，只有远处的一对恋人还在窃窃私语，后来知道那女的已怀孕七八个月了。振宗心里想，这那里是上山下乡？真好比一群乌合之众被遣送出城！他看到窗外黑黝黝的山影向他们压来。
第二天傍晚，武振宗他们在福利屯下火车，又乘上师部的大客车，半夜时分到了集贤的七星，吃了一顿黑馒头加炖大头菜汤，又坐了1２小时没任何取暖设施的大客车，终于在离家的第三天，到达了目的地――抚远县的海青公路的15公里处――兵团六师68团的6连。一片苍茫的雪原上的几栋草房和刚到的新战士一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就是漂泊者的驿站，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家园。
等待武振宗和年轻的战友们的是难以想像的艰辛的劳动。振宗回忆，每天清晨，天未亮，爬起来简单糊弄口饭，便拿起锹镐，跑步行军十几里去挖水利工程。数九寒天，扒开积雪，一镐下去，只划出一道白印，却震裂了虎口。在飞雪连天的荒原上，你无处躲藏，只能拼命抡镐，才能解决寒冷，对于我们这帮刚离开校门的十六七的孩子，实在是一种砺炼。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怀孕的女战友，身穿厚厚的黄棉袄，在工地上来回不停地走动的身影。她拿不得锹，更抡不起镐，可不敢闲着，不然非得冻坏，只有来回不停地走动。尽管她也和大家一样每天必须步行十几里来到工地，但没有给她下定额，没让她和大家一道急行军，已经是一种恩赐了。
关于这个女战友后来的故事，武振宗在他的报告文学中也有记述。未婚先孕在那个时候简直是奇耻大辱，她先想瞒着，后来显怀了，她也没耽误干活，生怕别人说她，还好连里没人难为她，都尽力帮助她。可是到她生孩子的时候碰到了麻烦。指导员、连长不知怎么处理好，允许吧，双方未登记；不允许吧，孩子怎么处理？于是请求团里，政委指示：孩子生下来即送团部，一分钟也不能停！不能助长此类事情！命令是要照办的。于是在那个女知青痛苦地呻吟之时，这边连队的胶轮拖拉机“铁牛55”也发动待命。伴着机车的轰鸣声，那孩子呱呱落地，还是个男孩儿。指导员李晓明（北京知青，现在大学当教授）迅速从卫生员手里接过孩子，包好，抱上拖拉机，向团部飞驰而去。随后，那位不满十八岁的父亲也像疯了一样手持菜刀，在冰雪覆盖的海青公路上狂追。他怎么能赶上“铁牛”？然而他不甘心，五里，十里，他在怒喊，在狂奔……这时迎面飞来一辆吉普车，嘎然刹车后，走下政委，他紧锁着眉头听完汇报，接过孩子，又看了看远处逐渐跑近的父亲，叹了口气，轻声地说：“还给他吧！”那男青年哭着接过孩子，要给政委下跪……
在冰封雪捂的北大荒也流动着人性的温流。后来那个男孩子在全连的关怀下长大了，吃百家饭的孩子很壮实，以后跟他的父母一起返了城。２000年，武振宗还参加了这个孩子的婚礼。那小伙子一米八的身材，长得很帅。望着手持鲜花的他和鬓发已经斑白的战友夫妇，在场的老知青生发许多感慨。生生不息的黑土地呀，你蕴育了多少顽强的生命！
在武振宗的往事追忆中总是充满温情，铁骨柔情的连长邬成梁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这个生于1951年的上海知青，是带着一支百人的队伍从一师的孙吴乘船到抚远，最早参加了开发六师的战斗的。当年在一师时，他曾领着一个排到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阿里河伐木，光着膀子，在大风雪中干活！他是带着一口大锅和两顶帐蓬来到这海青路15公里处的，他领着大家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第二年又伐木，脱坏，烧砖，盖起了一栋砖房。振宗说，在安装房梁时，邬连长亲自上到房顶上，由于没有经验，他随着房梁从高空坠落下来，如果房梁砸在他身上，他也就完了！结果他只受了一点轻伤。经过三年的奋斗，他率领平均年龄只有２２岁的6连在全团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当年进点开荒当年打粮；第一个住上砖房；第一个用上电灯；第一个建起２000平方的水泥晒麦场；第一个建起砖结构的三用食堂……
血汗的结晶变成了金光闪耀的荣誉。6连被评为团、师、兵团和沈阳军区的先进连队。沈阳军区授给他们一支特制的钢枪，上面刻着这个英雄连队的名字。邬成梁被推荐为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他感受光荣。后来他又被提拔为68团副政委、团党委副书记。因为他的女朋友返城了，他不得不进京了。不久前，我在北京拜访了在《消费日报》当常务副社长的邬成梁。当年的猛将现在变得儒雅了。他说，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一起燃烧的时代，什么奇迹都能创造。但那是以牺牲我们的青春为代价的。值得骄傲的历史上，总是写满血泪。那时我们连的劳动强度也到了极限，许多青年得了病，女知青的病更多。这和我的武断和强硬管理是分不开的。当年，我甚至打过调皮倒蛋的小青年。在北京的我们连青年第一次集会时，我望着一个个正在衰老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向大家行礼致歉。当时老邬和许多知青都落泪了。更人感动的是，他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一个68团知青联谊会，还筹措了部分资金，其宗旨是帮助那些下岗的，有病的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战友。1996年，齐齐哈尔知青刘家莲患脑瘤，一筹莫展。联谊会得知后将她接到北京，安排住院手术。后来在北京、天津和齐市青年集会时，康复的刘家莲讲起这件事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
武振宗的回忆往事中也没回避当年的悲剧。一个叫姓张的天津知青，个儿不高，说话有些结巴，爱打仗，号称踏平海青公路无敌手。据说他曾有过很硬的后台，他因打仗被团保卫股五花大绑准备从严处理，小张给他在南京军区当大官的姐夫去了信，后来团里把他放了。听说那个姐夫在1971年****事件中犯了错误，不久小张就被定为“坏分子”了。其实他也没什么大问题，无非是打过仗，又教别的小青年唱“********”，结果问题升级了。接着就是对他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惩罚，然后还要连夜写检查，他实再熬不过去了，踏上了逃亡之路。当年的抚远到处是原始森林、沼泽之地，经常有野兽出没，何况还有一道道的边防检查站。连队派人曾在路上追上了他，他举起了板斧，他们没敢开枪，他又跑了。后来他还是被边防军抓住了。回来后小张的日子就更惨了，打没少挨，劳动更累了，他从精神到肉体都崩溃了，1975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上吊自杀了。连里派人用不到二厘米厚的床板为他打了一口棺材，用一个已经脱逃的知青的被子把他裹上，装进棺材，用马车拉到地头草草地埋了。第二年翻地时，拖拉机驾驶员半夜从这片地上翻过，结果翻出来了棺材板子和花被面，吓得他们跑回连队，再也不敢到这片地干活了。振宗说，这个２5岁的战友的坟被掏烂了，他成了孤魂野鬼，然而他毕竟是我们连惟一留在北大荒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如果有机会再回6连，我会在那片土地上为他烧纸的。
说起自己的命运，武振宗也不无伤感。他说，我也是扎根边疆的牺牲品。开始我干得很好，下乡第二年的初春被派到开荒点当伙头军，学会了挑水烧火做饭蒸馒头磨豆付和养猪，受到团里的表彰，得了一个印着“奖”字的洗脸盆。接着我又被调到机务排当了统计员，派到师部成了“建三江五七大学”的首届学员，王少伯师长参加开学典礼并为我们讲话。在秋天学校放假回连时，振宗听说连里有两个征兵的指标，他动了心。他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兵，现在机会来了，招兵单位又是哈尔滨警备区，他抢着报名，连里不同意；他说，退伍后，还回连队，连里还是不同意。他又软磨硬泡了好几个晚上，连长给他交了低：连队的“八大员”都是骨干，不能当兵，也不能上学、招工！“这不判了无期徒刑了吗！”振宗火了！为了第二年能当兵，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统计员的职务，结果被戴上了“不安心边疆”的帽子，从此任何好事和他绝缘了，尽管他工作非常出色。
一直到1978年随大批知青返城回到哈尔滨，他武振宗才到电缆厂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一名穿蓝色工装的工人。
和所有返城青年一样，振宗又开始了新的创业！他记起了王少伯师长在“五七大学”开学时的讲话：我十几岁带领村里的十几个孩子参加八路军，因为我认识几个字，不久就当上文书，后来当上排长、连长，一直当到师级干部（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就因为我有点文化还爱学习，就是比同期的战友进步的快。你们要进步，就得好好学文化！遵照老首长的指示，振宗从学习写作开始，每晚下了班饿着肚子去听课，图书馆、文化馆、报社、杂志社凡有讲座他决不落下。星期天休息，他怀揣一个馒头，省市图书馆成了他的“加班”之地，既使结婚生子也从未耽误。他边学边练，终于有了成果。
他回忆，1983年的一天快下班时，我将自己偷偷写的一篇记述劳模事迹的报告文学交给了车间工会主席，他随即带我去见车间书记。书记十分惊喜：快念给我听听。待我读完全文，两位惊呆了，说太好了，明天送厂报、广播站！第二天，工会主席带我气喘嘘嘘爬上六楼的厂报编辑部，编辑眼前一亮：咱们厂还没人写过报告文学呢，好，立即发！一周，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我也出了名，我当上了车间工会宣传委员。我又趁热打铁，写了许多稿子，为厂子争得了荣誉，也使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1987年我从一个工人被破例提拔为厂工会生产委员会主任。
从此靠舞文弄墨登上工厂的政治舞台的武振宗大显身手，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有大企业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企业秀才的他也就无所事事了。在不断的分流改组中，他被安排到一个分厂当头，其主要工作是平稳地把自己和工友们从企业主人变成自己的主人，最后成为街道中领取退休金和保险金的自由人。
武振宗和我笑谈自己的“似水流年”，那就是“出生即挨饿，上学正停课，少年就下乡，返城又遇文凭热，几经拼捕站稳脚，企业又滑坡，改制要回家，只等从头越。”如果各位要知其中的滋味，就请看他的博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