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空域的重建。时空是现象世界的构架，重建客体世界，就是要找到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架，才能使重建的现象世界确立自身的坚实根基。现象世界作为主体的对象化的世界与现实的分离，并不只是在表象形态上的差异，根本的是在时空构架上的位移。主体意识到一个在空间中无尽延伸，在时间中已经变化并还要无终止地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开始总是为模糊的不确定的现实边缘所渗透，只是主体的心理时空确立了的焦点所发出的光线透射它，一连串的现象(事物)结合起来，确定性的圆环向更远处延展，最后终于和存在幻象的自主展开的内在构架重合，这样，世界的“预示”被当作世界的“形态”呈现出来了。同样，这个客体世界在时间延续中的存在秩序也是如此。这个“当前存在”有着暂时的地平线，它向着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无限地延续下去。在主体经验的时刻(表现的时刻)，一切当前存在的事物进入主体的直观的领会。正如克洛德·西蒙所认为的那样，作家描绘的不是他写作前就存在的东西，而是描绘他写作时所抓住的东西。因此，对于西蒙来说：“在记忆中，一切都被置于同一层次：对话，感情冲动，视野都同时并存。我的意图就是要锻造出符合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的结构，使得我能把这些实际上是重叠在一起的各种成分一一表达出来。”在想象的自由活动中，主体顺着这些环绕主体意向的现象的前后关系追究下去，主体能够转换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视点，因此，时空构架真正成了主体意向的活动轨迹。
(三)深度域的重建。艺术客体的现象与时空通过深度性的存在导向，获得了存在的终极性意义。空间的延续性和时间的持续性的交错，形成了深度域的基本结构。时空的观念化处理(例如轮回观念、循环观念、永恒观念、神秘性等等)造成了存在现象的深邃本质。存在世界的长度与宽度代表纯粹的感觉印象，但是深度则代表了“表达”，它是世界的“第三”进向。这是源自于感觉与沉思之间的对立，广延一旦进入了深度之后，便把前者转变成了后者，深度是主要的，真正的进向，只有在深度中，主体才是自主的。透过深度的个体敏感性表达的意义乃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所了解到的特定秩序之象征内涵。在拉美的作家那里(例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人)，深度性的向导直接沟通了古老文化的心灵，触及了民族最隐秘的心理根据。而对时空的艺术手法的表现，造成了多重客体的重合和分离，现象和本质的距离跨度。例如象征就是最有效地创造深度性存在的艺术手法。象征意象通过一个透明度很高的可感觉的事物，指谓一个更为深远的存在物，它有效地消除了语言的遮蔽性，无限切近精神本体的存在。象征的空间暗含两个客体，“此间”向“彼处”伸延，“此在”向“异在”转化，于是造成了存在空间的难测的深度性。
(四)价值域的重建。全部价值经验都发生在具体的情势中，而在这些具体情势中，有生命有感情的存在对某些“对象”世界作出反应。艺术作品没有成为审美对象，也就是没有进入接受者的审美评价时，它没有表现出或实现自身的价值，但表现主体无疑是第一个经验者和评价者，并且它的评价是一个不断发生的动态过程。问题的实质在于，客体渗透了主体的价值判断，主体“给予”客体存在的“意义”建立了客体的“价值域”，当然，这个“价值域”事实上是审美素质构成的作为审美潜能而存在的“价值域”。潜能价值既不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特质，也不是一种直接的感觉。客体的特质是作为一种能构成价值判断的原因的潜能而存在。在表现主体敏感性穿透客观的现实生活之后，“生活原型”进入了表现主体的“视域”，获得了新的存在样态。在这种情况中的主体，趋向于通过在对内在的冲动或外界的刺激或对两者兼有做出的反应中保持平衡的复杂过程，来维持它自己作为一种起作用的整体，从而主体的生命过程深深地嵌入于客体的特质之中。因此，客体的特质作为潜能价值，是为主体所渗透了的。主体企图确定艺术与现实的界限，从现实世界里“剥脱”出生活形态而建立艺术客体世界。“生活”，在这样一个层面上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在它的原始形态上的意义，因为主体确定了一个新的价值域。在这里，客体自身的生长、扩展与主体的生命过程汇合在一起，共同表达了世界存在的意义。
表现主体的充分自主性，意味着个体(作为个体的主体)对群体(作为群体的主体)的超越。因为个体敏感性有效地保持了个体存在的精神内向度，个主体从群主体中分离出来，才能进入自身独特的存在空间。也正是从保持着自身独特本质的个主体联结而成的群主体，才是强大有力的。
因而，在这里个体超越群体并不是个体对自身的类本质的厌弃和逃避，个体敏感性的获得也不是纯粹的先验天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类(群体)的范围培育的产物。整个文学共同体的主体意识的强化，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文化范围，极大可能地造就了个体的独立自足性。类当然是个体(单个作家)的统一体，但类的同一性来自个体之间的同质与异质的组合。同质构成了类的稳态结构，它维系作家群的当下存在状态；异质组合构成了类的动态结构，它预示着作家群的前进异向。因而个体并不是游离于群体而与之对抗，个性是在类提供的文化(艺术)范围里形成自身的批判力而保持自身的精神内向度以突破类的当下界限。
当然，类的文化归属仅仅给个体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个体有自身十分独特的文化历史--个体文化延续性。在群体的演化进程中，乃至在人的进化过程和人类文明史的开端，全部类“群体”的能动性就发生在有敏感力的人对人类存在的各种因素、各种力量所做的有选择的反应中。因此，这些“人们”组成一条“伸展”的历史线索，贯穿于类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超越性的个性群文化(这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构成对类的当下存在的有效的批判力。对于作家个体来说，重要的是达到艺术观念、艺术风格与艺术表现力对群体界限的突破，但这与个体本质对类本质的超越是同一的。对于艺术家来说，他的终极本质不外乎就是艺术个性。
尽管从个体文化延续中，个体获得了自我的一种历史根据和精神指南，但就对于个体的当下存在来说，个体突破了群体的存在界限，因此陷入了个体孤独境地。然而，个体的孤独感对于艺术心灵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或许是一种幸运，--正如基尔凯郭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伟大的个人孤独”。在这样一种孤独感的体验中，个体回到自身的灵魂深处，对自我存在的领会，无疑是深化了(升华了)个体的存在本质，挖掘了个体的精神内间度(内宇宙)。在这样一种“孤独感”里，蕴涵了人类的某种悲壮，使人洞察到悲剧性的生存意志，也使艺术家形成对世界、对人生、对艺术的某种独特理解。这里有一个良性循环，个体敏感性推动个体超越群体，陷入“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却又造成了丰富而深邃的独特心灵，由此使个体敏感性更加睿智。正是由于个体陷入了自我反思内化的境地，有些作家爱好上了“虚无”和“寂静”。梅特林克曾说道：“真正的寂静……从各个方面包围我们，成为我们生命潜流的源泉；我们当中任何一人试用战颤的手指去弹深渊之门，那么这门也会在同样寂静的殷切关注之下，被打开了，因为寂静没有任何疆域，是无限度的，在它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无法设想，不解寂静的人将是怎样的人。这种人的灵魂好像没有什么特征。我要高度评价给我写了这么一封短信的人：‘我们相知不深，因为我不曾与你同在寂静之中。’”个体在“寂静”中体验到精神内向度的深邃性，确定了个体存在的精神根茎。“虚无”不是空洞无物，而是否定、是穿透、是超越。“寂静”也不是“寂灭”，是生命的自我意识经历躁动之后的深度进向。因而，“伟大的个人孤独”并不仅仅是对个体存在意识的失意与绝望，而是个体存在的命运与人类存在的终极性价值的沟通。
表现主体与其敏感性进入对象世界，终于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客体世界(艺术作品)--一个存在的巨大幻象。作为这个幻象世界的第一个经验者，表现主体在那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第二现实，也是更深刻的现实。与其说艺术家创作了艺术作品，不如说艺术作品就是他的活生生的存在。他否定了自己，外化了自己，他的经验、敏感性、欲望完全转移到那样一个客体中，而这个客体世界就是在艺术家的经验中构造自己的“超越的统一体”，一种内在的构成的超越，主体自身和他经验的东西，都成为这个“内在的构成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他的自主性愈是发挥得充分，他的第二现实距离他的第一现实就愈为遥远，个体存在的精神跨度，正是取决于“此在”向“彼处”的“伸越”。因而，对于表现主体来说，“此在”(第一现实)是起点，而“彼处”(第二现实或艺术客体)是终体，是终结。经过这样的行程，主体创造了自身，实现了自身。正如斯宾格勒所说的，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这并不仅仅是说，一种“浮士德”型的文化造就了歌德；《浮士德》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是观念的歌德对现实的歌德的否定、理解、领会和超越。对于卡夫卡来说，现实的世界和存在的世界是在分离的意义上才统一的。与他本身的存在，与现实世界及其冲突相适应，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分化的世界。作为个人，卡夫卡注定是被流放到这个现实世界，他真正的存在是和他作品的创作，和使他保持趋向绝对的紧张状态并因而遭到一连串失败和排斥的顽强活动同时开始的，艺术表现不过是他的内心世界的投影和客体化，进而使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变得可以看见。这个从现实世界到内心世界，从内心世界到神话世界的过程，类似于一种灵魂转世说的变化。对异化的意识由此在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有之间产生的、意义模糊的悲剧性的紧张状态--在艺术的存在幻象里溶解了。
（原载《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