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拒绝去势：暴力与逃亡
当代中国先锋派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基本与现实无关，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不发生联系，作为一种远离既定象征秩序的符号之物，它无视“父法”认定的语言规范，而是竭尽全力去寻求纯粹个人化的话语，其叙事不过是在精心制作一种风格化的艺术，一种语言的乌托邦，因而表达之物总是不断退化为幻想之物。通过“自我”及其种种认同危机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在那些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和语言风格中，可以看到幻想性的错觉没完没了地出现在主体、自我与他者之间。在主体与幻想之间，在幻想与表达之间，持续存在一种类似拉康所说的“二元关系”，一种“镜像”式的不断反射，它是主体与它的他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事实上，先锋派如此沉迷于幻想之物，不过是企图彻底摆脱现实记忆，摆脱作为“他者”的权威话语。现在，他把遗忘的父法（他者）用幻想之物填补上，在主体与那些幻想物的关系中，实则隐瞒了与“他者”（父法）的直接关系，因而幻想之物看上去反倒是纯粹自我的镜像，因而主体不得不从幻想之物中获得诗性祈祷的力量：“在这种关系里，每一方都转瞬间过渡到另一方从而迷失在无穷无尽的反射游戏中。幻想、欲望和有限性存在的现实--这种现实只有当生成第三种形态时才会从主体与他者的矛盾中出现--在这个决定每一方的‘中介’概念的安排下进入一种逆向的然而却是积极的关系之中。”埃德蒙·奥尔蒂格：《象征的话语》，第205页。
先锋派的叙事话语（符号秩序或象征之物）通过在原先幻想之物的镜像二元性关系的反复运作中引入第三种因素（拒绝去势），从而重新结构了幻想之物；确实，我们时代的先锋派多少创造出一种“后个人主义”（postindividualistic）经验，这种经验以主体的分裂化的修辞学加以表达，它把自恋主义者抬高为“欲望的真正英雄”参见德留兹和居塔里合着《反俄狄浦斯》，在该书中他们把精神分裂病人称之为“欲望的真正英雄”，以此反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化的精神压迫，但是，这种意识之非中心化的理论和后个人主义实践是否能够为消除意识形态以及虚假的个人主义残余，并为即将出现的真正和谐的“文化新秩序”准备基础参见F·杰姆逊《论霍夫曼的结构分析》（On Hoffman’s Frame Analysis），载《理论与社会》，1976年，春季号，第130-131页。在该文中，杰姆逊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深信，意识之非中心化的理论和实践必然服务于“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残余并为即将出现的后个人主义思想模式准备基础”，依然值得怀疑。
企图在自我的镜像中获得主体真实的历史位置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我不可能在这里获得类似马尔库塞所说的真正感性解放，或达到反压抑的精神升华。通过对现实之父的虚假性忘却，我们时代的先锋派致力于表达语言乌托邦只能更虚假地远离现实。实际上，“父法”的被忘却仅仅是一种假象，在“象征性去势”的推延中，主体始终体验到“父法”的阴影，因而那种“后个人主义”的经验并不能给予主体实际满足，毋宁说主体在自我的幻想之物中看到的是时代弃儿的形象。在这里，对“去势”的反抗结果不得不采取了自我与逃亡的极端形式。不难理解，八十年代末期，先锋小说热衷于描写暴力和逃亡，“后个人主义”经验不能允诺绝对的自我认同，在想象中意识到或现实地遭遇到“父法”的断然拒斥之后，只能自戕或逃亡。
在余华那些绝对的幻想经验中，总是混杂着蛮横的暴力，这是一种把自戕与他戕混淆一体的绝对的否定力量。在《河边的错误》中，那个疯子用一把粗陋不堪的柴刀大开杀戒；《世事如烟》中的角色一个个相继死去，暴力像一条连锁反应链，它的动力就是阴谋；而《现实一种》则把一个完整的家庭推到暴力的旋涡中去，弄得破碎不堪，最后在一群解剖师的手术刀的肢解下，杀戮的快感才算满足。至于《往事与刑罚》在谈论暴力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中实施一次莫名其妙的自杀，从容不迫的革命气节仅仅是为证明拙劣的刑罚理论。《难逃劫数》当推这方面的精彩绝伦之作，那些想入非非的“主体”企图通过暴力来反抗幻觉，它在摧毁幻觉的同时，也推毁了主体的幻想位置，自我放逐和逃亡则是其如愿以偿的归宿。这些热衷于暴力的“人们”，没有历史，也没有现实，他们从哪里来？在什么地方？从事何种职业？社会关系和背景如何？这些一概不甚清楚。这里是一个历史、现实、时间、命名走向死亡的峡谷，然而却出没几个古旧苍老的神秘人物（算命先生、老中医之类），在这里，历史全部凝聚到那几个神秘的阴谋之源的“父亲”身上。算命先生毫不犹豫从“子们”身上掠夺来“寿数”，他那沉积了全部历史欲望和罪恶的生命奇观如同一部古旧残败的历史教科书，其历史叙事（生命的延续）隐含了全部阴谋的辩证法。“父亲”是历史、原罪、阴谋、暴力和死亡的最高法则，是无法拒绝的永恒权威，那些无历史、无本质、无现实的子们，陷入父亲设定的阴谋的辩证法却如鱼得水，沉浸于那些精致洗练的暴力场景中如醉如痴，如歌如诉。在这里，主体与他的幻想之物分离为二：一个是施暴的猛烈动作；另一个是迷醉般观赏主体幻觉（只要稍加推敲一下《难逃劫数》中，东山与玉珠打斗的场景就不难发现这点）。幻觉、暴力、失踪、死亡或逃亡乃是主体被“父法”强制性错位的伪历史行程。《难逃劫数》的结尾处，老中医拿出一匙药水叫东山喝下，结果，这个暴力的幸存者，再次落入阴谋，不仅弄得面目全非，而且丧失了生殖力，隐姓埋名，在异地他乡苟且残存。“父法”阉割了子们一切本质力量，他没有历史，也没有延续性，甚至没有名字。
如果说余华的“逃亡”不过是主体摧毁自我镜像之后的附加行动，它从头至尾铭刻在“父亲”的阴谋辩证法中；那么，北村的“逃亡”则是一次纯粹的自我放逐，一次主体自觉的错位游戏。对于北村来说，“父法”已经为现实的虚假性所吞没，它对残存的历史性--一种暧昧的古典记忆--却抱有奇怪而坚决的幻想。支持北村的那些叛逆的子们“逃逸”的力量，一方面来自语言在叙述中的异化功能；另一方面则来自回归历史家园的梦想。后者在北村的写作中仅仅是一种先验性的抽象观念，只有一些零散的历史符码，蛰伏于语言和叙事结构的缝隙中，例如那些虚假的送葬队伍、梦想中的家园景色、陈旧的农家器具以及杂乱的传说等等。北村的叙事过分形式化，主体被改变为纯粹的符号，典型的隐喻或象征，它（们）在符号界任意漂流。在这个意义上，北村的“主体”不过是绝望的能指，尽管它无法俘获真实的历史欲望（所指），却以极端化的方式象喻着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和无家可归的状态，因为，主体最终连语言的家园也丧失了。
不难理解，“逃亡”主题与历史实施的象征性的和实际的“去势”直接相关。“去势”的延期导致无父的子们沉湎于自我的镜像，把幻想之物当成绝对的现实，而以其无所顾忌的表达之物拒绝既定的象征秩序。叛逆的子们其实仅仅是以“遗忘”的方式悖离“父法”，这并不等于“父法”已经名存实亡，直到历史的某一时刻，“父法”以其惯有的方法断然拒斥子们的不道行径，自以为是的子们才突然丢魂落魄，从沉迷已久的自我镜像中醒悟过来，我们时代的文化自恋主义者迅速变为一个逃逸者。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先锋派远离现实的写作恰如对自我的历史生存的寓言式的写作。即使那些沉迷于幻想之物的话语之流沉入故事的底蕴，那些远离现实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幻想的历史空间，它替代业已缺失的现实家园。与其说那些虚构的历史故事提示了一个“复古的共同记忆”的精神潜流，不如说它更主要的是对“父法”的再度改写：通过把“父法”纳入一个颓败的历史序列，一种历史最后岁月的情境，给“父法”以已死的命名。“父亲”不过是在历史无意识深处浮现出的一帧古旧肖像，它铭刻着政治学与艺术风格学奇怪混合的灰色文章。
先锋派的寓言式的写作表明，“象征性去势”并不能使子一代与父同化，进入父法确认的象征秩序；相反，“去势”的实施不过使写作更具有“政治无意识”的寓言特征，自我与“他者的话语”的对立构成当代文学写作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在主体打破自恋主义的“镜像”之后，怀着对“父权”的恐惧，同时也怀着解构“父法”的现实热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实在之物”，这个一直隐匿的、无法识别，无法接受，也无法破坏的内核，浮出了幻想之物和象征之物的地表。正如弗·杰姆逊所说，“实在之物”就是历史本身。拉康对“实在之物”进行一种“无症候”研究，这一概念给出了它的实际境况的地形图，在这一境况中，这种“不在场的原因”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词语限制，它既与符号性东西（或幻想性东西）无从分辨，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参见F·杰姆逊：《雅克·拉康的“幻想”、“符号”与意识形态批的主体位置》，原文载于美国《耶鲁法国研究》，1977年春季号，中文译文参见《当代电影》，1990年第2期，张旭东译。当然，不能把存在于语言形态中的“历史叙事”等同于“实在之物”，因为实在之物是“绝对拒斥符号化的”，但是，对于文学写作来说，子一代的写作者，如此贴近“父法”的阴影，其叙事无疑隐含了更多的他者的话语（无意识的历史内容），因而，它似乎更切近“实在之物”，一种在历史/现实，政治/写作，主体/他者等等多元关系构成的交界点上的写作，无疑能更深地，从而也更真实地切近我们时代的精神潜流。
总之，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充分活跃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活力的时代，没有人会怀疑理解这段历史令人神往而又使人望而却步。本文仅仅限于考察主体被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所构造和不断移位的历史过程，这个“主体”就是人们构造的自我镜像，它总是存在它实际不在的地方，因而，主体每一次对自己的构想（或构造），都是一次自我的现实位置的异化和移位，悖离父法，拒绝与父同化而丧失自我的现实本质。在我看来，八十年代文学共同体设想的自我镜像经历了由集体幻想转化为个人幻想的历史变动。八十年代前期，关于人、主体的话语可以被看成是知识分子集体幻想同存在的实在条件之间的关系，文学共同体把自我设想成政治批判的和现实的主体；随着意识形态中心化价值解体，八十年代后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共同体不再有可能建构集体幻想，具有挑战性的先锋派文学（艺术）沉迷于构造孤独个体的精神镜像，发掘“后个人主义”的经验。在个人幻想同存在的实际条件之间的关系的表象体系中，隐含着深刻的政治无意识，主体自我表白的话语始终包含着与被遗忘的（不在的）和意识到的“父法”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管是纯粹个人自我表白的话语，还是反抗“去势”回到历史之中的叙事，都必须在主体/父法的二元关系中来理解，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正如弗·杰姆逊所认为的那样，“乃是在那些秩序的国度里植入主体的地方；无论符号秩序（换种说法，社会自身的共时性网络和位置与角色的运动系统）还是实在秩序（换种说法，历史本身的历时演进、时间与死的国度）都在它们的结构中激烈地超越了个人经验。”参见F·杰姆逊：《雅克·拉康的“幻想”、“符号”与意识形态的主体位置》。在这里，揭示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并不是简单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虚构性的价值体系，相反，应该致力于把意识形态表象理解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幻想和叙事的地形图，个人主体正是利用它创造出同集体系统之间的“被经验过的”关系。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今中国这样，其意识形态表象体系蕴涵着异常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去勾画这个时代的精神地形图，对主体中心化或非中心化的位置进行一种新的创造性思辨，以此去重建当代中国的新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一个诱人的文化前景，当然，它也属于当代意识形态表象构造的历史序列。
（原载《钟山》，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