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怀疑笛管里藏匿着一个精灵，通过七扇髙悬的圆形天窗呼吸。在北斗七星的照耀下，它半明半昧的面容从水面浮起，像披头散发随波逐流的溺者，呼救的口型包容有金属的声音。所有的精灵都偏爱在月光下的山谷隐居。笛也不例外。空穴来风一次次地证明了笛的梦想。当它从无人的幽谷好奇地探出脑袋，窥视民间的喜怒哀乐，我们听觉中的野宴就开始了。杯盏交错，酒香四溢，记录着荒漠地带未开化的游牧民族的庆典。羌笛何须怨杨柳，我企图通过一句唐诗追寻这精灵家族的祖先与血缘。我肯定不是最先被它感动的人。而且也不是最后的。笛的身世恰恰是以佚亡的形式流传着，依偎在一代又一代东方人诚实厚重的唇边。看来人类的血液里汹涌着潮汐般的故事，需要借助笛的泉眼寻求地层之上的出口。仿佛为了严守大自然的秘密，或忠实于冥冥之中的神谕，我战战兢兢的手指总下意识地把它不可泄露的部分摁住。以免这或欢快或愤怒的精灵脱颖而出，显形并混迹于周围丧失了视力的人群中。譬如乡村路遇的骑在牛背上的牧童，笑容悠闲、手势流畅，极有可能是它的化身。唐朝的某年清明节，大诗人杜牧就曾经不辨真伪，向这样一位短笛横吹的牧童问路，打听杏花村的所在。只是这旧中国抚慰心灵的牧歌，在城市的视野中快要绝迹了。我们的耳朵塞满的不再是新鲜的青草，而是回忆般枯燥且腐朽的棉絮。
让我们再回到它的本身。这肯定是从竹林里截取的故事，饱经人类手掌的揣摸、嘴唇的亲近，在时间流水中载沉载浮、且歌且舞，焕发出油漆一样的反光，迎接星空的凝视。所以它天生就具备游牧者或隐士的品格。为什么总是选择游离的方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保持联系？人类的嘴唇沉重如黄昏的城堞，巳是启发它的幻想的最后的边疆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被悬诸高壁、深居简出，咀嚼着沉默而获得自足。这时候它更像是一件古典的装饰品，酣睡在我们听觉之外，不具备任何功利意义。我从未把它当作古老的乐器来看待。即使算的话，也是全世界最简单最朴素的乐器吧？没有弦索、没有键钮，与道德、礼仪、教育无关，原始的身体结构更像是未经烟火熏陶的苗条的处女。甚至它被触动后的吟哦都与世界保持着隔膜。它注定不是我们茶余饭后谈哲学的对象。但它毫无杂念的通道可容纳乐天派或失意者寄存一些没必要随身携带的情感，最重要的听众正是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笛是膜拜精神的，以索取者的形象等待人类倾述。否则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把它比喻为一个乡野的精灵呢？我按捺不住的手指触及的永远是它的敏感部位。
笛处于幼稚的年龄，它的音乐也适宜在露天生长，以竹篱、村舍、炊烟、干草垛、墙上招贴的褪色年画、鸟一样蹦跳在田埂上的放学的该子作为背景。若禁闭在室内，确实大大地委屈了它崇尚的天然与自由。所以它隐逸于任何豪华喧闹的乐队之外。一旦知道它的出身，也就可以理解了。与笛相亲近我们同时学会了放纵自己。箫是它同父异母的兄弟，与之相比则成熟且稳重得多，因为箫更擅长优郁。这恐怕也是乐观主义者与感伤主义者的区别。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一宋朝诗人对箫的偏爱使一种静美安详得近乎沉郁的南方园林式生活成为憧憬，正如唐代铁马金戈的边塞诗曾经使羌笛大大地出名了。个人化的箫，更像是书生与美女孤独的伴侣，或忧伤的专利。只适宜在月色如水的静夜独奏，忧郁如同一只隐形之鸟，扑扇着指甲盖大小的扇膀，冲出灵魂的窍孔，弥漫了图案斑驳的影壁、荒草高过膝盖的台阶、聊斋的翅檐，把一种病态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箫是文弱的美人，笛真正是健康的赤子。笛与箫的性格差异证实了纵欲与禁欲、阳刚与阴柔的区别：前者是直好胸臆的，而后者压抑的低吟中多多少少透露出对命运的无奈。所以说笛是任性天真的无神论者，箫是有文化的，但也是宿命的。这导致它们背道而驰，分别成为天性的牧童与抑郁的书生的饰物。不知为什么，我更习惯于把箫视若笛的变形，是性格遭遇挫败后的一次演变、一次艰难的成熟，或者说，它们是同一个精灵的两张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