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他编着的纪年体史书《资治通鉴》里，开卷不久，就阐述了他认为的用人取材之道。因为此书的写作，是提供皇帝施政参考用的，自然要按统治者的角度，厘定出一个衡量干部、选择干部的标准。
他虽然没说“路线确立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但在卷帙繁多的这部着作中，一上来就谈干部的德才问题，而且用“臣光曰”强调指出：“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可见他是把选拔干部、使用干部，视做统治者的相当重要的问题。
他把干部分为四类：“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俱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的看法是：“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他认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这种把能干人撇在一边，宁可用愚人的政策，嗣后好多朝的皇帝，倒都是奉为圭臬的。因为愚人虽然笨蛋一个，无能无为，尸位素餐，但有安全感；这类人即使想干坏事，肚子里也倒不出多少坏水来的，不至于让皇上晚上睡不着觉，总得提防着。尤其治国水平不高的、驭人能力稍差的皇帝，无不采用司马光的这个用人之道。
其实，这四类之外，尚余一类，司马光给漏掉了，这就是那种被称做“空心大老官”的，以德自居，而德不见其彰，恃才自任，而才不见其着的人物。鲁迅曾经用过“空心大老”这个词，词典解释曰：“谓空无所有而冒充阔人或学者。”他说：“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骗了。”这种文界的空心大老，比之政界的空心大老，那可逊色多了，简直小巫大巫之差。尤其在封建社会的官吏队伍里，这类货色是占相当比例的。读一读《官场现形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会知道空心大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多么的渊源流长了。
这些老爷们看起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道貌岸然，一言九鼎，作党国栋梁、朝廷柱石状，挺像那么一回事的。而实际上，不但少才，尤为缺德，做官惟知哼哼哈哈，为政了无半点政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时，还能遮人耳目，一在其位，一谋其政，就洋相了。《红楼梦》里的贾政老先生，说句不恭的话，恐怕就是这种处于尴尬状态中的典型形象。
在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中，还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严肃正经、煞有介事的无能、无为、无用、无聊赖的典型。在我们周围，这种比贾政还不如，严格讲狗屁也不是的沐猴而冠者，屡见不鲜，很领教过的，所以颇有现实意义。因此不能不遗憾聪睿智慧如司马光者，竟未能在这部巨着中，指出帝王在择人时，应该识别这类貌似谨厚的“乡愿”，如何不被他们那种伪“德”的外衣而蒙蔽，以致窃居权柄，误国祸民，实在是此书的美中不足了。
在历代统治者中间，只有曹操用人堪称一绝。因为他很自信，他也有网罗人才、驾驭人才、以天下人才皆为己用的魄力。所以他的用人标准，就是重在才干二字，公元210年，他下了一道《求贤令》，明确提出“惟才是举”214年，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又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年乎？”到了217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索性点透了：“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那种官僚架构，等级制度，门第观念，和儒学礼教，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旨，就是要拼命抑制、束缚、乃至扼杀人的个性。最怕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严密控制下的政权体制，形成不利影响。所以，贾政这一班假道学、伪君子，每朝每代总能满身朱紫，吃香喝辣。就因为他们个性泯灭，只知等因奉此，唯唯诺诺，自然越低能、越弱智，也越好进行驾驭。若是按曹操那一套“惟才是举”的干部政策，一个个都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不就衬得皇帝倒成了饭桶了嘛？若从唯辟作福、唯辟作威的皇帝考虑，用一帮白痴，恐怕倒是最得心应手的。
贾政的悲剧，就在于他有点学问，可不大，有点本事，但有限。然而，他自视甚高，别人也把他抬得很高，于是下不来了。这类上不去下不来的端着架子的半吊子，在现实生活里，不也比比皆是么？
贾存周本想凭个人努力，正经从科甲考个出身，好像未能如愿，谁知是考砸了呢？还是压根就没敢去考，结果靠老子死后奏上一本，蒙皇上的恩典，补了一个工部的额外主事。清代六部是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工部主管建筑、水利等业务。下设司一级职能部门，分管各项业务，司的主管叫郎中，副手叫员外郎。他从一个相当处级干部的主事，升到副局级的员外郎，而且不久又升为郎中，接着放了一任学差，可谓圣眷日隆，但书中只字未提他官做得如何。因此，贾政这么快的捞到一个实缺，到江西任粮道，主管漕粮这个肥差，完全是上赖祖荫，下靠他女儿是皇妃娘娘的裙带关系。
皇上赏他这个官的理由，曹雪芹写得颇有点春秋笔法，并不因为他的才干卓越，政绩超群，而是念他“勤俭谨慎”罢了。这四个字的鉴定，用之常人和司马光所说的“愚人”，还算是勉励之语，但对一个貌似才德全尽的圣人来讲，多少有点贬义了。在荣国府，从上到下，是把贾政当做真的“圣人”看的。要不然，“代理家长”这个头衔，不会落到他身上。本来，袭了祖宗的官的是他哥，又兼长房长子，理应这位贾赦为一把手才对。可出头露面是贾政，当家主事也是贾政（虽然实权在王夫人和凤姐手里），这多少有点怪，也许贾府成材的男人实在太少，这个贾赦胡子一把，还要打老太太身边丫鬟的主意，可见是多么的不能倚重。至少，贾政能做出一番道德文章的正经样子，所以，他就代理这个家长职务了。不过，他代理得也并不怎么样，赫赫扬扬的贾府，最终还不是在他手中一败涂地。子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他，老婆管不了，儿子管不了，成天躲在书房里下棋，家都管不好的人，给他一个单位，给他一个部门，又能有多大作为？
但这种人从不承认自己不行，总是错误估计自己，认为既然把我摆在那个位置上，我也就必然成了内行、专家。于是半点也不害臊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还要别人敬礼如仪，洗耳恭听。再加上一帮抬轿子吹喇叭的，马屁拍得山响，更不清楚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恐怕是空心大老的最大特色。
贾政就是一例，他老人家在科举功名方面，肯定未曾得手过。虽然这部《红楼梦》颇为长者讳（王昆仑先生指出：曹雪芹写贾政，是以儿子写老子的心情下笔的，此系的论），没讲他屡试不中，而且登上仕途还是走了内线，并非正道。一般说，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他也不是三科及第、一举成名的主，可训起他儿子来，连塾师贾代儒也不在话下。“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听这口气，好像早科举发达过的，其实谬矣。不过，这等人就有这等脸皮不红的勇气，哪怕“银样蜡枪头”，也敢硬装大瓣蒜，大言不惭的。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那场面，最能看出这位老先生的嘴脸了。他自己腹中空空，没能拟出一条对额，让自己风光风光。于是对他儿子宝玉那才华横溢、应对捷智的表现，竟忘记了做父亲应该具有的自豪，却妒火中烧，不能按捺。除了摇头、贬斥，便是骂街、否定；那歇斯底里的跳踉，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这和现在一些写不出东西的前辈作家，怎么也看不上写得出东西的年轻作家，古今同流，如出一辙，都是一股无名虚火作怪吧？
于是这么一位空心大老贾政，和一个随从李十儿联手作祟，在粮道任上，弄了个被参失职的结果，也就不可笑了。谁让他如此低能呢？竟被一名管门的，玩弄于股掌之上，起先，还意识到不能当贪官，后来，干脆采取鸵鸟政策，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其实就是默许，任他们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于是别人“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了。
贾政的糊涂无能，加上李十儿的狡猾贼毒，这就珠联璧合了。
有贾政，必有李十儿，无能之人才能把官当下去，否则连鸣锣喝道站班上堂的人都不齐。但有了李十儿这班势利小人，也必有贾政这类空心大老，才得以施展其伎俩。因此，在生活中，这种最佳拍档，互相勾结，共同作恶，就像动物界的寄生现象，谁也离不开谁的。也很难讲谁更坏一些，成语中的“狼狈为奸”“、一丘之貉”“、狐犬当道”“、沆瀣一气”，就是为这对最佳拍档准备的。
“贾政向来做京官，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景儿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无关于吏治上。”当闲差时，此公尚可差强人意，等到了江西，便一筹莫展了。在封建社会里，那些抚督台镇，大小官员，都是皇帝的奴才，只要能喊主上万岁万万岁，能把圈画圆了，便可当官无误。一旦需要他们做出判断时，若无皇上的旨意，和顶头上司的指示，以及太太、娘子、内亲、近幸的从旁点拨，通常，就是摇头，这是官僚阶层最典型的反应。按照官场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摇头，尤其对新生事物，对青年人，对有可能触动既定的社会秩序者，通常是不大会错的。即使错了的话，皇帝老子至少宽恕你的持重稳健吧？可点头点不好，捅出纰漏，就有掉乌纱帽的危险。
贾政一开始也是摇头，可他摇错了，居然要当清官，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其实，按他的水平，连糊涂官也未必当得好，明摆着讨没趣吗？那李十儿之辈是能在清水衙门喝西北风的人吗？于是要他的好看，把他撂起来晾着。他也真是可怜，没有一点本事，能制止住员司的怠工，束手无策，走投无路，只好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像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降”的无赖政策一样，把头扎进沙里装孙子，由李十儿摆布了。因此，听贾政说出那样孬种的话：“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就觉得他千里迢迢，来当这份官，也真是够窝囊，够难为的了。
但对这类空心大老，一点也不用同情，因为，在他治下的黎民百姓，那任人宰割的俎上肉的命运，不知该是怎样的悲惨呢？而且，贾政、李十儿被参离任以后，谁能保证继任者比这最佳拍档会好一点呢？
《红楼梦》这部书里，贾政这空心大老的形象，是很值得人们琢磨深思的。只要有官场在，这类人物，大概总是会不绝如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