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李国文说三教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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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2)

这两位了不起的作家,各自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花从开放的那一刻起,就进入盛期,很快,又在雨疏风狂中,蓦然凋谢。突兀而起,戛然而止,真像昙花一样,花期虽短,却绽放出生命的异彩。

这样的特例,在文学史上是极少出现的。

这两位,都是那种生命的极度挥霍者,如果巴尔扎克每天不喝十杯以上的浓咖啡,以支持他日以继夜的写作,不依赖******刺激他有足够的兴奋度,也许不至于短命;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挫折到身心沮丧的程度,不至于终生处于悲观和抑郁的边缘,说不定会延缓其死亡;如果巴尔扎克不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似的疯狂消费;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那么耽迷于赌场;如果,这两位大师没有那么多的债主逼门,也用不着拼命写作以还账的话,是不是还会给文学史增添更多的杰作呢……

即使没有以上这些“如果”,我想,老天爷宽限一下,再让他们疯狂若干年,也未必再能写出震撼之作,花期过去以后,谁都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对于重量级的文学天才而言,其能量应该是相差无几的。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例证,虽然相比于巴氏和陀氏,这两位长寿作家,多活了三分之一的年纪,创作生命力的花期,也几乎延长了近一倍,但是,长寿者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朽之作,并不是按比例地较短命者多出更多。

先看雨果:他1802年出生,1885年逝世,活了83岁。从1823年21岁第一本小说《冰岛魔王》,1824年22岁第一本诗集《新颂歌集》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到1874年72岁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投入写作的年头,粗略算来,不低于五十一个年头。其主要作品为:

1831年29岁《巴黎圣母院》;

1834年32岁《穷汉克洛德》;

1845年43岁《悲惨世界》;

1866年64岁《海上劳工》;

1869年67岁《笑面人》;

1874年72岁《九三年》。

1875年至1885年近十年间再无重要作品。

再看托尔斯泰:他1828年出生,1910年逝世,活了82岁。从1852年24岁时最早一部作品《童年》,到1901年73岁时的最后一部作品《哈泽·穆拉特》,他一生中的创作周期,大概应该有四十九个年头。其主要作品为:

1856年28岁《两个骠骑兵》;

1857年29岁《琉森》;

1859年31岁《三死》;

1863年35岁《哥萨克》;

1867年39岁《战争与和平》(第一卷);

1872年44岁《高加索的俘虏》;

1876年48岁《安娜·卡列尼娜》;

1889年61岁《克莱采奏鸣曲》;

1899年71岁《复活》;

1901年73岁《哈泽·穆拉特》。

1902年至1910年近十年间基本上没写出什么作品。

虽然,以创作生命力的“花期”论,这两位大师都持续了半个世纪。虽然,他们作品的成就,可以说是步步登高。虽然,或许是巧合,这两位最后的扛鼎之作,《九三年》和《哈泽·穆拉特》,都是在73岁时写出来的,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高峰。但是,也似乎是不谋而合,从此,就基本搁笔,再无力作。

这就是大师的明智和从容了。

不能写,写不出,即使能写,写得出,可再也写不好的话,与其如此,不如搁笔。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始终保持着井喷状态。我到过东北大庆油田,在那里呆过一阵,早先,从地底喷出来的油,是百分之百的原油,而采集了数十年后,地下储量减少,就得通过大量注水将残存的油挤出来,这样,原油中的含水量必然就高。原油的水分是可以脱除出去的,而文学作品中的水分,就只有留给读者以嚼蜡的感觉了。

无论是写得好的作家,还是写得不好不坏的作家,在他一生中,总是有他创作的“花期”,也就是所谓井喷的日子,花儿绽放的“爆发期”。这种从数量到质量的跃变,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花期”的长短,从上面所列举的例证来看,也各个不一。像巴尔扎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写了一辈子,爆发了一辈子的大师;像雨果,像托尔斯泰,基本上也是写了一辈子,爆发了一辈子,而且,愈来愈佳,然后就打住。

在我国有专业作家编制,有评一二三四等作家职称的光荣传统和优越条件下,写一辈子,写大半辈子,倒是不难做到,但绝大多数人,都谈不上什么爆发期的。弄好了,三五年,弄不好,虚晃一枪,更差的,像从来没有来过例假的女人,花都没有开放,哪里还有结果的可能,就更谈不上爆发了。于是,就不由得对于像巴、陀、雨、托这样的文学大师,而且越写越好的始终处于爆发状态的文学天才,从心底里涌上来那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赞叹。

所以,我对目前时不时出现的天才啊,大师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至少在近二十年间,文坛上大师之多,几乎超过城市里禁养的狗,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我相信,如果有上帝,他肯定是一位挺吝啬,挺小气的老先生,绝不是那么大方得很,随手就把文学大师和文学天才这两顶桂冠,像烙烧饼撒芝麻似的大把撒。

我记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开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和《读者文摘》及简装廉价的畅销原版书,一齐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年,我15岁,在家长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到夜校或什么补习班读那些廉价读物,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至今我还能记起念过的萨罗扬(williamsaroyan)的一本小说《鸡蛋与我》(theeggandme)。只留下书名的印象,书中写了些什么,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萨罗扬这个美国作家的名字,还可以从文学辞典中找到,而他这部《鸡蛋与我》,却一丝也想不起来了。同样,前面提到过的西德作家伯尔,也是曾经名噪一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他的作品,如《火车正点到达》,如《九点半钟的台球》,如《小丑之见》,如《失去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等等,在21世纪的中国读者群中,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捧读,是要打个问号的了。不是他的小说不具有经典价值,也不是他的小说对于今天已毫无意义。但读者,脑海中的信息处理,如同早期的pc机一样,硬盘是很小很小的,只有一兆或四兆的字符储存量,存这个,就存不了那个,一定要存这个,就得先格式掉那个。这种限制是很无情的,是一个不停地除去废品,俗品,赝品,次品,保留正品,佳品,珍品,极品的筛选淘汰过程。

读者自发的扬弃,是所有作家最难逾越的一道很高的门槛。

所谓“名着”,所谓“经典”,不是评论家说了算的,更不是作家自己贴上的标签,只有时间,无限有时间,便是历史,这才是最严峻的审判者。萨罗扬(1908-1981年),伯尔(1917-1985年),他们的作品至今还未超过五十年,而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超过一百年,所以,对后者的认定,要比对前者的认定,更为准确。

那么我们时下那些未超过十年,二十年的作品,就“名着”,就“经典”,就“大师”,就“天才”,等于半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纯属自我精神鼓励一族,也就不必当真的了。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写了南宋时期那些自我精神鼓励一族。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

“藏于家”,是绝大多数作家所写的作品,一个必然的去处,这是你凄婉,哀怨,悲愤,恨绝,跺脚,跳墙,上吊,寻死,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真正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文学作品,一代一代传下去,被许多人阅读,那一定是少之又少的。否则,就我们中国的一部文学史,也会比《二十四史》还厚了,那就太痛苦,太负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