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李国文说三教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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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1)

春节前,单位领导来看望,还带来一盆蝴蝶兰。

送花,是时尚,近年才流行起来的,而一盆价格不菲的蝴蝶兰,这人情就显得更为盛重。

顿时,蓬荜生辉。

由此想起早年间西德作家伯尔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可惜忘记题名了,但留下的印象,仍很深刻。故事的主人公,大概是一个女孩子,因阅读时间相隔久远,记忆未必准确了。她叔叔从战场上回来了,为了谋生,坚持在这个被盟军炸成废墟的城市里,要开设一家出售鲜花的门市部。当时,大家连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尚不具备,觉得他的想法,实在有点儿荒唐。但是,他颇固执,因陋就简还是开张起来。想不到的是,鲜花带给人们的慰藉,所寄托着的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里,所起到的滋润心灵的作用,正是大家所需要的。结果,这家小花店的生意,却是出乎意料的好。

生活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稍微有点儿闲情逸致,能“今日得宽余”地小憩一刻,就会产生对于美的欲求。美丽的花,给人们带来感观上的愉悦,和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审美享受,是同样的。当然,无论是欣赏鲜花,还是阅读文学作品,正如伯尔的小说所提示的,前提必须要有适宜的时间和空间。假如那位坚持开花店的老板,头顶上盟军的飞机扔炸弹,眼前是党卫军那黑洞洞的枪口,我估计他就会取消这种念头了。审美,是一个人的情趣所至,一朵小花,可能给这一个人带来希望,而一座锦团花簇的花园,没准倒是那一个人的心狱。

这盆蝴蝶兰,给我许多感触,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也有年头了,这还是第一次有第一把手光临寒舍,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事,颇感意外,因此而口拙,对着如此漂亮的礼物,一时竟想不起来赞美鲜花的语言。

整个正月里,屋子里总有令眼睛一亮的色彩,尤其,阳光投射进来,姹紫嫣红,绚烂夺目,娇美艳丽,欣欣向荣,给陋室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花分三本,色彩不一,每本枝头,花有数朵,正是盛开时刻,悉皆亭亭玉立,朵朵绰约不凡。像小姑娘在照相机前那样,摆出各各不同的上镜姿态,努力表现出自己的风采。我马上联想起电影插曲中的一句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想到这个“红”,并不是指颜色的“红”,而是指花期中间最辉煌,最出彩,最“红火”的那个“红”。草木在它生命周期中,花期,是最能展现自身魅力的阶段。而花期中,开得格外灿烂的几天,又是其最具爆发力的时节。

有的花,花期长些,如牡丹;有的花,花期短些,如樱花;有的花,只一现,如昙花。无论长短,都有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最佳阶段,赏花,就应该挑选这一刻。春节过后,那娇嫩欲滴的鹅黄色一本,先萎谢了;然后,那原本就弱不禁风的浅白色的一本,也蔫落了;最后,颇为富贵大气的紫色一本,倒坚持着熬出正月,但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花盆移动,花瓣也就轻轻地飘落下来。

想想,这也正常。花有开的日子,也就有谢的日子。没有永远只开不谢的花,即使在开花的日子里,也不会永远处于全盛的“爆发”状态,于是,这盆蝴蝶兰就从视线中消失了。“最是无情花落去”,果然。

其实,作家的创作生命也是这样,也是有花开花谢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任何作家来讲,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没有永远的花期。作者生命还会延续下去,但灵感会凝滞,想像会枯涩,智慧会逐步衰竭,对于生活的敏感度会一天天地淡漠下去直到丧失,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理、心理衰老的过程。我在作协工作,有机会见识很多前辈作家,当那些老同志眼光中的神采,日益暗淡,风烛残年的感觉,日益明显,不用隔很久,一纸讣告便出现在案头。

其实,这些从延安来的,从东北文抗来的老同志,甚至在未老之前,就退出了文坛的竞技场。我请教过一位30年代出足风头,鲁迅死时抬过棺材的老人家,何以后来便一蹶不振?他说,而且很正经地说,连对漂亮女人都不感兴趣的人,还能有小说吗?性情性情,有性才有情,没有了性,还会有情吗?没有了情,还会有文吗?这是他的话,我觉得很真理。

有心理的老,有生理的老,不管如何的老,老,是一种必然,失去创作力,也是一种必然。所以,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没有一个作家,像一朵盛开而不败的花,永远处于出佳作,出力作的巅峰状态之中。

问题在于有些还谈不上老的,时下也就四五十岁的作家们,写了一两部像点儿样子的大作以后,一下子就老得不行了,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再写不出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拉着大师架子,在写小师作品,包装得金玉其外,剥开来败絮其中。我想,或许是老天的调侃了,安排的花期太过短促,来得匆匆,去得匆匆,属于文学史上的过眼烟云了。

活到老,写到老,是有的,就看你怎么写和写什么了,日放一屁,不香不臭,不也照样骗得几文稿费吗?但活到老,写到老,写出来都是顶尖之作者,还是不大多见的。法国的巴尔扎克,是少数几位一直写到死的作家。他1799年出生,1829年30岁时,写出他《人间喜剧》的第一部《舒昂党人》,以及随后的《婚姻生理学》。接下来,便不停笔地写下去:

1831年32岁《驴皮记》;

1832年33岁《夏倍上校》;

1833年34岁《欧也妮·葛朗台》;

1834年35岁《高老头》;

1836年37岁《幽兰百合》;

1841年42岁《搅水女人》;

1843年44岁《幻灭》;

1846年47岁《贝姨》;

1847年48岁《邦斯舅舅》。

身体健壮得像做厨师长的这个胖嘟嘟的法国人,在上帝给他的十七年创作生命中,写出了近九十部小说,还不影响他谈了好几次恋爱,打了好几次官司,阔佬似的大把大把花钱,买了无数有用和无用的物品,喝下不计其数的咖啡,这种高强度的玩命似的消耗,终于搞得他精疲力竭,身心两衰,1850年,他51岁时病倒趴下便不起,新讨的老婆正好过门,给他送终。我们可以非议他的生活方式,但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至今还是很多作家奉为圭臬的祖宗之法。作家,短命者不少,但短命,写出这么多不朽之作者,他是很少几位中的一位。

另外一位写到死,写出来的都是杰作的短命作家,就是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生于1821年,开始写作的年纪,比巴尔扎克要早,但他却是从这个法国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涯,1844年,他就翻译了《欧也妮·葛朗台》。1846年,25岁时,才华洋溢的他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然后,他将手稿寄给别林斯基,未存什么奢望,只是想听听这位批评家的意见。谁知收到了一封令他欣喜若狂的回信,信中,这位一言九鼎的评论家断言:“真理已经展现在您的面前,并宣告您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

尽管后来这位批评家并不赞同他的心理小说,而他也不苟同别林斯基的“使命观”,两人有了深刻的分歧,但事实证明别林斯基慧眼识人,这的确是一位天才,是开创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如果,不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触犯了沙皇当局,让他“领教”了西伯利亚的五年流放,当大头兵的苦难,成名应该更早一些。这样一耽误,他的《死屋手记》,直到1861年他已经40岁的时候,才得以问世。书一出版,便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随后,他的佳作,如泉涌出:

1862年41岁《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1864年43岁《地下室手记》;

1866年45岁《罪与罚》;

1868年47岁《白痴》;

1979-1880年58-59岁《卡拉马佐夫兄弟》。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60岁时,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