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作秀，他算是领潮流之先者
《世说新语》里，有很多魏晋文人的潇洒故事，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雪夜访戴”这段佳话。要论潇洒，能玩到如此令人叫绝的程度，从古至今，还无人与之颉抗。
如今，不是没有潇洒的文人，也不是没有文人的潇洒故事，只是称得上为文人的今人，很遗憾，无论学养，教养，素养，修养，这四养，实事求是地讲，较之古之文人要差池一点儿（有的，恐怕还不止一点儿）。因而，即使潇洒，也难免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纵有风雅，弄不好也会水裆尿裤，令人气短。
潇洒二字，谈何容易？也不是说潇就潇，说洒就洒的。冷眼旁观文坛半个世纪，有的，潇洒得起来；有的，潇洒不起来；更多数人，其实是在装潇洒。装，也就是演戏了，红脸，黑脸，白脸，三花脸，老绷着那架势，我看他们也挺累的。演好了尚好，演不好，拿不住那个劲儿，不知哪招哪式，露了马脚，不知哪腔哪调，错了板眼，一片倒彩，贻笑大方，也蛮不是味的。所以，从古至今，作家的内涵如何，才是能不能够潇洒起来的基础。
且看4世纪的王徽之先生，是怎么“秀”的？而且从中我们又可以观察到一些什么？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个王子猷，其父，是晋代大书法家、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其弟，是与父同样有名气的书法家、简文帝婿、建威将军、吴兴太守王献之。其叔祖父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由于王导在晋室南渡后的筹谋擘划，才得以使司马睿偏安江南一隅，使晋祚又延续了百年之久。
因此，从这样总揽过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的宰辅家门里走出来的年青人，今天那些高干子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应该说，真正的贵族，和暴发户贵族，和装扮出来的贵族，和尚未洗净腿上泥巴的贵族，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像王徽之以古老的门阀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潇洒，不是随便一块什么料，就能行得出，做得到的。
而时下那些认为有钱就能够买到一切，认为有权就等于拥有了一切的新贵们，我也真佩服他们那种以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勇敢，觉得恶补一顿，便也八九不离十地像模像样了。于是，活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来到巴黎的外省绅士，勋章，宝石，假发，燕尾服，长柄眼镜，跳小步舞的紧身裤，都一律装备齐全。可贵族岂是好当的营生吗？一要有渊源，二要有传统，三要有气质，四，更在于谈吐，举止，风度，仪态，所反映出来的器识，历练，修养，人品等等文化质素。一不留神，那呆鹅般的眼神，怔在那里，那傻张着的嘴，愣在那里，那习惯于跟在牛屁股后面的蹒跚步态，戳在那里，便把乡巴佬的本色，和盘托出了。
其实，有钱也好，有权也好，可以附庸风雅，无妨逢场作戏，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马脚。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队，哄然叫绝，说你酷毙了，雅透了，您也千万别当真。别以为自己就是真雅，就是大雅而忘乎所以。记住******那首《沁园春》，也许是一贴清醒剂，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认为“稍逊风骚”，“略输文采”呢，问一问自己，究竟算个老几？
雅是一种文化，精神，学问，道德的长期积累的结果，雅是一种境界，意趣，品位，见识的综合素质的表现，琅琊王家，到了王徽之这一代，那记载着雅传统的厚厚家谱，不知翻过去多少页了！您哪，先生！所以，雅这个东西，表面上有，不算有，肚子里有，也不算有，只有骨子里有，基因里有，才算真有。
大家心知肚明，如今报纸上，电视上呶呶不休的那些文人雅事，只能说是要名，要利，要权，要色的赤裸裸自我表演，离真正的潇洒甚远。于是，谁也没有开会研究，谁也没有统一口径，约定俗成，一言以蔽之，统称之曰“炒作”。这个新名词，颇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文化人状态的精彩表述。当然，王子猷也在表演，也有他的欲望，和想得到的东西。不过，他够水准，不那么下三烂，不那么迫不及待。所以，装出来的贵族，不是真贵族，做出来的潇洒，也算不得真潇洒。王子猷坐在船舱里，那一张脸上，炉火纯青得让你几乎猜不出他心底里，究竟在想什么。
剡溪，大约是今天的嵊县。旧时读郁达夫先生文章，知道他喜欢听“的笃班”，而且还伙同鲁迅先生一块去听过。“的笃班”，就是越剧的前身。从绍兴开车去这个越剧的发祥地，现在，估计用不了一个钟头。可在古代，得在曹娥江上坐一夜船才能到达。这位王羲之先生的五公子，欸乃桨声之中，雪花纷飞之夜，终于到了要去的这个地方。但故事来了，走到要去访问的隐士戴逵的家门口，正想举手叩关，忽而迟疑停住，然后转身返舟，依旧原路折回。
乘兴而去，去到了。兴尽而返，回来了。说白了，去，等于没去，说等于没去，可实际又还是去了。这位名士要的就是这份意思，见不见到戴逵，那是无所谓的。在意的是这个过程本身，过程既然有了，其他就不在话下了。
于是，经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记下来，大家读到这里，无不钦服，赞不绝口。
我也曾经心仪得不行过的，而且，还读到别人的文章，把王子猷这一次“雪夜寒江舟，把盏独酌人”的行径，足足那么誉扬了一通。但有时，细细考量过去，如果，王子猷去了剡溪，回到山阴，不那么张扬的话，除了他自己，和几位划了一夜船，已经精疲力竭的船工，没有人会知道这次忽发奇想的旅行。所以，我一直以小人之心忖度，王徽之也是在演潇洒，在营造他在时人心目中的风雅形象。
好像，这位公子哥，也难逃炒作之嫌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膺服他的高明，高明在于他这样做了以后，不仅名噪一时，而且成为千古风雅。更高明的是，他这样做了以后，别人再也无法重新来过。他把事情做绝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悠悠，只此一次，他独领风骚。你能不为这样顿成绝唱的“秀”，五体投地吗？
现在，即使你雇一架直升机，飞过去，又回转，别人只会视你神经有问题，而不会赞扬；知道这典故者，顶多笑笑，说一句东施效颦，就够客气的了。而且，我也不相信今日之现用现交的文人才子，会那么冒傻气，投资于一位马上见不到回报效益的隐士？除非那是一位刊发文章时附月份牌“美女”照一帧的同行，才肯去切磋切磋的。这也是女作家的裙后，总尾随一大批护花使者的原因。除此而外，就要看红包里有几张百元大钞了。
老实讲，从有皇帝那阵，迄至今日，写作，和写作的人，基本上都很“物质化”了，功利的目的，压倒了其他一切。也许，在性腺，金钱，权欲的驱动下，有可能不辞劳苦，奔波于途，去做一件什么事，去看一位什么人，前题必须是对自己有利。但是，穷酸秀才，囊中羞涩，广文先生，捉襟见肘，想潇洒，爱潇洒，以潇洒自命，但要真的潇洒起来，也并非容易的事。而且，几乎很难做到王子猷如此大牌的潇洒。银两充足者，未必具有这等雅兴，而涌上来这份突发奇想的情致者，也不会绝对没有；可物质、精神两手均不硬，就大牌不了。所以，这就是“雪夜访戴”成为后代文人艳羡话题的原因。
王子猷，豪门出身，高官子弟，本人也是黄门侍郎，骑兵参军，至少也是正师级的干部，官、钱、位，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了，不是所有文人都能达到的境界。比起那些十年寒窗，熬尽灯油，蹭蹬科场，拼命八股，不知快活多少倍！按常理而言，王子猷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去张罗，去铺垫，去造势，去促销自己了，还有什么不够心满意足的地方呢？我也常常替这位古人纳闷儿，干吗呀，子猷先生，你累心不累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