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农村，在我工作过的那个公社，有一个处在深山拐沟的村庄，名叫榆树台。庄里约有百十来户人家，算是周围四五村中较大的庄子。因此，大队部便设在这庄里。庄里差不多有一半人是由榆林地区横山县移民下来的姬姓。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姓姬，人很忠厚，也很善良，就是遇事办法少，有些怕惹人，群众叫他”老好人”那年冬天，作为公社团委书记，我下去检查指导团的工作，姬支书对我说，”有一件事，是属于你们青年工作，也是我最伤脑筋的事情。“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没听说吗？就是疯女人的问题，这么拖下去怎么办嘛！”正说着，大队妇女主任来了。她是个上了年岁的很能干的农村妇女，说话刚邦硬挣，显得比姬支书有办法多了。她二话没说，就要1我先去看疯女人，说要论年龄，她才二十四五，就不光是他们妇联会的事，也属于我们青年团管。其实我早就听说过榆树台疯女人的事，只是有些将信将疑，更没想到要来看看。仨人走到后庄一道拐渠里，沿着山坡上的“之”字形小路，走到一家人的院子里。就听见靠崖边背阴一孔没有门窗的破窑里传来一种像哭又像笑的奇怪的声音。妇女主任眼圈红了，停下来说你们过去看吧，她就被圈在那窑里。“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一听说人被圈在没有门窗的半阴窑里，我浑身禁不住一缩，打了个寒战。待走到窑口上，我完全惊呆了：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脖项和两腿上，像死囚犯一样用手指粗细的铁链锁着。她见有人来了，只是回头茫然地了了一眼，又扭过头去，继续在一个很脏的破瓷盆里用手抓着吃东西。那里面新倒了一点小米饭。窑脚地上到处是粪尿，臭气熏天。她嘴里哼哼着吃东西，似乎吃得很香。面色虽惨白，身体却丝毫看不出受冷的样子。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只是扭头古怪地笑一笑，照旧吃东西。吃了一阵，她站了起来，在离开饭盆两三步远的地方，当着我和支书的面，便蹲下拉屎撒尿。我一见，赶忙对支书说，我们走。刚转身，就见妇女主任同一个干瘦老汉立在院中小声说话6那老汉见了我和支书，显出很难堪的样子，急忙低下头去。妇女主任说这就是疯女人的男人，姬世金。”我只嗯了一声，心想这个老家伙至少也该有60岁了吧，1真是造孽。便强压着火气问他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他听出我的声音发着颤，很恐慌地看我一眼，战战兢兢地说唉，好你们哩，办法想尽了！肛在窑里打人、打家什，打得实在没办法，衣裳也撕扯得没办法，一时照不牢，就跑了。”“再没办法，也不能像圈牲口一样嘛，你是不是存心把她折磨死？”我几乎要暴跳起来，方才那一幕，实在令人难以心平气和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人世间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
那天，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让把疯女人送到地区教养院去，一切费用，由姬世金先想办法。实在没办法时，队里和公社再考虑救济。
当晚，我睡在姬支书家里。他躺在炕上，给我讲了那个悲剧的前前后后。我这才知道，疯女人的名字叫王西琴，家是西安市人0她从小失去了双亲，跟随哥、嫂过日子。实际上成了哥嫂家的小保姆。到了报名上学的年龄，人家的孩子都背着书包去念书，她却整天在家抱孩子，做饭，洗衣服。狠心的嫂子还嫌她吃得多，动不动就打骂。她时常饿着肚子挨了打，眼泪只能往肚里流。1962年夏季，有一天，小西琴又无故挨了打，她实在忍无可忍，便偷偷跑了出来，饿得耐不住，在火车站附近饭馆要饭时，碰见了跑关中贩粮食的姬世金，那时王西琴只有13岁，光棍汉姬世金已经快40岁。王西琴被引回榆树台，开始说是拾1回来个女儿，实际上不久就被姬世金奸污了。从此开始非法同居。姬世金不务正业，时常跑外做生意，有时三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村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就偷偷往王西琴窑里跑，他们的婆姨知道了，就半夜三更跑到她门上嚎哇哭叫要男人。还有男人们之间也互相争风吃醋，好几回打得头破血流。队里一看，不管不行。正好公社组织了个“强劳队”，就把王西琴以“作风败坏”的罪名送去“强劳”。她被押到水库工地强行劳动改造。工地开批判大会有人给她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这么批了没几次，她便疯了。又没有及时治疗，几年功夫，就变成眼下这个样子。
我听了姬支书的讲述，心情十分沉重，真想抱头痛哭一场。感到头上黑糊糊的土窑顶很压抑，就像整座的大山都压在我的胸口上一样。我实在想不明白，是谁害了王西琴？是她的狠心的哥、嫂？是乘人之危的姬世金？是村里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还是她自己作风不正派？裹想不明白，她的悲剧命运，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而要医好她的病，把她解救出苦难的深渊，姬支书、妇联主任和我，我们这些人，又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整整想了一夜，到底也没想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来。只是笼统地感到，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