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揆要这个名字，在西北革命武装斗争中是响亮而贯穿始终的。从1927年震撼西北的清涧暴动到1947年幵始的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他都担任着重要角色。研究党史、军史的同志对他都较熟悉。但有一点却是鲜为人知：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当时许多同学，如杜聿明等，都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而他毅然冒死投身革命。建国以后，阎揆要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叶剑英同志兼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阎揆要出生于陕北佳县，曾长期生活、战斗在陕甘高原，堪称是“老延安”中的老资格。在未曾见到阎老之前，他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髙大，性格豪放的军人。1993年初夏第一次同他见面，使我改变了事先的猜想。那天下午，在北京西山脚下，一栋花木葱茏的小楼客厅中，我见到了阎揆要将军。他身材瘦小，面貌慈祥，态度特别谦和。年已88岁的老人，依然举止敏捷、耳聪目明，思维和谈吐，像盛年一样锐敏、清晰。得知我要了解西北革命中地方党组织和领导人活动的一些情况，阎老十分乐意接受采访。并且说，地方党的历史应当多研究，以往军事斗争方面搞得较多，地方党的活动研究不够。拿陕北党组织来讲，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明方、马文瑞这些同志很值得写。
记得那次采访，我要了解的有些问题，阎老并不清楚，但他显得很耐心，仔细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又提供了不少调查线索，并且把我提出的他不大清楚的问题，认真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一边记，一边还抱歉说现在记忆不行了，不记下来，转个弯就忘了。“那次访问，阎老的诚恳与认真使我永志难忘。分手时，阎老说什么也要坚持走下数十级台阶把我送到大路口上。我实在过意不去，警卫员说广没事，阎老每天早晨都坚持登山锻炼，每有客来，他一定要送下山坡。”此后，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阎老突然派他的秘书送来一个公文袋，袋封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忽培元同志收阅”的字样。我当即启封，才知是一叠复印的西北党史资料。
起首一份写着：忽培元同志，你所要的关于西北党史的材料我找到一些，供你参考。阎揆要。我感动地一页页翻看，发现许多地方，甚至只是一个有关的人名下面，都用红笔画着波浪线。显然，年近九旬的阎老是亲自通读过这些材料后，认为有参考价值才转给我的。我当时捧着那沉甸甸的一叠资料，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他的秘书说广你那天走后，阎老便列了个单子，要我四处找了许多材料，他又埋头一连看了好几天，选出十几份，这才让我送过来。你打个电话，我骑车来取嘛。那不行，他一定要我亲自送来，说你急等着要哩。“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啦，只说感谢你，感谢阎老对我工作的支持……”秘书说广阎老还说，如果还需要他帮什么忙，叫你随时打电话。我连声应承着，心里却想，今后说什么也不敢打搅他老人家了。阎揆要将军对工作、对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觉得拿任何赞美的言词都无法表达我对他高尚品格的敬仰，只能以加倍努力地工作来报答。这或许正是他的精神的魅力所在。
1993年11月，陕西为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阎揆要将军应邀参加。在西安人民大厦居住时，夜里上卫生间，他不忍心叫醒熟睡着的警卫员，独自摸黑行走，结果被地毯绊倒，坐骨粉碎性骨折，回京后一直住院治疗，后又发现癌症，不幸于1994年岁末病逝，终于89岁。就在他病逝后不久，佳县交通局局长到北京来，带着一封信，竟是阎揆要将军临终前不久在病床上写给交通部并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信中写道：革命老区佳县，地处黄河畔上，因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国家已投资建设黄河大桥，但佳吴公路尚未修通，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望你们考虑将这一段公路列入计划，尽快修通为盼。这是阎老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亲笔书信。望着那熟悉的字迹，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他老人家在骨伤和绝症双重折磨下，艰难地提笔写这封“绝笔书”时的情形。那是老将军为民众着想的最后一搏，是一个生命跃入辉煌时的最壮烈而动人的一瞬，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奋力实现自己的入党誓词。多么动人的一幕呀。那封信，谁读了都很难不受感动。那位交通局长带着这封信，把修公路的事跑出了眉目。据说，这已经是阎老第三次写信解决陕北老区的交通问题。陕北人民会永远记得有一位年近90岁的老将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陕北的经济建设，惦记着老区人民的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