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中共中央第三次下达严厉的命令，指出：必须在20天里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中共中央对山东的要求越来越紧。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又电华中局及罗荣桓、陈毅、黎玉等并告东北局，指出：山东除留武装两个师作基干不调动外，第二批去东北部队（华中叶飞纵队不在内）竭力争取出足5万（包括已动身地方武装部队及武工队在内，这些部队到东北能起大作用，和分别海运、陆行，争取于11月全部到达东北，愈快愈好。
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黎玉指示：请令罗舜初所部20万人火速北进渡海，不得片刻迟误，沿途鼓励士气，力争时间，其他北上各部亦然，各部情形速告。并询问叶飞部北进情况。
这次调兵，对于山东军区而言，可谓是一次大搬家，规模是从未有过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此步棋走得好坏，关系到整个东北的最终命运。
据史料统计，山东军区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有：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由滨海支队改称）3，500人，分别从山东蓬莱县的滦家口和黄县的龙口渡海，先后在辽东半岛的子窝、庄河、小孤山一带登陆，10月中旬到达磐石、海龙、西丰一带；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领山东军区司、政、后机关部分干部和部队1，000余人，从蓬莱县滦家口出发，渡海到大连登陆。月底，萧华到东北局报到。部队于10月初全部到达安东地区；胶东军区第5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率领第5师2个团、第6师3个团，共6，000人，从海路踏上了辽东半岛，于10月24日全部抵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第7师12万人，由第7师师长杨国夫和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各率3个团，分批陆行，于10月先后到达山海关、古北口地区；
第2师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率所部7，500人，从海路进入东北，10月30日登陆庄河，于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山东军区支队长田松率领的支队1，000人从海路登辽东半岛，于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山东军区直属机关、警卫部队和独立营共4，000人，渡海到东北，于11月上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
此外，第1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率所部7，500人，先渡海到冀东，又从陆路进军，于11月21日进入锦州以西地区：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的第3师和警备第3旅共30，000人，至12月初到达辽阳、鞍山地区；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约4，000人，从海路到辽东，于11月到达沈阳地区。
上述山东八路军部队，总计兵力约6万人，在1945年的东北大进军的10万部队中约占60，由此可见，山东军区是挺进东北的主要力量，由其构成了东北中共军队的基础。此外，新四军3师3万余众，在进军东北部队中也占有3096左右的比重，其实力不可等闲视之。
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于9月23日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该师主力开赴东北的电报，即刻部署部队北进。先头部队第10旅由第3师副师长刘震率领先行出发。随后，黄克诚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第7旅、第8旅、独立旅和3个团，总共3，5万人，9月28日从苏北淮阴出发，经山东、河北承德，出冷口，部队有3，2万人于10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地区。
进军东北，这是全党全军的整体行动，一切为了东北，一切部署、调动、作战也是为了东北，因此派往东北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大战略区及其延安总部。其中，陕甘晋绥边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该旅第1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3，350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000人和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和政委邱创成率领的炮校1，069人，也奉命于9月初分批奔赴东北，经晋北、察热地区，于11月12日到达辽宁的阜新、沈阳地区。一些原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兼程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也掉头向北进发了。如着名的第359旅自1944年王震率部分人马组成南下支队深入湘赣边界地区后，其余部3，300余人于1944年6月在刘传连、晏福生率领下，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另有原陕甘、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一旅，两部合计6，300余人也风尘仆仆向南疾进，计划与王震会合。9月中旬，当刘、晏、文所部行进至河南林县时，突然收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要他们掉头北上去东北。并指示放下重武器，轻装北进。9月中旬，刘、晏部3，300人从河南林县出发，向东北挺进，10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10月下旬，文年生部3000人到达锦州地区。
晋察冀军区派往东北的部队有11个团和两个支队，共1，04万人。除冀热辽军区的第11、第12、第13、第16、第18、第46团和2个支队先期出关进入东北地区外，
克率领的冀中第31团，周仁杰率领的冀中第62团、第71团，也于10月到达东北地区。李运昌到达沈阳后，又调冀东第15团到沈阳，担任东北局警卫任务。
派往东北的部队，还有吕正操率领的晋绥军区第32团600人，早在10月中旬到达沈阳；邓克明率领晋冀鲁豫军区之第24团1500人，经冀中北进，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周桓率领的太岳支队600人，也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于10月到达东北地区。
各解放区调往东北的主力部队，都克服了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时近寒冬、衣单被薄、水土不服、医药匮乏、供给不足等种种艰难困苦，胜利到达东北指定地区，总计达10，8万人。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原决定派遣陈赓和纵队以及中央党校、延安大学也去东北，到12月2日才改变计划不去东北的。
各部队出发前，部队普遍进行北上动员，抓紧时间进行了形势和任务教育，以克服部队中程度不同地产生“革命到头”要过太平日子的思想。部队中有些则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对其抱有幻想；有的还存在地域观念，不愿离开老区，不愿远离家乡，这些观念是部队北上执行战略任务的严重思想障碍；对此，各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教育。山东军区所部、新四军3师在闯关东中边组织干部学习动员，边紧急收拢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将部队收拢归建，从而确保了北上行动。
晋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北上东进部队，在指战员们的思想感情上，对远征也一时转不过弯来。通过教育，部队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延安炮校师生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东北，他们是消除了东北冬天“一擦鼻涕鼻子就掉了，一搓耳朵耳朵就掉了，甚至连小便还要用小棍往下敲”等顾虑后上路的。
新四军3师在远征中，不畏严寒、饥饿和极度疲惫，在部队严重减员、气候水土不服的条件下赶赴指定位置。山东、苏北等地方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对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给予了大力支持。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新四军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等领导，在率部北进前，对当地党政军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充实加强了地方的各级组织领导，调整了部分领导骨干，扩充部队，留下一批武器，加强了坚持原地斗争部队的战斗力。
在主力北进的同时，我党中央还派遣大批干部随军队进入东北，开辟这一总根据地。
冀热辽军区部队向东北进军时，从地方抽调地委书记、行署主任以下的25个团架子的1，000多名干部随军进入东北。9月2日，由张秀山率干部800余人，从延安出发，后到晋西与林枫干部团汇合，组成1，500人的干部团，在武装部队护送下，于10月上旬到达东北地区。9月17日，中央又决定抽调400多名干部分批开往东北指定地区。随南下二支队行动的延安五干队、九干队2000多名干部，也在中途奉中央之命，随军进入东北。山东军区组成30个团架子的6000名干部，分批从海路和陆路随部队进入东北。按照中央军委1945年10月8日指示，原拟回山东的华中干部3000人，作为20个团架子的干部配备从华中地区转赴东北。晋冀鲁豫军区组织25个团架子1000名干部，按中共中央指示，集中-批走-批，由武装部队掩护，分期到达东北。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从各解放区调来的军事、政治、技术和地方干部共2万多人按照中共中央实行分散的方针分赴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地方武装。
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对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中共中央党政机关进行如此规模的大调动，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十余万军队和干部，由南向北在数千里战线上移动着。这种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南防御是公开进行的，从浙东、苏南、皖南和皖中解放区向苏北及皖东后撤；而原在苏北和皖东的主力则迅速向山东开进。二是向北发展，也就是向山东和东北运动的我党武装力量则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迅速向东北进军的。这二者在当时都是为了保卫抗战成果，建立一定的能与蒋介石集团相抗衡的实力，以争取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使抗战后的中国能够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民主之路。林彪就是在中央赋予他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中指挥四平之战的。
3，“分散”“集中”
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由重庆返回延安。我党的总谈判代表周恩来仍留在重庆谈判。
周恩来和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回延安后又返回重庆，此时的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解决《双十协定》没有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