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的局限性，是人们选择阅读的原动力。人的心灵，是开在路口的客栈，淮愿进来谁进来。这种对事物的多相性、多样性追求，才使生命绚烂激越起来。所以，读书应该使心灵达到更开阔、更开朗的境界，营造一种无限的容量，即保持一种能随时接受新事物的敏感。
而这种敏感却在读书人那里悄然丢失了。
何以至此？盖因在长期的读书生活中--过于眷恋一种思想，导致思维方式的固化。
把书籍伦理当成了现实的生活伦理。
厮熟的书斋环境，甜蜜地培植了阅读者的生活惯性和生命惰性。
读书的功力性追求，使读书人根本地忽视了阅读过程中应享有的乐趣。
于是，在这暗淡的读书生活面前，根本的选择，就是抛掉书本，到远离书斋的旷野，去倾听风声。纪德说：
抛掉我的书吧，不要在这书中寻求满足；也不要以为别人能帮你找到--这种念头正是你的奇耻大辱：假如我为你找到食品，你会反而不饿了；假如我为你铺好床铺，你会反而不困了……抛掉我这本书吧，须知对待生活有千姿百态，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去寻找你独特的生活方式吧，别人能做得跟你同样好的事情，你就不必去做；别人能写得跟你同样好的文章，你就不必去写。凡是你感到自身独具、别处皆无的东西，才值得你眷恋。啊！要急切而又耐心地塑造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无法替代的人。
这里的含义是深刻的，因为，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对一种思想的眷恋，就意味着对其外的一切的放弃。而这其他一切却是大量的，往往比所眷恋的更有价值、更可取。因此，智性的读书人，应该像智慧的爱者不贪恋对美色的占有一样，对思想也不要拘泥于一时的占有；对这一样的占有，恐怕此后也就只能占有这一样了。同时，对已有思想的迷执，正是独立思考能力丧失的前提，也正是独创价值消亡的深层根源。如果这还不能让读书人醒悟，反对思想多元、主张文化霸权的人，往往是读书人这一实事，也应让偏执的阅读者警醒了。
不用讳言，读书人是对书籍伦理有过分嗜好的人。所谓书籍伦理，就是书本中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所以，读书人与市井人的分径之处，在于读书人对事物的判断，有形而上的既定判断；而在市井人那里，除了生存的智慧，不再有别的智慧。因此，在突发的生活事件面前，普通人往往有比读书人更灵活的“变通”能力，他们生活得更灵动、更有生气，也更有力最。
有人问纪德：“伦理能增加你的乐趣吗？”
“不能，”纪德回答说：“只会证明我的乐趣是正当的。”
那么，书籍伦理的直接作用，就是使人长期处在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考虑之中，犹豫踯躅，弄得筋疲力尽，最后确信，只有干脆一动不动，才不会犯错误。
在生存原则是首要的原则、甚至是惟一的原则的现实面前，在不容分说的生活洪流面前，书籍伦理显得多么苍白，书生的面孔显得多么柔弱。他们是孱头，而不是强者，他们是最先倒下的人。
书本把他们害了！
再说读书人拥以自负的书斋。
书斋就像专门培养庸人的太过于幸福的家庭--封闭窝，关闭的门，怕人分享幸福的占有，自以为是的自我感觉。发黄的册页遮挡了读书人的目光，使他忘记了门外的原野也正为他敞开着更为博大的胸怀；被书香麻痹了的心灵，使他无力做一番字纸外的畅想和憧憬。正像生活在幸福家庭的人，幽禁于妻子、孩子一样，读书人生命最美好的部分被幽禁于书本。也正像家庭把伟岸的丈夫奴役为庸夫，书本也把智者奴役成腐儒。腐儒是什么？是与自然、社会和生气格格不入的边缘人，是离开书本就不能发出生命之音的人。
纪德说：
我憎恶家园、家庭，我憎恶人寻求安歇的所有地方，也憎恶持久的感情、爱的忠贞，以及对各种观念的迷恋--一切损害我主持正义的东西。
所以，读书人有理由憎恶书斋，幽闭了生命的处所，疏离了杜稷民生的所在，非但倾听不到生命因受到生活的撞击而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更不会听到正义的讼辞。
走出书斋吧。
美的东西一旦超过了我们的渴求，就弱化了在我们心中的价值；过于魇饱的阅读，会淡化读书的生命乐趣。我们应该时常到市井上走走，不仅是因为，生活的给予与教化大于书本，也因为对书本的暂时疏离，会找回久已不尝的对阅读的“饥饿感”--因为饥饿，才有渴望，才有被满足之后的酣畅醉意。
倘若你稍稍离开，我的爱会像你我之间的空气一样膨胀。
倘若你远远地离开，我会同山、同水，同隔开我们的城市一起把你爱恋。
倘若你远远地、远远地离开，一直走到地平线的尽头，那么，你的侧影会印上太阳、月亮和蓝蓝的半月天穹。
（所雷斯库《马尼亚》《远景》）书籍，正是读书人之所爱；对书的迷恋也正如少年的爱情。疏离，正是爱的深切。到了这般天地，书才真正融人读书人的生命之中；读书生活已远离了功利，成为一种天伦之乐。
8.缘心而荣
物质的迫压，市声的喧嚣，使追求内心生活的人，有了几分惶惑、几分不安，这是不争的事实。
读了中江兆民，我感到，作为世俗意义上的普通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以精神生活为重的人来说，这是有害的。因为，精神生活者的生存基础，正是在于对于人类“基本价值”的瞩望与恪守；在风尚面前的惶惑与不安，多少表现出在基本价值判断上的犹疑与动摇，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精神品格问题。
19世纪日本的哲学家巾江兆民是个彻底的精神生活者。在得了喉癌，生命只剩下一年半可过得时候，他未表现出一丝不安，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尚未表述的对人类“基本问题”、“基本价值”的思考赶紧写出来。他对自己的门人幸德水说：“我的病日益恶化，看来活不了多少时候了；如果现在不对后世子孙说几句话，难道还算一个读书人吗？”因此，他用这一年半的时间写下了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认为，得了绝症，恰恰是命运赐予了他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毫无挂碍地表达他心灵最真实的声音。
最令人唏嘘的是，他在疗病期间，得以观看了日本的“评弹”--净琉璃，被表演大师的精彩表演深深折服，他感慨道：“我不但爱好音乐和戏曲，而且能和这些杰出的艺术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幸运！于是，我是不能叹息遭遇不好的。”
他真是一个以精神生活为上的人--对生命价值的评判，被他彻底地建立在精神生活的基础之上；那么，他写下的书，便是人类生活的神音书。
在评说思想与文化的价值时，世俗的评判（物质的评判）往往能遮住人们的视线。文学艺术，包括哲学，并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让人看见或听见，也就是说，这些隶属于精神的质素，对于贸易的逆差顺差、银根的松紧、工商业的繁荣与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证明，大国与小国的区别，往往不在于疆土的大小，而在于人民的气质、胸襟的大小；穷人与富人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对财富的拥有数量，而更多地在于人格与修养。对此，中江兆民说：“……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康德和笛卡尔实在是德、法两国的荣耀，是两国客厅的字画，对两国人民的品格和地位，自然不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哲学的人民，不会有庄严的使命和远大的抱负，一味追求现世的享乐和时尚的浮华便是自然的事。同样，一个身有资财的人，如果嘴上总是操着有关粪尿和牛殖器一类的话语，进得酒肆便如驴饮、进得包房便泡小姐，便会给人以俗恶贫穷之感；对其之厌，远比对穷人之怜来得税利。物质的发达，可以使人生活得好，并不一定给人带来高贵；高贵来自本身的自持力和自信力，即：本身的文化底蕴。也就是精神含量。
这就是说，是思想与文化的因素，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生存品质，以及未来的走向和位置。
就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比较来说，日本民族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潮流，绝不抱顽固态度。这就使像明治维新那样大的社会变革，也兵不血刃地完成了；三百个封建诸侯争先恐后地把土地和政权上缴皇室而毫不迟疑，而未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而在中国，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就是搬动一把椅子都要流血，何况社会改革。这一切，尽管经济因素起了相当作用，但根本地，这是与两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本土文化积累的悠久与深厚，使它很难进行外来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吸收，固守的成分多，变化的因素少；而日本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文化引进的基础上的，那么，文化引进与吸收，便是它的一种常态。所以，日本的变革来得比中国容易，经济的启动也比中国来得快。但是，日本文化的这种灵动性，却造成了民族根性的缺乏理性，浮躁和轻浮是日本人的重大病根，他们有发达的小聪明、小机智，而没有创立雄奇伟业的大意志和大气魄。而中国文化虽然要背负因袭的重负，但富有理性的博大而精深的气象，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仁厚与坚韧，具体表现为：
重道义，而轻小利，富有功德心，有建功立业有所成就的远大追求，在这种文化驱动下的国度和国民，其未来的景象，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经济的暂时落后，也是不可怕的。
细想起来，物质的评判与精神的评判（根本价值的评判）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用眼用耳，而后者则用心用脑。那么，前者当然关注于物质的浮世风景，而后者则要透过表面的繁华，考量它是否与生命的质量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有关。一看，一考量，所对的价值层面不同；那么，判断的结论也就自然不同。所以，精神生活者在物质追压下的犹疑与不安，意味着对自己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的妥协，意味着自我判断立场和判断能力的丧失。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就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与人格上的缺陷，便是信仰的缺乏。到了21世纪之初，中国精神界的现状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依然是信仰问题。所以，解决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问题，不从信仰人手，便是虚妄。
谢有顺在《写作的勇气》一文中说：“中国作家的写作所抵达的价值层面，最高不过是君王、国家、民族等代表的中间价值系统，它离终极价值（天、道、神）还有很长的路途。”其实中国文人对“天”的追问曾经有过，比如屈原。但后来中断了--避世风尚，使文风缥缈；趋势之态，使精神匍匐于物质主义的气息之中。在这两难境地中徜徉得久了，文人形成了一个虚化的自我，对现实的关照力便极大地消弱了。不要说终极价值，即便中间价值也无力撑持了，干脆消磨于享乐的、时尚的最低价值。那么，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生活者的身份差不多就要自行消失了，因为在价值判断面前，自甘于市井人群的用眼用耳，而放弃了用心用脑。当思想者放弃对“精神超越性”的追求之后，他所遭遇到的痛苦，便是“士人格”的尊严沦落之后，成为凡人的痛苦，与思想者的身份无关。
所以，精神生活者的惶惑与与不安，以及所感到的事态悲凉，像由心生，悲从心来。圣奥古斯丁在反省自己的一生后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精神生活者要想得救，根本地，还是要走向自己的内心。
其实，我之所说，都是些旧话。然而还是要说，因为，外表的事物，终究是不能战胜义理的。中江兆民也说，凡属义理的活，说出来就足陈腐的；然而一旦把它做出来，却是新奇的了。
中江兆民用他最后的时刻，创造了这种“新奇”，他写出了《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把自己成就为最“轻薄”的民族中最深刻的哲学家，为人类生活留下了不朽的箴言，使生命的光辉融入时空的永恒。所以，他临终的时候，欣慰地说：“在这样的遭遇中，只有我的妻室，我的孩子，我的笔，和我相依为命。然而这就使我满意了！除此之外，再也不需要从外界得到什么。”
他告诉人们一点真实的牛命消息：对于纯粹的精神生活者，缘心而幸，缘心而荣。
最后说一下，中江兆民最喜欢的格言是《论语·里仁篇》的两句话：“德不孤，必有邻”和“朝闻道，夕死可矣”。
9.与生活和好
村上春树作品的热销，我认为是因为他描摹了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原生态，他真实地记录了在物质迫压下人们精神流变的心路历程。这正暗合了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引起了人们在情感上的呼应。
在这种“记录”中，村上春树最得力的作品，当属他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他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侧境》、《寻羊冒险记》和《象的失踪》等，虽然也有深刻的揭橥，但“意象”之境遮蔽了生活的“现实”，既有形而上的深刻，也有形而上的枯涩，所以让人不能卒读。村上春树自己也说：“因为我觉得有必要以未经世俗浸染的非现实性来弄清我们周围的现实性”。
因而他把后几部作品写成了揭示现世本质的“寓言”。寓言是豆灯蜡盏的静心读物，它的“微光”穿不透霓影红尘在人心上的厚重氤氲，对情感的冲击就弱了，就很难引起共鸣了。
其实《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亦非什么了不起的大制作：寥落的几个人物，寥落的儿爿场景，寥落的几段故事，寥落的几番风情--虽然“寥落”，却是“时尚”中的情、景与波澜，是现代人的生与死、性与爱、灵与肉和虚与实。这正是当下读者所关注的话语焦点，迷惘的人们正可以从中找寻自我“救赎”的生命消息。
商品社会，人们的情感与生活面临着双重矛盾：物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矛盾。古典哲学对人的阐述有一些基本的命题，比如，“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灵魂生活是人类生命的内在本质”、“人类的上帝就是生活着的白己”等等。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也坦陈，他生活和写作的理由就是他“经常性地而叉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自我的深度”。也就是说，人对精神生活有着本能（本质）的要求。因此，人与外在的物化世界的冲突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消费时代的到来，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激烈了，达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