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随笔，其实是个老牌号，之所以冠以“新艺文随笔”并称被伍立杨所独有，概缘于伍氏艺文随笔与传统的艺文随笔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艺文随笔，偏重于谈文说艺，探求的是艺文的技巧与机心；而伍氏的艺文随笔，则是用文学的眼光看世界的生命感怀。在他的艺文随笔中，既有学问，亦有感悟；既有识见，更有抒情。他文章的质料，大都取材于文人的生活形态和文学作品--亦即直接从文学世界里汲取对现实关怀的学问、思想和情感。
正如他自己所说：“等到在书中沉潜下去以后，名著和奇书所慨然赠予我们的，便是关于人生和风景的深沉的梦幻，以及因人生况味的洞察，因风景真境的感受而起的共鸣和开肩，悬想和咀嚼。”
在伍立杨那里，文学世界是个诗性、人性极为丰厚的地方，所以，直接取材于这个世界的艺文随笔，便亦充满了人性之美、情性之美和辞（词）性之美；其文质--情韵灵动，识见幽邃，文采焕然。通常表现为：腹笥充盈，用典繁丽，承转腾挪，调和自如；纵横捭阖，覃思精研，率性点染，意绪幽深。其深远高华，非一般随笔作者所能望其项背。
所以，伍立杨的学问文章被京城文界和学界普遍倚重，在“新文人”群体中，每每都引用他的高辞丽句和幽思妙见，以壮自家文字的声色，不仅如此，“新文人”之外的所谓学者与文章家亦击节叹服。杂文大家毛志成先生就曾当着许多人的面，由衷地说：“立杨的文字我就做不出。”以致于有的所谓名家，心痒于立杨的深远高华，却又放不下架子，悄悄把立杨的幽微与精当“变幻”成自己的“发现”，在文界丢丑露乖，让人体会出别样的滋味。
当然，由于“新文人”群体的许多人都是立杨的朋友，也就毫不客气地借重他的影响：办副刊开栏目以能得到他的文字为幸事，编丛书撰专著以能邀到他的“加盟”为风光……从此可以看出朋友们对他的崇敬与服膺，他的文字在朋友们的心中有极神圣的位置。他的书是我的枕边书，每沉浸进去，均获大裨益。他丰赡的词采令我眼花缭乱，每每都要借助一本《汉语大辞典》，才能读得通透彻底。--我从立杨的书中学到了很多很多。
可以说，有立杨的存在，勃郁了京城文化界的文化氛围，也提升了“新文人”写作群体的文化含量。由于他的带动，“新文人”群体普遍注重学问、识见和文采的完美结合，孜孜不止，在文界，筑造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以上，说的是伍立杨的文，再说他的为人。我认为，他的为人，是颇有些特立独行品格的。
这些年，他虽然身在《人民日报》旗下，结交权贵人物的机会多多，他却从不做攀龙附风之态，甭说善于经营，就是愿意经营自己，得到一些炙手可热的官位、名利和物质，对他来说，亦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他与一些大名家，诸如范曾、舒展、刘心武、毛志成、姜德明、蓝翎、流沙河等都有很深的私交，这些名宁亦很乐意帮助他，他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毫小失身份地获得一些令人羡慕的利益与名分。但他都没有去做--他做到了一不欺世，二不欺情；不仅磊落，而日独立。
伍立杨不慕奢华，不嗜浮艳。因为他的地位与文名，被邀宴饮的机会很多；他能推的，一概推掉，实在碍于情面而却之不掉的，在饭桌之上，他也静处如兔，饮几口清茶，夹一些菜蔬，无饕餮之相，无哗众之音。所以，有的难免冷场，但他却处之安然。
让他不能安然的，是一些不学之徒或褊狭之徒对真学问的贬损。比如京城一家权威报纸连续刊出贬损钱钟书、董桥和李敖的文章，而此三家深得立杨爱戴，于是写出反驳文章，指出前文破绽；讵料该报压住不发，惹得立杨豁然震怒，感于此报门户之见太深，发誓今生永小为此报撰稿。可见，伍立杨在文化坚守上的耿介与狂狷。
在京城时，伍立杨小仅不经营声名，也不经营家庭；他舍不得花钱安电话、装修房子，却舍得花巨资买那些冷僻的书。上海书店影印的《民国丛书》第一辑，一百余种四百余册，售价五千余元，在风入松摆放许久无人问津，立杨却一见倾心，毫不犹豫地悉数买下。一些刚跟立杨接触的人，说立杨有些孤傲；其实，被书香浸透骨髓的立杨，当自然而然少了媚俗的心计--文化的充盈已化为人生的自信，不仅不费心讨好世人，就连生活本身，亦懒得讨好了。
但伍立杨不是不入世的人。他虽不攀权附贵，却体恤生民；他虽不经营自己，却乐于扶助蹇贫--他不仅在文章中表达出对生民的大体恤，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亦处处表现出垂爱他人的古道心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外省的文化人纷纷涌向京城谋求发展，但他们一踏进京城便陷入生存的困境。伍立杨则利用自己《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帮助他们谋职、求学，并为他们推荐稿件、疏通关系，为他们培育生存土壤。这些人目前在京城的文化圈大都已站住了脚，有的还有了不小的声名。比如有名诗人祁人，20世纪90年代初从四川进京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伍立杨二话没说，供其吃喝，直至谋到生路。祁人现在不仅是有名的诗人，还是有相当实力的老板；每提到立杨，他都感佩不止，充满敬意。所以，在京城文界，伍立杨有“文侠”之称。在当下物欲横流，文人的“阴私”气日重的氛围中，伍立杨的境界，岂止一“文侠”的戏称所能涵盖？他的文章，是真正的道德文章；所谓道德文章，非旧时的冬烘层面，而是真善美的性情层面。
立杨要南下了，京城的朋友们都舍不得，我等还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他的南下，是京城文界的悲哀，也是业已形成的京城“新文人”写作群体的损失。尽管古训称文人宜用不宜聚，但世界已进入了资讯时代，信息的凝聚是发展的基础，而伍立杨本身是一团浓郁的文化氛围、一个有关文化的灵动丰厚的信息源啊！
然而海南有福了。不久的将来，在他身边，一定会长出一片足以傲视京城的文化风景，让我们激动不已！
16.世纪评鉴--读祝勇的《改写记忆》
长期的博览精思，提升了祝勇的阅读品格，他从为了修养读书转换到“我要”读书，即在书中找到“我心”与“我见”。在这一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便是如何面对文化传统的问题。
能够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是得益于思想解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一元文化的社会中，政治的尺度就是衡量文化传统的尺度，文化传统的被误读、阉割和改造便是自然而然的事；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文化传统的“原创精神”才得以浮出水面。祝勇这一代“新文人”，对文化环境的感觉是敏锐的，所以，他们牢牢把握住了思想解放给文化“重构”带来的契机，对文化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在《重读大师》一文（见“行走的祝勇”随笔丛书之《禁欲时期的爱情》，中国文联出版社）中明确指出，对文化传统的迷醉，使现代人失语，丧失了自我话语权。失语就意味着自我精神与人格的迷失，那么“大师”便成了教主，大师的经典便成了僵死的教条。于是，对文化传统的重新梳理，就足要穿透强势话语的遮蔽，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有了这样的理念，对文化传统的梳理，便具有对积极主动的姿态。祝勇一方面与众多的“新文人”一道对文化传统文本进行“审读”，诸如“重读大师”、“重读古典”等文化过程；一方面，他以极其个人化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文化人物进行重新“评定”。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文化传统的梳理--虽然也立足于整体把握，却不是笼统的、抽象的、浮泛的、含糊其辞的，而是通过对个例的解剖，以点带面地梳理出20世纪中国的思想走向和文化秩序，还文化人物的历史“本真”，包括他们的人格本真和精神本真。这是个极有难度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有足够的学养做依托。祝勇跟自己的学养较了真：不仅做了，而且成功地完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改写记忆》（“行走的祝勇”丛书之一卷），就足见证性的成果。
通过对60余个文化个例的深刻剖析和重新评定，祝勇梳理出一个具有深刻的社会理性和文化理性的结论：一个世纪以来，“文化话语”与“政治话语”纠缠不清几乎打成死结的关系，是一种“宿命关系”，它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所决定的。衡量和评定一切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都要立足于这种宿命关系的前提。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巾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关系中，经历了从被无情湮没与遮盖到挣扎、抵抗、疏离以及到获得“局部的身家自由”，最终获得相对独立的话语权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在这一历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磨难与牺牲，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经历了鲁迅一样“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人生境况；在这种不可改变的“宿命关系”中，人性的扭曲、话语的失真和人格的变异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历史的必然、让个体生命承担责任，是极为残酷的，是非理性的。中国文化到20世纪末所拥有的较为宽松的人文环境，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饱经苦难、艰苦奋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获得这一社会进步，任何一个被作为“牺牲”而“供奉”出去的知识分子，其命运都是悲壮的，其生命都是高贵的，理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尊重和宽容。
由此可以看出，祝勇为自己话语体系的建立，为能够健全地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找到了科学理性的文化坐标。而这一坐标，世正是迈进21世纪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凭依所立身的坐标《改写记忆》的文本意义也正在于此。
《改写记忆》还有一重价值，便是它的文体意义。祝勇对近百名文化人物的重新定位，是建立在他主观的审视和解读之上的，是一种评鉴式的切入，因而在文体上就有了崭新的成分。分析其特点，其一，强烈的主体意识，落笔处是“我知我见”，不足人云亦西，即使有偏颇，亦不失自我。其二，虽然重研究，汲取的却是学理，而不是学术，是在学理关照下的思想与情感的表达，字里行间氤氲着沉潜蕴藉的牛命温度，因此，文章有律动的激情和强烈的冲击力，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文字，而是一种具有原创精神的文化散文。其三，因为是评鉴式的切人，是以点带面的观照，便构成了系统整体上的庄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把握）与个案文字舒展灵动的文字气象。在评鉴某个人时，文风、语态，甚至句式都贴近被评人的风格，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阅读韵味。
17.文场对话
甲：听说要你当区文联主席了，恭喜恭喜。
乙：没什么可恭喜的，才三十几岁的盛年，就担了这么一个老年人的闲职，可悲。
甲：你这种认识不好，至少可以说，你年纪虽轻，观念太老。以世人的视角，文联主席是个荣誉性、安慰性职务，多让那些所谓的德高望众的老年人来担任；这些老人，可以是达官显贵，可以是社会名流，未必懂文化、未必有作品，因为老了，从一线退下来，尚可发挥“余热”，便当文联主席，或侨联、集邮协会、戏迷协会、桥牌协会等社会团体的主席。这是官本位的延伸，是官本位对文化的侵害。其实，文联主席，正应该由真正的文化人来担任。真正的文化人，具有艺术情怀，不仅懂得艺术规律，更懂得艺术家的心；文化人管理文联是一种艺术操作，不会将文联官场化，乃文化人、艺术家的一大幸事。
乙：道理是这样，但就我本人来讲，终究是一种现实上的失落。以前担任的是行政上的实职，在世俗价值尽度上是一种成功；自从当了文联主席之后，人们以为我犯，错误：或人事上的纠缠，或经济上不清白，或玩女人玩出了破绽……其实，我还是一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一个我，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败象淋漓？
甲：这根本上还在于你自己。作为一名著名作家，你怎么这么看重世俗的评判？难道你文章里那思想上的超拔与品格上的高标，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么？如果真是那样，才是你的大悲哀。
乙：我总结了一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是“成也南文，败也由文”。文学，使我有了较大的知名度，成了社会上被关注的人物；但文学，又使决策者忽视了我文学之外，在实际工作上的能力，似乎除了可以搞文学以外，其他事务就不能像写文章一样同样搞得出色似的。所以，虚名误人，文学误我。
甲：你的话，让人心伤，有损于文人的自尊；官本位已深深桎梏了你的一颗文人心。这也是中国文人的真实心态，亦是中国文学很难看出大气候的真正原因。表象上恃才傲物，骨子里媚俗自惭，能有什么大出息？你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宣告：我就是一个弄文学的料，是一种戛戛独造，文学的成功就是生命的成功？市井与乡土之上，可以产牛数不清的大小官吏，却很难产生几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地域之上，一个县长、乡长的位子之后，可以有无数个后继者；一个作家的位子，除了作家本人以外，没有第二个替代者。
所以，文学是你的立身之本，文学是你独特的生命优势；是文学成就了你，并且将继续成就你；离了文学，你只小过就是一介小小的可怜的官吏，伟大与崇高将远远地离你而去。所以，你应该感谢文学，应该尊崇文学，并作为信仰孜孜小倦地追求下去。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你不可能一边做官一边从文，这样的操作只能两误而不能两全。你只有一心一意地坚持文学的操守，文学才会回报你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乙：你说得太好了，虽然你不像我一样，执迷于每日的创作，却有着比我还激越的“文人情怀”，或者说“艺术情怀”。我虽然搞着文学创作，却缺少这样的情怀，所以，对文学快乐的感觉便迟钝了，这也是一种遗憾。
甲：我尽管很少写文章，但我从来都敬畏文章之途；我不以文为业，却以文为贵。文学给人心灵与思想的滋润，是任何行当都不可比拟的。对文学有感情的人，即便面色冰冷坚硬，内心却温暖柔软，向真、向善、向美，具有美好的性情。对这样的人，可以相交，可以共言，可以同事，可以患难……所以，对有“文学情怀”的人，我从来都是尊重的，以他们为友，并愿意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
乙：那么，我就应该安于文学的命运，以一种坚定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投身于美好的文学艺术事业，当好文联主席的角色，广撒艺术的种子，促其生根、开花、结果，善化美化世道人心，为芸芸众生送去最诚挚的最诗性的人文关怀。
甲：理该如此。那么，在文联工作的具体运作上，你有什么考虑？
乙：既然现在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氛围，那么就应该打破传统的文联工作模式，走出封闭保守的思维惯性，以开放的心态，以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手段开展文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