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让我这个既不懂经济问题，也不懂社会问题的人，来谈“社会主义”这个题目，这是否适当呢？从某些方面来看，我认为是可以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天文学与经济学好像并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去发现对某些现象来说普遍适用的规律，并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在方法论上还是有差别的。在经济领域里，复杂的经济现象使发现普遍规律很困难。此外，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它所积累下来的经验表明规律的发现绝不是完全由经济的性质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者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且可以命令教士。教士控制教育后，使社会阶级的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创立一套价值体系，此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会下意识地遵守着这套价值体系。
但是，历史传统是昨天的事。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走不出克服索尔斯坦·凡布伦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我们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详细的现象推导出来的规律也停留在这个阶段。
其次，社会伦理指引社会主义方向。可是，科学不能产生目的本身，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目的本身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是鲜活的，并且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就会被采纳和充实，最终会默默地推动社会进化。
由于这些因素，在涉及人类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就不能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
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社会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危机的特征表现为：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在此我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前，我和一位才智过人并且脾气温和的朋友讨论下一次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我认为如果再发生战争将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越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害，我那位客人很不以为然，而且冷冰冰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保护人类呢？”
我深信，古人不会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地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是没有成功。这表明，人们在平常日子里遭受的痛苦、寂寞和孤独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出路？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容易的，回答它却很困难，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矛盾的、模糊不清的，是不能用一两句话表述出来的。
人，既是个体的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作为单个的个体，他尽力保护自己的亲人，希望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并且发展自己天赋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希望得到社会的赏识和认可，他处在人民大众之间，在人们悲痛时给予安慰，并且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赋予一个人独有的性格。这些努力结合的程度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所能作出多少贡献。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却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和他成长于其中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与周围人关系的总和。个人能够独立生活，但同时，他是那样地依靠社会，以至于如果离开社会组织，他就无法生存。是“社会”为个人提供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亿万人们的劳动使个人的生活成为可能，而这亿万人全都被“社会”这两个小小的字眼所概括。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是一个不能抹杀的事实--蚂蚁和蜜蜂也是这样。可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即使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是由与生俱来的本能决定的，而人类的社会组织却是变化万千的。人类所具备的才能，已不同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发展。人类的这种发展表现在人类文化中。这也就解释了，人为什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生活，为什么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那样巨大。
人的遗传是固定不变的。这种遗传的素质包括那些自然冲动，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遗传特质，这种特质是他从社会交往中获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不断地发生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他们的希望：遗传不能决定一切，人类不是永远罪恶的，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完善人类生活？事实上，很多条件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如前所说，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此外，科学技术发展所创造出的一些新的条件，也已成型。例如，为人们生产必需物品的生产设备是绝对必要的。那种世外桃源式的自给自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妨说：人类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新型公社。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在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有价值的，反而将它看做是对他自身的一种束缚，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他的社会地位不会发生变化，以致他性格中自我的倾向不断加强，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性却在逐渐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经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生活乏味，并且丧失了天真和善良。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使自己短暂的生命有意义。
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根源。我们看到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他们在不断地拼命剥夺集体的劳动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却是背地里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生产手段虽然是合法的，但大部分已经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使我的论述简明，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生产新的商品，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决定工人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庞大的准就业者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较小的生产单位就被淘汰。这些发展的结果是金融寡头的出现，金融寡头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政党选出来立法机关，而这些政党的大部分经费都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金融寡头还影响政治的其他方面，他们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充分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此外，私人资本家还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舆论。所以说，一个公民要想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第一，生产手段为私人所有，他们有使用权；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体看，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企业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市场不能为失业的工人提供利益，消费品的消费就会受到限制，结果造成经济的困顿。技术的进步往往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普遍减轻劳动负担。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资本积累和利用的不稳定，从而导致经济越来越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不但导致劳动力巨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深受其害，学校教给学生这种不人道的竞争主义，训练他们如何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学校将这作为学生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和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这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保障每一个人--无论是否具备劳动能力--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淡化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高度赞扬的做法，除了要发挥学生本人的天赋外，还应当努力培养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
然而应当记住，社会主义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发展可能奴役个体。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能防止执政者权力的无限膨胀和盲目的个人崇拜？怎样能既保障民众个人的权利，同时又不损害行政权力的力量？
文化给世界的和平提供了一个基础
只有弄明白了联合国及其从属机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诞生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全部意义。过去半个世纪的不稳定局势使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目前技术发展的水平迫使各个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超国家政府来保证。只有建立世界联邦，才能避免灭绝全人类的战争，这已得到广泛承认。
联合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国际秩序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事实上，联合国不过是一个由各国政府派出的代表组成的组织，它的成员并不能代表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民。而且，联合国的决议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它不具备执行力。
由于不准某些国家参加，联合国的威信受到进一步削弱；把一些国家排斥在外，这就不符合这个超国家组织的性质。要知道，只有把国际问题放到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讨论，才能提供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这种超国家论坛有助于让人们相信，必须通过谈判保护国家利益，而不是武力。
我认为这种心理教育才是联合国最有价值的特点。世界政府必须以人的忠诚为前提，这些人必须有一种超越地区的广博的责任感。这种真正有成效的忠诚在纯粹政治问题之外，还必须包括更多的东西，比如，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相互援助。
因此，信任感的重新建立必须依靠这种办法，而它已经在战争中丧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成员国之间没有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就不可能建立保障各国安全的有效制度。
联合国下属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希望在文化方面达到这些目标。在摆脱强权政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比联合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鉴于健康的国际关系只能由健全并且独立的人民建立，联合国精心起草了一个《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已于1948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这个宣言里的许多切实可行的条款可以保护个人不受经济剥削，保证个人的发展，并且保证个体能在社会职业的选择上不受限制。
值得欣慰的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开宣称，它的一个重大目标是让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接受这个宣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已经开始庆祝这个宣言诞生三周年，借这个活动使这个宣言受到更广泛的注意，从而为恢复这个世界的正常秩序打下基础。
这个以严格的法律文件形式写成的《世界人权宣言》，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因为这样一个文件不可能考虑周全。而且无可避免地，文件中的个别条款还有很多异议。但是，这个宣言的精神是再清楚不过的，这种精神完全适合于作为未来的决议和行动的基础。
《世界人权宣言》在形式上能被承认是先决条件，坚定地执行是关键，宗教组织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只有当联合国本身用自己的行动让这个宣言的精神得到贯彻时，这个宣言才能发挥它真正的意义。
论古典文学
我们身边有的人只会看报纸，好一点的，最多也不过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在我看来，这种人就像一个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人。他完全被他那个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因为他看不见也听不到其他别的东西。一个人要是故步自封，不参考别人的思想和经验，那么即使他做得再好，他所取得的成功也不会有什么价值，而且是单调无味的。
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具有清晰思想和高雅鉴赏力的启蒙者很少。这些人遗留下来的著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我们要感谢这为数不多的古代作家，正是他们，把中世纪的人从那种封建的迷信和无知中逐渐解救了出来。
消除现代人们的势利和俗气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
文化衰落的症状
如同在文化领域那样，要想让科学得以健康发展，就必须毫无阻碍地交换意见和科学研究结果。我们不能怀疑这一点：这个国家由于政治当局的干涉，知识的自由交换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从目前来看，科学工作的损害最厉害，这很快将蔓延到其他一切工业部门。
我国的科学生活已经受到政治力量的侵害，显而易见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学者出国和外国科学家来我国访问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个大国搞这种无聊的限制，只能说明它还存在一种更根本的疾病。
不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上，科学成果的自由交换都受到限制。政治虽由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所支持，但普遍不受信任。人心始终无法安定，以至人们竭力避免任何可能的嫌疑，以免威胁他们的经济生活--种种问题都只是表面现象，更严重的“疾病”其实已经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