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府里的国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我深信，意识形态的差别不是美国同苏联对抗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意识形态的差别加重了紧张的局势。但我坚信，美国和俄国即便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都是共产主义国家，或君主制国家，两者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同样会造成紧张局势，如同今天这两个国家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局势那样。
保证全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是现在的联合国和将来世界政府的最终目的。
70岁生日时的心情
你的来信让我非常感动，这段时间，我收到许多来信。但只有你的信，和他们的完全不一样。你看到这里，是不是在想，我现在正以满意的心情来回顾我一生的成就。但细想一下，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很牢靠地站得住脚，都有待补充或证明；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有些人，把我看成一个反动派、一个邪教徒，也许那时候我就已经死了，留下的只是一副躯壳和一个继续完善理论的大脑。这些只是说说而已，不过，我的内心确实有一种不满足的情绪；作为一个诚实的、有批判精神的人，有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很正常的。生活中，不妨多一些幽默感和谦虚，这能使我们在受到外界的影响后继续保持心理平衡。
你在信中写的关于人际交往的经验之谈，我也深有同感。如果两个人做的是同一件事，且这事是正确的，那他们两个人就不会有矛盾。每每看到大规模发生的社会事件都令我极为痛苦。一些人的行动完全是受盲目和冲动支配。不谈这些令人讨厌的社会事件了，抛开它们，社会依然前进。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友谊。如果一个人能有几个相互了解的正直朋友，就像你和我一样，那将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你上次的来信中还提到了赫拉克利特。这个固执而晦涩的巨人使我感到好奇，可惜的是，我们只能透过一层浓雾去观察他。
读《伽利略在狱中》后的感想
--1949年7月4日给麦克斯·布罗德的信
《伽利略在狱中》这本书，我已经读了三分之一。有些人物的活动就是历史的体现，这本书写得如此深切入微，令我感到很是惊奇。书里写的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读起来好像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对伽利略本人确实是很钦佩的。他和他那一时期的许多人不同，他渴望认识真理。为了真理，他顶着“全世界”的反对，希望人民能接受被他发现的真理。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的作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晚年的全部时间都耗在了这件事上，这件事真的这么重要吗？最后，在宗教法庭上，被逼无奈之下，他宣布放弃他的主张。实际上，他放不放弃那时已不重要，伽利略证明那些真理的论据已经有人知道了，还会被加以利用。但还有人认为，年迈的、有着理智的独立性的伽利略应该继续坚持真理，冒着生命危险去同罗马的神甫和政客去争吵。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赞成他这样做。我不禁想到了我的相对论，假如我与伽利略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会像他保卫真理那样去保卫我的相对论吗？真理比个人要强大得多，它虽然历经波折，但最后胜利的总是它。不过，我不会用性命去保卫相对论，因为它的出现就已经是胜利了。
看得出来，写这本书你一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的知识很匮乏，你却能以一种生动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现当时人们的活动。此外，小说的背景描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1950年10月给“意大利科学促进会”的贺信
首先，我很遗憾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这次会议，对你们的盛情邀请，我在这里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要是健康允许的话，我是乐意前往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就只好远隔重洋从家里给你们写这样一封简短的贺信。我不准备表达什么高深的观点。可是我要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它的特征就是缺乏明确的目标，因此，仅仅表白一下我们的信念也会是有益的，尽管这些信念也像一切价值判断一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追求真理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唯一目标？或者说，追求真理是不是应该服从别的某些目标，比如服从一些“实用上的”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根据逻辑来作出决定。可是，不管我们作出怎样的决定，只要它是发自内心的，它就会对我们思想和道义上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就让我来表白一下：我认为，追求真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之一，要是没有这个目标，一个有思想的人也会丧失对待生活的积极自觉的态度。
我们追求真理的本质就在于：人一方面企图包罗众多人类的经验；而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在追求假定中的简单和经济。鉴于我们的科学知识处于原始状态，相信这两个目标能够并列存在，那只是一个属于信仰的问题。要是没有这种信仰，我就不能对知识的独立价值有如此强烈和坚定的信念。
科学家的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他们的整个人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科学家只相信从积累的经验和逻辑的规律所获得的知识。这就导致了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他尽自己一切力量去研究客观的事物，但从社会的观点这边来看，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至少在原则上，科学家除了相信他自己的判断以外，什么也不相信。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个人主义与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形影不离。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个人主义的科学家，只不过是一种“经济人”，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是，照我看来，如果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种科学，就既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保持其蓬勃的生气。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看来像“科学的”工具和方法的人，在我的心目中都算是科学家。我讲的科学家，只是指那些科学精神生气勃勃的人。
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对当前社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显然，使他感到自豪的是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淘汰了手工劳动，帮助人类彻底改变了经济生活。但另一方面，科学家又感到苦恼，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落到那些当政者的手里，他的科学劳动成果也变成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他又意识到，因他的工作而形成的技术方法，已经使经济权力甚至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终于完全支配了群众的生活。更严重的是，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手里，不仅使科学家在经济上依附于人，而且他们精神上的独立也在丧失；政治对科学家在精神上施加的影响阻碍了科学家真正独立人格的发展。
因此，正如我们耳闻目睹的，科学家现在的命运很悲惨。他们在追求科学真理和内心独立时，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但结果却制造出了那些不仅会奴役他，而且还会从内心上毁灭他的工具，由于那些专权的人的压制，他不得不委曲求全。他就像一名士兵一样，要被迫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消灭别人的生命，尽管他知道这种牺牲是荒谬愚蠢的。他十分明白：战争不可避免，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导致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到国家政权手里。他也认识到，只有创立一个以法律为根据的超国家制度，人类才能得救。可是科学家却没有这样做，他们们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将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做不可逃避的命运接受下来，自甘情愿成为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
难道科学家真的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吗？难道他真的必须承受这一切吗？科学家通过努力所唤醒的那个自由的时代难道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当他工作时，他难道忘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和尊严吗？我的回答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可以被消灭，但绝不可能被奴役。
如果今天的科学家能够理智地面对自己的处境和任务，并且勇敢地行动起来，那么，和平解决目前危险的国际局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用什么保证人类的未来
原子核链式反应虽然不是很危险，也不会造成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对它严加防范。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有一个力量强大的超国家组织才能为人类提供保护。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才会乐于为人类的未来作出必要的牺牲。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责任，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每个人都形同路人，不管不问。
世人都看到了科学在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随便看一下科学在工业上的应用，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科学中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让我们不能太乐观。这正像我们坐在火车里远行一样，要是我们只低头观察靠近轨道的东西，那么我们似乎是在急速地向前奔驰。但当我们注视远处的山脉时，景色就变得完全不同了，那里似乎变化得非常慢。科学的基本问题也正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谈论“我们的生活方式”，或俄国的生活方式，都没有什么意思。在这两种谈论中，我们说的都只是一堆传统的习惯，而它们都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疑，比较好的做法倒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一种制度和传统更先进，对人更有利？哪一种制度让生活更幸福，而哪一种制度增加生活的忧患？在这种选择中，我们应当尽力采用最好的一种，不管它目前是在我们这里实行的，还是在世界别处实行的。
现在谈谈教师工资问题。在健康的社会里，任何对人类有益的活动都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这种报酬必须确保人能过上一种像样的生活。从事任何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人，内心都是满足的；但是内心的满足不能当饭吃。教师不能用他内心的满足来让他的家庭和子女不挨饿。
消除战争的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因为原子弹问题给日本《改造》杂志的声明
在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仅参与了一件事情，这就是我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在那封信中，我强调的确有必要进行多次试验从而实现原子弹的制造。
我非常清楚，如果这些实验成功了，的确会给我们人类造成可怕的结果。不过，我也知道采取这一步骤是必需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德国人也在同一时间内进行着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尽管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那时我只能那样做，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
我认为，在战争中杀人无异于平常的谋杀；但是只要我们有共同的决心，用行动来消除战争，并且有法律为根据，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争端和利益的办法，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战争没必要了。各国由于害怕别人在军备竞赛中抢先一步，就会想尽办法制造哪怕是最可恶的武器。这样一条途径只能导致战争行为，而今天的战争无异于人类的自我毁灭。
因此，反对制造原子弹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消除战争和战争的威胁。这也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最终目标。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决心来抵抗一切违反这个目标的行为。这对于我们任何一个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的个体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要求。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努力完全可以做到。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和骄傲--甘地，他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甘地证明，人类只要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就能作出巨大的牺牲。甘地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毅力是由坚强不屈的信念所支撑起来的，这种毅力比那些所谓无敌的物质力量更胜一筹。
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中国无缘
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希腊哲学家发现形式逻辑体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能找出因果关系。这两个伟大的成就就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
不过，中国的贤哲没有走这两步倒不令人惊奇。我惊奇于这一发现。
法律和良心，谁更权威
由于无法对所有公民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所以关于人的道德方面的问题，“正规的学校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会很大的。
我以为道格拉斯法官（最高法院法官）的观点是，政府只能迫使本国公民来遵守本国的法律，对那些境外的居民却无能为力，这也是其他法官的立场所决定的。
但对我而言，我则从作为个人的立场来作出选择，我相信那些有良知的人是根据自己的良心行事的，在他们义无反顾的行动中，他们甚至于不会考虑他们的行动是否会触犯法律甚至被判刑。
我对上面这一道德观还是比较赞同的，而且我个人以为，对那些我们个人所认定的不道德的国家法律的盲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为改变这一法律所进行的斗争。
为什么建议制造原子弹
--1955年3月19日给冯·劳尔的信
由于之前考虑到希特勒很有可能会率先拥有原子弹，所以我才在由西拉德起草的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字。倘若之前我知道自己是多虑了，我也会同西拉德一样，不会碰这潘多拉盒子了。我不只是对德国政府不信任，对其他国家也同样不信任。
对于自己没有参加反对向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活动，我感到很遗憾。詹姆斯·弗朗克(3)曾经参与了这一活动，他是应该享受这一荣誉的，遗憾的是国家没有采纳他们预见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