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昨夜又东风，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乍起风凉，吹皱一池春水，往事难再续，唯留镜花水月，一片小朦胧。朦胧是一种很美的意境，但朦胧之中却往往隐藏了事情的真相。
魏晋风度有苦衷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推崇的典范，晋人在我们的印象里是“轻裘缓带，不鞋而屐”，后人都称赞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然而，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为什么鲁迅先生会说：“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魏晋风度那宽袍大袖的飘逸风姿，有一多半与一种叫“五石散”的药物有直接关系。
鲁迅先生介绍说：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人们之所以服用五石散，其实是想追求“长生不老”。在当时人们的信念中，金石是恒久的象征。人若服食了金石，便会将金石恒久的因素摄入体内，进而获得长寿的效果，这是一种联想性的“巫术”思维。而实现长生不老的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直接服食金石类药物，于是魏晋时期风行服食五石散。
据史料载，在服用五石散后，药性发作后会出现全身发烧，之后变冷的症状，症状颇像轻度的疟疾。但尽管身体发冷，却不能吃热的食物、穿厚的衣服，否则非得丧命不可。而且，服了五石散后，不能静卧，只能不停地走路。
所以，魏晋名士在食五石散后，人的皮肤不但燥热，而且异常敏感，只能穿薄而宽大、未浆洗的软旧衣，不能穿厚实或者未脱浆的新衣，以免不能散热和衣服摩擦皮肤导致不适。
知道了这些，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让嵇康穿着浆洗干净并且严实的朝服去揖拜上官，对他来说会与受酷刑没有什么区别，且连鞋子也最好别穿，要穿则穿木屐，以减小和皮肤的接触面积。
照此说来，魏晋名士们衣袂飘飘下的俊逸和洒脱，倒与“五石散”有些关系，这样一想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蔡伦不是造纸第一人
我国造纸术的发明桂冠，长时间都戴在东汉时的宦官蔡伦的头上，这是因为《后汉书·蔡伦传》里有明确的记载：“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所以，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后人们把纸的发明者的桂冠戴到了蔡伦头上，数千年来以讹传讹，造成了错误的观点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蔡伦
蔡伦，字敬仲，桂阳郡宋阳(今湖南宋阳)人，生于东汉永平四年(61)，永平十八年(75)被选入宫去当太监，担任较低的职务——小黄门。88年，他侍幼帝(和帝)左右，参与国家机密大事，他还做过管理宫廷用品的官——尚方令，监督工匠为皇室制造宝剑和其他各种器械，因而经常和工匠们接触。劳动人民的精湛技术和创造精神对他影响很大。
当时，蔡伦看到大家写字很不方便，竹简和木简太笨重，丝帛又太贵，丝帛纸不可能大量生产，都有缺点。于是，他开始研究改进造纸的方法。
在此期间，他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经验，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头、渔网等原料来造纸，他先把树皮、麻头、破布和破渔网等东西剪碎或切断，放在水里浸渍一段时间，再捣烂成浆状物，还可能经过蒸煮，然后在席子上摊成薄片，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样就变成纸了。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纸，体轻质薄，很适合写字，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把这个重大的成就报告了汉和帝，汉和帝赞扬了他一番。从此，全国各地都开始用这样的方法造纸。
灞桥纸
117年，蔡伦负责监典校订经书，校订完成后要将所抄副本颁发给各个地方官，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
这一切似乎都明白地告诉我们：是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然而，今天的考古发现却告诉我们世人未知的另一段史实……
1957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发现了西汉晚期的“灞桥纸”，其后，1974年，甘肃居延金关汉代亭燧故址出土了“金关纸”，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窑藏出土了“中颜纸”。从这些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不晚于西汉初年。这些考古发现使人们对“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
其中有些人认为，这些纸的年代都比东汉早，因此可以说，在蔡伦之前，中国已经发明了纸，所以蔡伦不应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另一派专家则对出土这些纸的古墓或遗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是不是真正的纸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已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但纸质地较粗糙，结构也比较松散，造纸技术处于初级阶段，而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纸的质量和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纸。因此，部分专家指出，蔡伦对纸向中国、向世界的推广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纸的人，也可以算作“造纸术”的发明人。
然而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再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经专家考证，这张古纸的“生日”是西汉早期，比东汉蔡伦造纸的历史早了三百多年。
除此以外，在史籍里，早在东汉以前，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帝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这些都能有力地证明，纸是在西汉时发明的，并非蔡伦首创。但是，他在造纸史上的功绩仍然是极其伟大的。正是由于蔡伦的贡献，为人们提供了廉价优质、适于书写的纸张，从而使纸张的应用得到普及和推广，并引起了书写材料的变革。
蒙汗药也曾是良药
从古代小说，到今天的报纸杂志，都可寻得蒙汗药的影子。据说被蒙汗药蒙到的人，会晕倒，以致长睡不起，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任人摆布。等药性过去，苏醒后钱物已两尽。所以，蒙汗药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害人的药。
在《水浒》第27回《孟州道母夜叉卖人肉》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那妇人哪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噤了口，望后扑地便倒……只听得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母夜叉”孙二娘所说的“洗脚水”便是蒙汗药了。
另外，在《水浒》“智取生辰纲”那场戏中，杨志、军汉、都管等人在黄泥冈吃了晁天王等人卖的药酒之后，一觉从日色当午“直到二更，方才得醒”。而他们所押送的生辰纲早被取了个干净。
还有，《喻世明言·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也有一段有关蒙汗药的描述，说的是：赵正来到侯兴店里，侯妻在馒头里加汗火(蒙汗药)算计他，赵正服了解药再吃馒头，根本没事，还要求再添五个，侯妻加大药量，仍被赵正吃的解药化解。赵正又使掉包计，骗侯妻把蒙汗药当“百病安丸”吃，结果侯妻反而被放倒，侯兴发现后“自把解药与浑家吃了”。
除此之外，在《七侠五义》、《小五义》等传统武侠小说中，都有涉及蒙汗药或香型剂的蒙汗药——安息香。在金庸、梁羽生等人所写的武侠小说中，蒙汗药更是一把利器，让无数英雄或者敌人倒在蒙汗药的威力下。
那么，古代小说中的蒙汗药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它真的是百害无一利吗？
蒙汗药是真实存在的，它源于古代的麻醉剂。它本是进行外科手术用的，却阴差阳错被某些人用来谋财害命。
《列子》中记述了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为公扈和齐婴治病的事，“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不管是否过于夸张，但这有可能是关于麻醉药的最早记载。
另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据记载，麻沸散是由曼陀罗花一斤，生乌草、香白芷、当归、川芎各四钱，天南星一钱组成。华佗又从喝酒能使人不省人事中得到启发，将麻沸散放入酒中，让将进行外科手术的人喝下，以取得更好的麻醉效果。
而据古书载：蒙汗药的成分中也使用到了曼陀罗花。曼陀罗又名风茄儿、洋金茄花、山茄子，产于我国西南各省。为一年生草木，茄叶互生，卵圆形，端尖，边缘呈不规则波状分裂。夏秋间开花，花紫色或白色，有漏斗形三合瓣花冠，边缘五裂，果实为卵圆形，有不等长尖刺，熟时四瓣裂开。叶、花和种子含莨菪碱、东莨菪碱等成分，具有麻醉、镇痛作用。宋代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载：“五溪蛮汉，杜杞诱出之，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
对蒙汗药的制作方法，明人魏滩在《岭南琐记》及清人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有同样的记载：“用风茄为末，投酒中，饮之，即睡去，须酒气尽以寤。”
至解药之法，清人程衡在《水浒传注略》中介绍：“急以浓甘草汗灌下，解之。”孙思邈《千金方》中则说：“甘草解百药毒。”李时珍还说：“菓中有东莨菪，叶圆而光，有毒，误食令人狂乱，状若中风，或吐血，以甘草煮汁服之，即解。”
蒙汗药原本是治病救人、缓解病人疼痛的良药，因为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当成害人药来用，所以就掩盖了它原本救人的功绩。
元代也有科举制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蒙古族以其强大的武力，不仅征服了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而且还横跨欧亚，是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王朝。然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最郁闷的是读书人。
因为，古代传统观念里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在元朝惨遭打击，从他们的自嘲诗中就可见一斑：“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也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有一位所谓的“历史学家”甚至由此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居然很多人相信了他的话。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有必要澄清这一误解。因为元代的确曾经废除过科举，但不代表元代就没有科举。
忽必烈
在元朝成立之前，窝阔台汗在位的1238年，在灭金后急需各级地方管理人材的背景下，采纳契丹出身的谋臣耶律楚材的建议，举行了“戊戌选试”。这虽然是一次临时应急的权宜之举，但却是仿照科举考试来进行的。
元仁宗即位，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1313年末，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1314年，元朝第一届科举会试和殿试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内城)举行。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有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
1315年始开科举之后，尽管受政局不安的影响，小有停废，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下去了。特别是元惠宗时期，领衔修辽、宋、金三史的宰相脱脱，通过政变从伯颜手里夺得权力之后，“至正更化”迎来了元朝最后回光返照似的安定，科举也得以顺利进行。从延祐二年开始，直至元末，共进行了16次科举考试，产生进士1139人。
从1315年到1340年，近30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20多年的时间里有近600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我们不能否认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开国之初有100多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也不否认元朝时是科举考试的中落时期，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断定元朝没有举行过科举制度。更何况，以四书试士还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古代也有死刑复核制
由于死刑的严厉性和它的不可挽回性，凡属法制文明的国度，对死刑的适用都极为慎重。在现今中国，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于是很多人都以为死刑复核制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
其实，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很严肃的死刑复核制度。人命关天，古代杀人并非像影视剧里那样随随便便就问斩了，电视剧里的好多情节其实并不真实。比如《神探狄仁杰Ⅱ》江州案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狄公奉命致仕江州，江州薛府恶奴杜二在五平县衙门口活活打死告状的锦娘之父吴四，狄公甚是愤怒，于是下令当场处死了这个为非作歹的恶奴。而在古代，狄仁杰并没有当场处死恶奴杜二的权力。杀死一个人也并没有这么简单，也要经过死刑复核，并且还是皇帝亲自复核。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包括死刑复核和死刑复奏。死刑复核是指对于拟定的死刑案件，先由国家有关部门复查，然后在最终定判之前报请皇帝裁定。死刑复奏则是指对已判定死刑的案件，在行刑之前必须再次奏请皇帝进行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