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音乐也得以在中国流行。
佛教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歌咏赞叹，以颂诸佛菩萨，以及宣传教义经文，都可依一定曲调歌唱，称为“梵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五《经师篇·论》说：“天竺（即印度）风俗，凡是歌咏佛法都称为呗。传到中国以后，咏经被称为转读，歌唱赞颂被称为梵呗。在天竺，凡是赞呗都要伴以管弦歌唱，中国佛教与天竺不同，应该使声音和音乐更美妙。”
这种传自西域的“梵呗”，与中国的歌谣一样，也是一种配合金石管弦的歌唱形式。《高僧传·经师篇·论》又说，虽然中国和印度赞呗的方式不同，但都以合于音律，和唱歌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管弦伴奏的歌叫作乐，用管弦伴奏的经赞叫作（梵）呗。也就是说“乐”和“呗”仅仅是歌唱的内容不同而已。
由于梵文和汉语的差异，直接用天竺传来的佛曲演唱汉译的偈颂，会产生“声繁而倡促”，即曲调长而曲折，文字少，又是一字一音而难与相配的毛病。这种原因，造成了佛教音乐与中国音乐的交融。中国僧人在歌唱汉译的经文偈赞时，在天竺佛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中国民间音乐，这种新的佛曲演唱形式，被附会到曹植身上，称为“鱼山梵唱”。
公元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在封地潜心著作，研读佛经。距古东阿城约三十里处有一座山，叫吾山，又名鱼山，曹植写作读书之余，常去山上游览。据说他在游鱼山的时候，忽听到空中有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他专心听了很久，回去以后，就模仿听到的声音，写成了《太子颂》等梵呗。后来，人们就把梵呗也称作“鱼山梵唱”。
佛教音乐不止是诵读佛经，也包括对佛本生故事的搬演，对佛菩萨的赞颂和对佛教经义的宣讲。
再如景明寺，这种佛曲呗赞，在寺院大量搬演，以吸引听众，乃至“梵唱屠音，连檐接响”。
比如景乐寺，每到做重大法事的时候，就一定有盛大的女乐表演，歌声绕梁，丝管嘹亮。
再如景明寺，做法事的时候，“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惊天动地。
佛教音乐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影响到隋唐以后“变文”、“宝卷”等说唱艺术的形成，而且对中国音韵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四声音韵的发展，又对后代的歌曲的词曲创作和演唱影响极大，它直接影响到唐宋近体诗和词的形成，影响到元、明、清南北曲唱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