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英国议会拥有可以不经殖民地议会同意便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那么殖民地议会的重要地位和英领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也就完全没有了。人们之所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就是为了取得重要的地位。而一个自由政府的安定和持久，要看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导人（上层阶级）的重要地位如何保持。因此，国内的派别活动，就是其领袖人物为保持自己的重要地位，而不断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一样，美洲的领导人物也想要保持自己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议会（他们认为其权力与英国议会相当）成为了英国议会的下属机构或执行官，也就是他们的议会没有了自己的权力，那么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也就丧失了。于是，他们像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人一样，拒绝议会派征赋税的提议，哪怕会引起武力冲突，他们也要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
罗马共和国国力逐渐衰微之时，负有保卫国家重任的罗马同盟国，趁势要求与罗马市民享有同样的特权。当共和国拒绝了它们的要求时，内战便爆发了。最后，在这样的战争中，罗马按照各同盟国的独立程度，逐个地给予大部分同盟国市民的特权。目前的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即议会要求对殖民地征税，而殖民地以未派代表参加议会为由拒绝这种征税。英国为了继续保持殖民地人民对母国的服从，应当对那些想要独立出去的殖民地采取以下措施，那就是：允许他们按照国内税的比例纳税；允许他们自由贸易；使他们和国内人民享有相同的地位；随着纳税额的增加，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也可以增加。这样，各殖民地的领导人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保持自己重要地位的方法。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和运气非常自信，认为从殖民地这张小彩票获得小奖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想要从英国政治界这张国家大彩票中获得大奖，来保持他们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这样，他们就会自愿地服从母国的统治了。我们都需要明白的是，如果用武力迫使他们服从，那么其中流的每一滴血，都是我们人民的血，或者为了我国人民的人的血。因此，那种以为时机一到便可以用武力征服殖民地的想法是愚蠢的。目前来说，那些联合殖民地议会的主持人，也许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那里，小商人、商人、律师，变成了政治家和立法者，他们为一个广大的新国度制定新的政体，并扬言那里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结果真的会是这样。大约只有500人直接在联合殖民地议会工作，然而却有大约50万人听这500人的号令，当然，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地位的重要性提高了。可以说，美洲政党中的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地位不仅比以前高，而且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地位要高。他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护自己的地位，除非有新的更高的地位来诱惑他们。
“我们在饶有兴致地了解一些关于同盟的小事情时，并不知道当时那些事情发生时有多少人认为它们并不重要。”亨诺主席以前说，当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地位比较重要。那时流传下来的大部分记录、也都是由那些愿意记录，并且夸大自己重要地位的人记录的。我们都知道，巴黎市曾经为了保卫自己，抵制那位被认为是最好、最受人尊敬的国王，因此遭受了一次大的饥荒。当时参加抵制活动的大部分市民或其领导者们，由于担心一旦旧政府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就会消失，因此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拼命奋斗。在我国目前的状态下，除非我们能说服殖民地与我们结合，不然的话，它们就会来抵抗母国中最好的一个母国，就像巴黎市抵抗他们最好的一个国王那样。
当一国人民取得了在他国的市民权之后，除了和人们一起投票、讨论，他们没有其他方式来行使这种市民权。因为在古代，不存在代表制的观念。因此，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如果将罗马市民特权授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的话，就会完全破坏罗马共和国。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分辨谁是罗马市民、谁不是罗马市民；一个家族，也不知道自己的成员了；并且，无论什么样的人，哪怕是暴民都能进入议会，取代那些真正的市民，然后自己决定共和国的事务。然而，对英国来说，就算美洲现在派50个或60个新代表出席议会，人们还是很容易地从中分辨出谁是议会议员、谁不是议会议员。因此，与罗马组织因为罗马与意大利的结合而受到破坏不同，英国组织不会因为英国与其殖民地的结合而受任何损害。与此相反的是，英国组织还会因此得到完善。为了得到准确的消息，各殖民地应当派出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帝国事务的所有会议。不过，对于英国与殖民地结合政策实行的难易，或者说实行时会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不想妄加推断。不过，我认为主要的困难，不会出自这种结合的本质，而可能会来自大西洋两岸人民的偏见。
实际上，对于大西洋此岸的人民来说，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美洲的代表会打破议会组织的平衡，他们的加入并不会使国王的势力过分增强，也不会使民主的势力过分增大。因为，如果美洲代表的人数和美洲的纳税额成比例，那么统治手段将与受统治人数的增加成比例。美洲加入议会之后，君主和民主的势力仍然会保持相同程度的相对实力。另一方面，对于大西洋彼岸的人们来说，他们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远离政府而遭受较多的压迫。因为他们有出席议会的众多代表保护，从而免受所有的压迫。远距离并不会削弱代表对于选民的依存关系，代表们还是会记得是由于人民的选举，他们才能获得议员一席，并且从中获得好处。因此，他们为了尽可能让选民保持对自己的好感，必然会以议会议员的权力为选民的利益办事，例如举报殖民地的行政或军事长官的各种不法行为。而且，美洲人民应当有很多理由认为，他们不会永远远离政府所在地。由于殖民地的财富、人口和改良发展速度飞快，也许只要一个世纪，美洲的纳税额就会超过英国国内的纳税额。那时候，帝国的首都可能就会迁到帝国内纳税最多的地方。
人类历史上最大并且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美洲和绕好望角到达东印度通道的发现。这两大发现在不过二三百年这样短的时间内，影响已经很大了，不过其对世界的所有影响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以我们的智慧，暂时也无法预测它们以后将对人类产生怎样的有利或不利。然而，就目前来说，它们将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联系起来了，人们能够互通有无、增加和促进产业发展，从这些角度上看，它的影响基本上是有利的。然而，对于西印度和东印度的土著居民来说，这两大发现带给他们的不幸，已经抵消了那些商业上的利益了。但是这种不幸的结果，应当说是出于偶然，而并非出于事物的本质。美洲及东印度通道被发现之后，欧洲人的强势力量使他们在这些遥远的地方横行霸道。以后，这些地方的土著人可能也会强盛起来，而欧洲人可能会衰弱，世界各地的居民就都具有了相同的实力。这样相互之间可以制衡，从而使他们能够相互尊重。但最能达到这种相同实力的方式，就是相互传授知识和改良技术，而这个过程又伴随着世界各国商业的扩大。
这两大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它促进了重商主义的发展，使重商主义异常膨胀。重商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用商业和制造业以及都市产业来促进国家的繁荣，而不是依靠土地改良和耕作以及农村产业来促进国家的富强。于是，欧洲的商业都市市民成为了很多地区的制造业者或运输业者，例如，他们既是欧洲、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周围各国的制造业者和运输业者，也是美洲耕作繁荣地区的制造业者，还是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的制造业者和运输业者。这样一来，欧洲的产业就开拓了两个新的市场，每一个都比以前的市场要广阔得多，并且其中一个市场还在逐渐地扩大。
从表面上看，虽然那些占有美洲殖民地且直接和东印度通商的国家，享受了这种贸易的全部利益，但是受到一些限制的其他国家，也常常可以享受这种贸易的大部分实际利益。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为例，它们对其他国家的产业提供的利益，就要大于其对母国产业提供的利益。听说，殖民地每年要消费300万镑以上（我不敢肯定）的亚麻布，而这么大的消费，西班牙和葡萄牙只提供了一小部分，其他都是由法国、荷兰和德意志等国家提供的。另外，这些国家还将从这项贸易获得的利润分配给人民，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获得的那些资本利润，仅仅是使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更加奢侈。
有一些保证殖民地垄断贸易的条例，常常非常不利于该条例本来想要施惠的国家，反而对该条例本来想要限制的国家的不利影响较小。也就是说，本来想要不正当地抑制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自己的产业发展。举个例子，按照这样的条例，汉堡商人不能直接将亚麻布运往美洲，也不能直接从美洲运回他们需要的烟草，因此，他们需要将亚麻布运到伦敦，然后从伦敦运回德国需要的烟草。于是，这些商人只好以略低的价格出卖亚麻布，而以略高的价格购买烟草，从而他们的利润也就相应地减少了。不过，和直接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相比，汉堡与伦敦贸易的资本周转速度要快得多。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假设殖民地没有伦敦还款及时，因为这一点单从距离就可以看出。这样一来，汉堡的资本就能在德意志维持更多的劳动量。因此，这种限制汉堡商人与美洲直接通商的条例，虽然使汉堡商人个人的利润减少了，却有利于其整个国家。然而，对英国来说，殖民地的垄断吸引了大量伦敦商人的资本，并且资本周转速度很慢，因而对伦敦商人自己来说是有利的，但对国家来说则是不利的。
欧洲各国都想要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得对其殖民地垄断贸易的全部利益，结果，它们除了为殖民地支付维持其统治和保卫其战时安全的费用外，没有获得别的利益。垄断这些殖民地所产生的困难和负担那么多，然而殖民地垄断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却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分配。
从表面上看，对美洲的垄断贸易，好像能获得很多的价值。对那些目光短浅的野心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政治纷争和战争中，这种垄断贸易自然是最吸引人的了。然而，在这光鲜的外表下，却深藏着有害的因子。因为它使得大量资本超过自然状态流入这种垄断贸易，从而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我曾在第二篇谈到，一国的商业资本总是会流入对国家最有利的行业中。如果它投入运输贸易中，那么这个国家会成为经营各国货物贸易的中心市场。资本的所有者会尽可能将大部分货物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避免出口的各种麻烦和费用。即使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价格低于出口销售的价格，资本所有者还是会愿意在国内销售。同时，他也会尽可能地想要将运输贸易转变为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一旦他的资本投在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上，他又会尽可能地将那些要出口到国外的大部分货物在国内销售，使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变为国内贸易。这是因为，各国的商业资本，都会自然流入近距离的贸易而拒绝远距离的贸易；流入周转次数多的贸易，而拒绝周转次数少的贸易；流入能维持国家最大生产劳动量的贸易，而避免流入维持国家生产劳动量最小的贸易。总之，在一般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入对国家最有利的贸易，而避开那些最不利于国家的贸易。
在一般情况下，那些远距离贸易对国家的利益的确很少，不过，如果其中的某一贸易突然提高了利润，致使其足以抵消近距离贸易的好处，那么这种高利润也会吸引近距离贸易中的资本，从而使各种贸易的利润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不过，这种高利润正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社会实际情况下，用于远距离贸易的资本，和其他贸易的资本是不相称的，并且全社会的资本，并不是按照最合理的方式分配到社会上的不同贸易中的。以不应有的低价买入一些物品，或者以不应有的高价卖出一些物品，或许会使市民中的某一阶级受到损害，使他们付出多而收获少，从而破坏了所有阶级应有的平等状态。投入远距离贸易和投入近距离贸易的同量资本，虽然不能维持相同的生产劳动量，但它们都是社会所必需的。许多远距离贸易经营的货物，是为了满足近距离贸易经营的需要。不过，如果从事远距离贸易经营的货物的利润，超过了应有的水平，那么这些货物就会以不应有的高价（稍微超过正常水平）出售。这种高价，就会使所有从事近距离贸易的人受到或多或少的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会从近距离贸易中撤回部分资本，转入远距离贸易，使利润达到适当的水平，也使货物的价格降低到正常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人们也会从通常对公众有利的贸易中撤回一部分资本，投入通常对公众利益较少的贸易中。并且这个时候，个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于是他们都将从近距离贸易中撤回资本，投入远距离贸易之中。
个人利益的驱使，会使他们将资本投入对自己有利，通常也是对社会最有利的贸易中。假若他们将过多资本投入某一贸易，那么当这种贸易的利润下降，而其他贸易的利润提高时，他们便会立刻改变这种错误的投资。不需要法律的干涉，个人利益的驱使就会自然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地按照对全社会最有利的比例投入国内不同的贸易中。
然而，这种自然且最有利的资本分配，却会受到重商主义法令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关于美洲和东印度贸易法规的影响。这两大洲的贸易，比其他两个贸易部门吸收的资本要大。不过，扰乱这两个贸易部门的法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两者都采用垄断的手段，但垄断的种类并不相同。然而，无论是哪种垄断，它们都是重商主义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