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历经近四百年之久，先后建立了三十多个政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最富于变化的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战乱的局面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制定的许多“礼制”，古时佩戴“礼玉”的观念也被抛到九霄云外。
这时候，统治阶级显示富贵的已不仅仅是玉器，而是金银。其它领域的可供人研究观赏的艺术品种的逐渐增多，也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玉的独爱。另外艺伎职业的兴起使服饰更加华美。
创始于印度的佛教，在两汉时期从西域传到中国，在南北朝时盛行全国。据说，当时全国僧尼四百万人，寺院四万多所。在这种浓厚的佛教气息中，外来文化也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使这个时期的装饰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佛教是由新疆、敦煌等地传入内地的，在它到达中原时已融合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使首饰艺术既融汇了北方民族又有西方印度等的风格。
在北方十六国初期，汹涌南下的草原民族进入了汉族人长期占据的中原地带，并统治了整个黄河流域，其民族风俗极大的影响着整个中原地区，促使北方的社会生活和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百万胡人入居中原，也迫使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加快了中原风俗与江南风俗的文化交流。这种人口的大流动与民族关系的大变动，也给当时的服饰风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时期的首饰需求量大，种类丰富，礼制的佩玉减少。佛教的传入，使一些名贵宝石等材料相继传入中国。在首饰的造型与制作上，域外风格隐约可见。而一些佛像饰物和作为佛家象征的莲花、忍冬等植物花卉图案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装饰上的突出题材。
一、多样的头饰
（一）插梳的风俗
中国古人认为头发是表现仪容极为重要的部分，所以对梳子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春秋战国时，男女梳头的用具分为梳、篦两种，统称为“栉”，多以实用为主，并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考工记》记述当时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主要工种中就有“栉人” ①， 即专门制作梳、篦的工匠。在汉魏时期，人们似乎格外重视梳蓖，梳头蓖发使头发整洁亮丽是礼仪的一部分。在晋人傅咸的《栉赋》中说：“我喜兹栉，恶乱好理。一发不顺，实以为耻。”东晋的《女使箴图》中，也绘有古代妇女梳理长发的画面，并在旁边写着妇女应该遵守的格言。制作精美的梳蓖既有专门的清洗工具，还用专门的盒子来存放。
有人说插梳的风俗始于魏晋时期，是因为能看到一些插梳人物的具体形象。2001年在陕西咸阳发掘了一批十六国墓葬，在一位身份较高的墓主随葬品中，出土了一批女乐俑和女侍俑，她们头戴十字形或蝶状发冠，前面的额发由中间整齐地梳向两端，两侧鬓发垂过耳际，脑后的发髻中由下往上插着小梳。这种发式在一些墓葬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应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头饰。
材料和做工精致的梳蓖是当时妇女的珍贵财物。人们甚至还为珍贵的梳蓖起了名字，如三国时，吴国国君孙亮的夫人洛珍，就有一把梳子命名叫“玉云”。而清洗这种梳蓖的器物称作“郎当”。玉梳、金梳、象牙梳都被视为珍贵的饰物。
（二）微动步摇瑛
“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拟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动步摇瑛。但令云鬓插，娥眉本易成。”这是南朝梁代女子沈满愿的一首《咏步摇花》的诗，对步摇的制作及女子戴后的姿态描写十分详细生动。汉代的步摇首饰仍为妇女们所喜爱。晋代的步摇名叫“珠松”，或称为“慕容”。这一时期的步摇饰，在中原和北方民族，特别是鲜卑族中均十分流行。
这时的步摇有两种，一种呈花枝状，属于单件的首饰，使用时直接插在发髻上，是中原女子喜爱的饰物。它纤细的金枝纠结呈树枝状，有的上饰鸟雀，走路时金枝与鸟雀随步而摇，我们现在称它为“金雀步摇”。这种形式的步摇，可以在魏晋时期的绘画中见到。在《女使箴图》中的贵族妇女，有的高髻后倾，有的椎髻结鬟于背上，长发飘垂，头顶饰有两个一组的朱红色金雀步摇，看上去飘之若仙。而另一幅《列女仁智图》中的女子也有类似打扮。而被称为“珠花”的步摇，是以珠穿缀为花形，其制始于六朝。《通俗简？服饰》：“按《释名》首释类云，华象草木华也，妇饰之有假花，其来已久，其以珠宝穿缀，则仅着于六朝，今珠花所谓颤须者，行步摇动，既步摇所以名也。”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漆画彩绘人物图”屏风中所绘女子，就是头戴这种珠花步摇的形象。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常有吟咏妇女插步摇的诗句。晋·傅玄《有女篇》：“头上金步摇，耳系明月珰”是当时女子的通常打扮。沈满愿的另一首《系萧娘》诗中提到了女子“清晨插步摇”的芳姿。王枢《徐尚书座赋得可怜》诗中亦有：“红莲披早露，玉貌映朝霞。飞燕啼妆罢，顾插步摇花”等。可见，头插步摇还是魏晋南北朝时女子晨妆的一项重要内容。
鲜卑族的步摇饰还常做成特定的冠饰，如在辽宁北票县房身前燕墓出土的一件鲜卑族的金步摇冠，是迄今为止所见到最完整、最华丽的步摇冠。它上呈树状、蔓状金花，二枝为一组，下有山形基座，也许就是记载中的“山题”。其上有金枝纠结，枝上挂着用金片或金箔剪成叶状的步摇花。将这种步摇花加在冠顶，即步摇冠。史载鲜卑慕容部领袖因喜爱戴步摇冠，被诸部呼为“步摇”，因讹而成为“慕容”，这也是慕容部得名的由来。这件步摇冠正是在冠顶出一枝步摇花，使我们见到这种闻名已久的饰物。北燕文化与鲜卑慕容部有传袭关系。十分多样的步摇出土于鲜卑墓中，之后谈论鲜卑民族的首饰中将再详细论述。
（三）珍贵的簪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簪有玉簪、金银簪、翡翠簪、玳瑁簪、犀簪、铜铁簪等等。从汉代开始，玉簪就一直是贵族男女头上的主要装饰品。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一支好的玉簪，价值无可比拟。
金银簪很流行，式样众多。简单的就是一根金银丝，一头磨尖，另一头盘扭成一个小结，就算是簪头。北京通县城关金墓出土的银簪就是这个样子。这类簪虽然简单却很精巧。元？龙辅《女红余志》中的一个故事说：魏文帝的宫人陈巧笑挽髻的时候，不用别的首饰，只用一只圆顶金簪插在发髻中。魏文帝十分欣赏她的装扮，赞赏说：真像是在浓黑的云雾里出了个金星（玄云黯霭兮金星出）。在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发现了两件这样的金簪，簪首为球形，这种精致简洁的簪饰常被叫做金顶簪。
金银簪中还有一种耳挖形，是一种兼带挖耳勺的发簪。早期锦州北魏墓发现的一件银耳挖簪，前端为耳勺，勺部呈螭口吞勺形。在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中，也有一件银耳挖簪。它一端呈斗状，另一端渐细。上面錾刻有龙纹及竹节状弦纹。
动荡的魏晋时期，人们还把簪首做成各种兵器的样子，认为它有辟邪的作用。在《晋书·五行志》中：“惠帝元康中的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在南京象山晋王丹虎墓出土的金簪就是将金丝的上端捶压成弯钩状，形成斧钺。这种兵器形发簪在现在的苗族妇女头饰中仍能见到。
式样复杂些的金簪，簪首精美。在江苏宜兴晋墓发现的一枝金簪，只存有圆球形的簪首，它的四周镂刻着繁缛的花纹，周围还有镶嵌用的小孔，是一件别致的簪饰。
魏晋唐宋时期的诗文中时常提到“玳瑁簪”。晋？张华《轻薄篇》中：“横簪雕玳瑁，长鞭错象牙”。南朝梁·刘孝绰《赋得遗所思》诗：“遣簪雕玳瑁，赠绮织鸳鸯。”看来用雕琢着纹饰的玳瑁作为簪首，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可惜诗中描述的玳瑁簪，却难得在出土物中见到。
用犀牛角加工做成的簪称为犀簪。据说戴这种发簪，头上不会积有尘土。带有犀角本身纹理和斑纹的簪要比素面无纹的贵重得多。从文献记载中看，早在汉魏时期，犀簪就是名贵的首饰了。晋？干宝《搜神记》：“南州人有遣使献犀簪于孙权者。”可见犀簪还是南国相当珍贵的贡品。
到了南北朝时期，传统凤簪的使用仍十分流行，簪头上的凤鸟，由于凤尾多做成翻卷上翘的样子又称为“凤翘”，而以铜铁制成的发簪则用于贫民百姓中。在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一支很长的铜簪横插于发髻后，是当时头插簪饰的一种形式。
（四）头上金钗十二行
“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是梁武帝《河中之水歌》里的诗句，描写当时贵族妇女的华丽装饰。簪钗的插戴方法多成双成对，甚至插戴满头，有如孔雀开开屏样的华贵。在贵州平坝马厂东晋墓出土的妇女首饰情况就是如此。甘肃酒泉东晋十六国墓出土的壁画中也绘有满头簪钗的妇女形象，在魏晋时期的漆盘画中，还能看到对镜梳妆与满头簪钗的女子画像，这也是汉代风俗的延续。
当时的首饰有等级之分。贵族妇女的头饰可用金、玉、翡翠、玳瑁、琥珀、珠宝等制成，而一般贫民妇女则用银、铜、骨类等制成。在传说中有一种称作“辟寒钗”的金钗十分贵重，清？徐震《美人谱·七之饰》中即提到此钗。传说魏明帝时，昆仑国献上一只嗽金鸟，这只鸟能吐出如栗米一样大小的金粒，但冬天怕冷，于是魏明帝专门造了一座辟寒台养这只鸟。宫中妇女争相用鸟吐出的金粒打造钗佩，称之为“辟寒钗”。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到，在百姓的眼中，皇宫制作首饰的材料都是十分贵重的。在《钗子志》中：“东昏候为潘妃作一双琥珀钗，值七十万。”和《晋书·元帝纪》中：“永昌元年，将拜贵人，有司请市（买）雀钗，帝以烦费，不许。”可知当时名贵发钗的价格相当高昂，并已有了专卖首饰的店铺。
从考古中发现的钗多呈“U”字形，并有长钗、短钗之分。在四川昭化石桥乡六朝墓出土的铜钗，全身无纹饰，长27.5厘米，显然是一种长钗。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中，一墓同出了四件银钗，上端起脊，下端为尖锥状，长度在11厘米左右，属于中等。河南巩义站街晋墓出土的一对银钗，长度为9.9厘米。而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两件弯成双股的金钗，长度只有4.2厘米、宽度1.6厘米，与现代妇女的发夹相近，是当时典型的短钗。广东曲江南华寺南朝墓出土的银钗，长度也只有5.2厘米。从出土的地域来看，这种形式的发钗遍及中国南北，是风行全国的首饰。
在贵州平坝墓葬中的头骨部，除一些常用的簪钗外，还发现许多造型奇特的金银饰物小部件。一些银饰有的制成单股，中间有丫叉；有的分为双股，形如发钗；还有的钗骨之间的距离很大，顶部朝下弯曲成一个或两个豁口，可能是用来承受支撑发髻，以便搭成各种形状的框架。而在江苏省丹阳市南齐陵墓中出土的一些金饰件，有人、叶及鸟等造型，高度不超过二厘米。山西大同北魏墓群发现的花冠形金头饰等小巧玲珑的饰品，应是头上的装饰，只是不知它具体的位置和用途。
这一时期的钗饰中，还有从汉代至魏晋都十分流行的三子钗。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出土的一枝三子钗，两端呈三叉形。中部长方形框内透雕龙纹，三叉中部端首有圆孔，两侧又作兽头状装饰。
（五）梳发与插发的拨
“拨”的实用性大于装饰性，它是魏晋时期的妇女们在梳理头发时经常使用的一件工具。唐？宇文氏《妆台记》中“梁简文诗：‘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拨者，捩（音同“列”，扭转）开也，妇女理鬟用拨，以木为之，形如枣核，两头尖，尖可二寸长，以漆光泽，用以松鬓，名曰‘鬓枣’。竟作万妥鬓，如古之蝉翼鬓也”。它的大意是：南朝梁代简文帝的诗中说的“拨”是扭转的意思。妇女们在盘发鬟时要用到“拨”，它是木头制成的，其形如枣核，两头尖尖中间粗，又称为“鬓枣”。尖的地方，大约有两寸长，用漆把它漆出光泽来，女子们梳头盘发时，就用鬓枣挑转鬓发使之蓬松，好让它形成“万妥鬓”，形状犹如古代的“蝉翼鬓”一样。拨除作为梳发工具外，也常被安插在发髻中，作用类似簪钗。
（六）花钿
钿是用金银珠翠和宝石等做成花朵形，所以又叫做花钿，也可以看成是一朵朵单独的假花饰物。宋？陈彭年《玉篇·金部》：“钿，徒练切，金花也。”六朝妇女酷爱花形饰物。《通俗篇》中“妇饰之有假花，其来已久。其以珠宝穿缀，则仅着于六朝”。花钿在魏晋南北朝时使用得极为普遍。很多诗文中都有对它的描述。梁·邱迟《敬酬柳朴射征怨》：“耳中解明月，头上落金钿。”吴均《采莲曲》：“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沈约《丽人赋》“陆离羽佩，杂错花钿。”
金钿很流行，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在金花的背面装有钗梁，使用时可以直接插在头发上作为装饰。如南京北郊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金花，以六片鸡心形花组成，每片花瓣上还镶有金栗，在花蕊的背面，缀有一根小棒状物用以插发。另一种是金钿的背后没有棒状物，而在花蕊部分留有小孔，用时才以簪钗固定在发髻上。湖南长沙市东郊晋墓就出有这种金钿，位置在女性头骨附近。在金钿上镶嵌宝石的花钿极为精美，有的金钿还被做成镂空的花式，这样既可以减轻重量还有那种玲珑的美。1981年，在山西太原市北齐墓出土了一件金饰，残长15厘米，虽不属于花钿，但从此物上可以窥见当时宝石花钿的华美。它以多种技法和材料做成。先在金片上用压印和镂刻的方法做出花底，然后再镶嵌珍珠、玛瑙、蓝宝石、绿松石、贝睿和琉璃等，各种色彩交相辉映，精美至极。到了唐代，这种金钿的种类更多，使用也更加普遍。
（七）簪花风俗
在任何首饰没有产生之前，鲜花是最早最现成的饰品，它无需工匠制作却可以千奇百样任人挑选。插花之俗古已有之，四川重庆化龙桥的汉代“献食女陶俑”、四川成都永丰东汉墓的女陶俑的头上都戴有大大小小的花朵，清新而美观。可见簪花在当时已经很普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关于插花风俗的记载。由于插戴鲜花保持的时间不能长久，并且有季节的限制，且也不易插戴，人们使用一种名叫“通草”的植物制作成各种颜色的假花作为装饰。
在宇文氏《妆台记》中：“晋惠帝令宫人梳芙蓉髻，插通草五色花。”龙铺《女红余志？桂宫》一则中也有“陈后主为贵妃丽华造桂宫于光照殿……丽华被素袿裳，梳凌云髻，插通草白苏朵子……”这两则记述中提到的通草又名灯心草。它的茎体轻，空心，过去人们常用它来做油灯的灯芯。通草多产于四川、台湾、贵州等地，形状如大麻，古人将它剥皮取杆，晾干后加工成通草片，巧制成各种花朵。魏晋时代的妇女们除了在发髻上簪花，还喜欢戴花冠。在北魏的绘画《帝后礼佛图》中就有各种簪花戴花冠的女子，看上去妩媚动人。
（八）男子头上的饰物
1. 通天冠上的金博山与近侍冠上的金珰 通天冠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冠饰。秦统一中国确立服饰制度时，将它确立为天子的首服，主要用于祭祀、明堂、朝贺及宴会，仅次于冕冠。东汉时，沿用“通天”之名，但对冠饰作了改进，成为皇帝专用的朝冠。这种冠的样子，是以铁丝为梁，外蒙细绢，冠梁正竖于顶而稍微前倾，梁前以山、述为饰。《后汉书·舆服志》中：“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乘舆所常服。”其中的“前有山”是指附缀于冠前的一种牌饰，形状像高山而得名。由于这一显著特点，这种冠饰还被称为“高山冠”。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上的齐王、吴王、韩王等帝王形象，在他们的冠前都有高高突起的牌饰，就是山形饰，文献记载中称为“金博山”或“金颜”。古人在冠前用山形作为装饰，隐含着戴冠之人要像山一般的稳重与持重，遇事镇定如山，当时皇后冠前的“山题”，也有同样的寓意。
同时，通天冠前部高起的金博山上，还装饰着一种昆虫“蝉”的纹饰，即史料中所记述的“附蝉”。装饰着蝉的形象或以蝉形饰冠，也是秦汉时期形成的制度。它的目的是以提醒戴冠之人高洁清虚，识时而动。“蝉”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居高食洁”、“清虚识变”的昆虫。晋？崔豹《古今注》：“蝉取其清虚识变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识时而动也。”晋？陆云《寒蝉赋》中说“蝉有五德……加以冕冠，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从中可看出古人对蝉的推崇备至。实物中的附蝉金博山之饰，在山东阿鱼台魏曹植墓、甘肃敦煌晋墓均有出土。在山东曹植墓中出土的一件长约寸余的盾形金饰，用吹管滴珠法做成，镂空作出云纹缭绕状。敦煌晋墓出土的一件，以金箔制成山形，高5厘米，宽4.2厘米，器身中部镂饰蝉形，蝉的双眼突出，蝉体及四周花边上粘有大小金粟，边上还镶嵌着宝珠。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头部，冠体已不存。这时的金博山，已不是冠前高高的突起物，而是变成“圭”形，并且逐渐缩小。唐代有时在其中饰以“王”字，明代更在其旁饰以云朵。一些小型蝉饰则装饰在冠的两旁。
“述”则是一种以细布制成的鹬形饰物。鹬为水鸟，成语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指的就是此鸟。传说它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即“见天雨则鸣”，古人认为它能知天时，故用作帝王冠饰。太子、诸王不履其职，故不用这些饰物。
由于通天冠是皇帝专用的首服，在皇帝戴通天冠的时候，太子、诸王要戴“远游冠”。“远游冠”的样式与通天冠相同，只是不用山、述等装饰。这也是汉代定下的制度，并为历代所遵循。但也有少数特例。如南朝梁武帝为太子萧统举行冠礼时特别下诏在太子所戴的远游冠上加金博山，史载：“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緌缨；至是，诏加金博山。”此后，通天冠饰虽被继承，但变化较大。
与金博山极为形似的一种冠前饰物是“金珰”。汉代武官将军们的冠饰叫做“武弁大冠”，虽然早在商周时就已有金属头盔，但职位较高的武将中很少用到，即使是在战场上，将军们也戴着武弁大冠上阵。到了东汉晚期，这种本来结扎得很紧的网巾状的弁，变成了一个笼状硬壳嵌在帻上，即《晋书·舆服志》中所称的“笼冠”。南北朝时，南北双方都使用笼冠，在当时的绘画和出土陶俑中常能见到。而最高级的武冠与笼冠是皇帝的近臣，如侍中等人所戴。这类冠上装饰着貂尾和蝉饰。《汉书·谷永传》中有：“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意思是：戴着加附蝉饰的金珰和紫貂尾巴的的人是任常伯、侍中之职的。而这些饰物还都各有寓意，《艺文类聚》卷六七引应劭《汉官仪》：“侍中左蝉右貂，金取其刚，百陶不耗。蝉居高食洁，目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在皇帝近臣的冠上加一个“目在腋下”而又“清虚识变”的蝉形徽记，目的是让这些近臣既善于韬晦，又通达政治上的权变之术。附蝉金珰的实物在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山形金片，镂孔作蝉纹，蝉目用灰石珠镶嵌而成，又加金粟饰边，是一件名副其实的金珰附蝉。在这件附蝉背后还垫着一件大小相同的金片，所谓金珰，疑指此物。而冯素弗为当时的北燕主冯跋之弟，又官为侍中，正有戴用金珰的资格。与此同出的还有步摇冠，可想当时官员头戴这类冠饰的形象。2003年发现的山东省临沂洗砚池西晋的两座墓葬中，一墓出土了五件金珰，另一墓也出有四件金珰，显示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在辽宁北票县房身前燕墓出土的一件“方形镂空四凤纹金珰”，时代较早，出土时原来不知是何物，至日本新泽千冢古墓出土了一件同样的饰片，才确定为额前的饰品，始知它原为金珰，方形是较为原始的式样。冯素弗墓另外的一件金珰附蝉饰，珰的正面为坐佛等图像，背面缀步摇金叶，是北燕地区佛教兴盛的反映，是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和鲜卑的北方文化相融合的饰物。同时也知除附蝉外，金珰还有其它装饰的图案。金珰还有一种桃形式样，如晋代一件龙纹金珰是极为少见的珍稀饰物。
2. 簪导 从晋代开始，男子武官头上所戴的武冠，是由汉代梁冠去梁后改进而成的。这时的冠缩小于头顶，称“小冠子”，只在顶部横别一个小小的簪导，绾住发髻，并且用不同的材料区别等级。簪导以玉、金、犀角、象牙等制成，成为男子发髻的重要饰物。
二、极少数的耳饰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穿耳戴饰之风日渐衰落。特别是贵族妇女，在六朝至唐朝这一阶段似乎很少见到穿耳之俗。因为无论是从绘画、雕塑还是考古发掘中都极少见到耳饰。甚至后来，有许多人对穿耳的历史都提出了怀疑。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称：“或者谓晋唐间人所画侍女多不带耳环，以为古无穿耳者。然《庄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叉揃，不穿耳。’则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但在民间就有所不同，汉魏时期西南地区的士庶女子仍然喜爱戴珥珰。而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男女却都喜欢佩戴耳坠，特别是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耳坠实物，也以鲜卑民族尤其是慕容鲜卑墓发现的较多。到了南北朝以后，民间妇女挂耳坠的现象比较普遍，除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外，汉族妇女受其影响也开始佩戴。
三、缨络与项链
缨络又写作“缨珞”，有时也称为“华鬘”。据说产生于印度，在佛教传入中国时，这种项饰也随之而来。因为缨络本来是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后来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妇女最美的一种项饰。从文献来看，最早佩戴缨络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居民。《梁书？高昌传》在记述高昌地区的民俗风情时称：“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缬缨络环钏。”《南史？林邑国传》：“其王着法服，加缨络，如佛缘之饰。”事实上，在两晋南北朝之时，佩戴缨络的极为少见，我们在绘画与雕塑中常看到的男女皆素衣素服，飘逸如仙，除妇女的发髻上有些饰物外，其它如颈饰以及手臂上的装饰都十分少见，人们崇尚清高、雅致。直至到了唐代，缨络的使用才达到了一个高峰。
项链在北方的草原民族中较为常见，其制作也很独特。特别突出的是北魏的金奔马项饰，就是一件极具特色的饰品。
四、金银环形钏与指环
这时期的镯仍称为钏，多用较粗的金、银丝弯曲成环状，接头部分互相连接。以素圈或略带简单纹饰的居多。在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一墓就出土了八件粗细不一的圆环形银钏。山东临沂洗砚池西晋墓也出土大小相近的四件金钏，外缘装饰着密集的齿轮纹。在内蒙古右察后旗赵家房古墓群及扎赉诺贝古墓群出土的手饰中，除齿轮纹样外，还有些被捶压成花瓣状。广东罗定鹤咀山南朝晚期墓出土的一件，以纯金锤制而成，钏身为弧形，中部鼓出，绕镯面一周装饰着四只神兽纹，神兽之间衬以忍冬，每一神兽的姿势各不相同，神情各异，身首鳞爪清晰可辨。
指环除了常见的单纯的环状外，还有在上面嵌以宝石的。在南京东晋王氏墓群出土的首饰中除了金环、金簪钗外，还有镶金刚石的金指环。据考证，当时的金刚石是从外国传入的。魏晋时期佛教兴起，使一些带有佛像的饰物出现。江西南昌火车站出土的四枚环形金戒指，上面采用模压和錾刻的方法制成小佛像，是这一时期饰品风格的一种。
五、小铃铛饰
魏晋时期出土了相当多的小玲铛装饰。一般一墓一次就会出现8～10只不等。有的出在手腕处，有的在腰间，还有的是作为脚踝部的脚铃。制作这些铃铛的材料有金、银、铜，其中以银铃最为多见。最基本的样式为圆球形，内置铃核，顶部有系纽，可以用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在山东临沂洗砚池西晋墓中，出土了八只圆球形银铃，顶部有一扁圆形系纽。中央有一宽弦纹接痕，内有铃核。腹部有分布均匀的九个环纽，又分别下连一个小银铃。铃上饰有纹饰并有镶嵌物，但已脱落。这种造型小巧的掐丝镶嵌银铃，十分完美精致。贵族们时常身佩这种精美的小饰物，走路时，银铃还可以发出声响。1957年在辽宁省北票房身二号墓，出土了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圆球形金铃21只，是以两金片压成半球形后对合接成，铃顶有环形鼻，底部有一长条形开口，内以铁丸为胆，琅琅作响，应是串连成环，系在踝部的脚铃。
六、蹀躞带
在进入了南北朝以后，中原地区带饰发生了重大变化。那种称为鐍的有活动扣舌的小带扣已在腰带上广泛应用，形状极为简单。腰带也变成前后一样宽的一整条。延续了将近千年之久的纹饰复杂的大带扣逐渐成为历史。
如果想在腰上系挂各种东西，就在皮带上钉挂一个小环再系一个皮条，用皮条把饰物绑紧，这样的皮带就是蹀躞带了。“蹀躞”（蹀音同“叠”，躞音同“谢”），在这里指皮带上垂下来的系物之带。垂着蹀躞的革带称为蹀蹀带。在吉林和龙八家子渤海遗址出土的实物是典型的蹀躞带饰物。它与金镂带的区别主要是在饰牌上。金镂带上的饰牌一般只是用来装饰，而蹀躞带上的饰牌则具实际用途，即在这种饰牌的下端，连接着一个铰链，铰链上连着一个用金属铸成的小环。这种小环是专门为系佩各种杂物而预备的，还有的则在牌饰下开一横置的长方形小孔，以承受皮条的穿过，称为“銙（音同“垮”）”。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得很清楚：“带衣所垂蹀躞，欲佩带弓剑、帉帨（手巾）、鞶囊（放东西的小皮包）、刀砺（小刀、磨刀石、打火石）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秋根，即今之带銙也”。
蹀躞带源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高昌木头沟佛寺壁画中的高昌回纥贵族和唐李贤墓壁画《蛮夷职贡图》的西域男子腰间，都戴有用以悬挂腰间饰物的蹀躞带。这些地区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平时生活中的所有用具基本都随身携带。大型的器物，一般都栓在马上，而小型的常用之物则被佩带在腰间。这种带饰受到汉人的喜爱，尤其是一些武士，不久也成为贵族们的时髦装束。
到了北朝，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九环及十三环的带饰，前者用于贵戚近臣，后者则专用于皇帝。《周书？熊安传》：“高祖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环金带。”《北史？李穆传》：“（李穆）乃遣使谒隋文帝，并上十三环金带，盖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1988年，在陕西咸阳国际机场若干云墓中出土了一条北周时期的九环白玉蹀躞带，整条玉带长约150厘米，鞓（带体）为皮制，外裹麻织品，出土时已朽坏，但残迹可见。带扣等饰一应俱全，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条玉制蹀躞带。而1994年在陕西咸阳市陈马村北周武帝孝陵出土的一条蹀躞铜带具，保存完整，排列组合十分清楚，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