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信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它从原始宗教和巫术演变而来，经过民间长期传承，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习惯。比如贴春联、贴门神等。俗信一般寄托了人们驱邪灾、保平安的心愿。它是一种信仰，不同于迷信，对别人没有什么伤害。
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在我国的广大地区都流传着一种俗信：正月不剃头。传言，谁剃头，谁就将死舅舅。现代的年轻人大多不信这一套了。但是，老人们却振振有词。在某些地区的某些人中，这一俗信还在父辈的监督下传承着。
其实，正月不剃头与死舅舅毫无关系，那是一道清廷“剃发令”带来的。
汉族男儿蓄发，在他们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未成年的孩童，头发覆颈披肩；成年后，未发为髻。满人则不然，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直线以外的头发全部剃去，仅留颅顶发，编成辫子，垂在脑后。
1645年六月十五日，顺治皇帝颁布了“剃发令”：京城内外，限十日；外省自诏令到达之日算起，亦限十日，军民一律剃发，迟疑者按逆贼处斩！ 这是以死罪要挟汉人按满人的方式留发。
清廷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之一，他们的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令下后，有的地方官为表示效忠，把期限缩短到三天，甚或一天。犹如晴天霹雳，汉人惊恐万状。这惊恐瞬间化作满腔怒火，他们要发不要头，宁为发而死，高呼：“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各地人民纷纷的发地誓死捍卫头上发。但脖子终究硬不过钢刀，汉人为了颈上头颅被迫剃发。然而，反抗并没有停止，正月不剃头就是反抗方式之一。《掖县志》卷二《风俗》云：“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日‘思旧’。相沿既旧，遂误作‘死舅’。
正月不剃头，原是“思旧”。正月为一年之始，有如一日之晨。正月一个月不剃头，以缅怀传统。不过，人们将“剃发令”的时间搞错了，不是顺治四年正月，而是顺治二年六月。
俗信有极强的传承性，也会随时随地而变。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大量接纳汉族士大夫参加政权，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显位，都是满汉各半。在这“满与汉，共天下”的局面下，满、汉********逐渐减弱，日久天长，汉人也奉“满清”为正统了，剃发渐成习惯。这样，正月不剃头以“思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便谐音讹传为“死舅”。
时至今日，这种民族情结已少有人知，人们只知道，这种俗信借舅权增加力量，促使青少年在新春佳节之前理发，干干净净过个年。
指纹和身量断命运
民间俗语常以手掌和手指指纹断定人的命运。认为“男子手如绵，生来一世闲”，“男子手如爪，一辈子好不了”；而女子手如干姜则为财运旺、富贵之相。对于手指指纹，民间按形状将其分为“斗”和“簸箕”两种，说：“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把官做，九斗十斗享清福。”广东一带则以手中断掌掌纹来判定男女命运．说：“断掌男子做相公，断掌女子守空房。”
民间还以上下身的长短断定一个人是做苦力还是为人君臣。民俗认为，下身长，即两腿长，是四处奔波、劳碌之人的象征，叫“上身短，福分浅”；而上身长，下身短，则可当君臣，享受荣华富贵，叫“上身长，当君王”或“上身长，佐君王”。民间传说，凡为君臣者，都两臂垂而过膝。有的则以上下身长短断定人的勤快或懒惰，算是这种俗信的“活用”：“上身长，下身短，不是吃嘴就是懒。”
其他还有以胖瘦断寿限、病情的，如“有钱难买老来瘦”、“后生发福，棺材当屋”；“男怕着靴，女怕戴帽”，即男人有病怕腿肿，女人有病怕头肿。也有以二拇脚趾的长短判断是否孝敬父母的，说：“二拇脚趾长，长大不要娘。”
可以说，民间这方面的俗语，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深深影响着现代生活中人们的交际心理。其中，有一些是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但其中也有不少不无经验之谈。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是民间用自身异兆占卜吉凶的一种说法。人们对眼神经因疲劳而偶尔出现的跳动情况不能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以为是异兆。有时左眼跳，有时右眼跳，偶尔也两个眼皮一起跳，跳得人心神不宁，又由于偶然的经验被抽象为普遍的规律，加上夸张、谈笑间的传播，便有了预兆祸福之说，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左眼跳福，右眼跳祸；左眼跳喜，右眼跳愁；左眼跳发，右眼跳杀……
由于受男左女右的古老信仰原则的影响，女子眼跳左右则恰恰相反，女人“右眼跳了是财宝，左眼跳了是祸害”。
为了破解眼跳带来的灾祸．民间流行着两种方法。一是改变说法，使之具有咒语的性质，说成“左眼跳财，右眼跳来”、“左眼跳财，右眼跳福”、“眼皮跳，眉毛睃，不是喝酒就是吃馍馍”。二是采取行为遏制灾祸发生，而大多用咒符的形式。如用白纸片沾上唾沫．贴在眼皮上，叫“白跳”。《清稗类钞》就记载了“目颤黏麦草”一事：王氏妇偶于右目粘一麦草，或骇而向之，则日：“右目肉颤，则将得殃。俄顷右目颤，故为以此厌胜也。”
实际上，眼皮跳是一种生理现象，神经紧张，眼肌疲劳，造成眼皮跳动。之所以被人们当做吉凶预兆，主要是来自人们对自身生理或身体情况的敏感与警觉。人的身体一旦出现不适，往往疑心重重；如果正碰上有心事，神经过敏，自然担心祸事降临。越担心疑虑，越神不守舍、心不在焉，越屡屡出错，招致祸事发生。这样说来，还真有“灵验”的可能。
耳大是福、眼斜心不正
民间俗信天命之说，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与生俱来的，以为吉凶祸福都在人的面相上呈现出来。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的说法：
第一，以耳朵大小、厚薄断定一个人是福大还是福小。俗以为，“耳大有福。耳小命薄”，并传说古代帝王大都耳大垂肩；反之，耳小则为孤苦之相。同样，耳有厚薄之分。耳大且厚，并且颜色红润。为上耳；耳大而薄，“扇风耳”，有点儿福气也存不住，甚至以为“两耳兜风，恶过雷公”。民间还有一种风俗，凡遇到好事，则先摸摸耳朵下垂部分，厚者为有福必得，
薄者为无福消受，曰：“摸摸耳朵垂有多厚。”民间还以耳后棱处有黑点为贵，叫“仓”：“左仓主钱，右仓主粮”，“两耳有仓主爹娘”。
第二，以眼睛形状断定人的命运。俗以为，“眼斜心不正”，“三角眼毒孤，桃花眼主淫”：又根据动物的眼睛形状以眼论命：“长就的龙眼坐王位，长就的凤眼坐正宫，长就的狮眼做宰相，长就的虎眼是总兵”。而“马眼东奔西跑，牛眼力大无穷；羊眼吃斋好善，狗眼伤人行凶；猴眼熟能生巧，猪眼蠢笨无能”。眼白与眸子的比例也很重要，白眼多邪淫，黑眸多纯正，而“眼露睛，不长寿”。女性尤忌“四白”，即上下左右皆露眼白，叫羊眼，“眼有四白，五夫守宅”。
第三，以眉的形状断定人的性格、命运。俗以为。“眉分八字贪花柳”，“倒八字眉性野粗”，长眉毛为寿眉，民间认为不能拔，拔下寿命会缩短。
第四，以鼻子的形状和鼻梁的形状断定人的性格、命运。俗以为，“鹰钩鼻，阴险不可交”，“断鼻梁，娶二房”，而以修长挺拔者为上。民间还以鼻子的大小推断男子生殖器大小，叫“鼻大大”。
第五，以人中长短宽窄断定子嗣。俗以为，人中最好是又长又宽，就像劈开的竹管那样棱角分明，则必有子：如果又短又窄，且沟槽模糊，则必命中无子，说：“人中宽又长，儿女站满堂；人中一条线，有子也难站。”
第六，以嘴的大小、形状断定人的命运。俗以为，“口小而圆，衣食难全”，“锁口纹，饿死人”，“唇黑主危”，为病态。并且有男女不同的讲法，说“男人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家当”，也有说成“女子嘴大吃菜糠”、“女子嘴大吃钱粮”的，显然体现了对中国古代女子的“樱桃小口”的审美标准。
第七，以头部大小、各器官的比例形状、颧骨高低、肌肉状况推断人的性格和命运。习俗以为，“头大面小，终身不了”，必遭厄运而身亡；“五官不正心不正”，“五官不正，邪气通天”，“下巴歪，衣食贫穷少人来”，歪嘴斜眼为凶邪之相；“耳后见腮狠毒”，耳朵靠近脸部而耳后还有一部分脸面的人是心狠手毒、无情无义的“狼”；“面黄肌瘦，实实不好斗”，“黄脸猴腮，必定心乖”，“脸上无肉，必定歹毒”，以为黄脸而瘦为奸诈之相，而满脸横肉则为凶恶之人，必定凶死；至于颧骨高低，则以男女而论：“男人两颧高，生来志气高；女人两颧高，杀夫不用刀。”
人的相貌与人的性格、命运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吗？如果单纯地把它发展为一种相面理论，那是唯心的、反科学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否定过：“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可见，相面是随着对人体迷信、禁忌而生发出来的东西，不管相面术士如何吹嘘“灵验”，如何举历史事例证明其“准确”，都是不足为信的。另一方面，人的相貌．特别是气色又是人的性格、生活经历的一种载体，是显性信息，人们据此可以给以某些基本特征的断定。文学作品中，刻画人物性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肖像描写；社会交际过程中，尖嘴猴腮之人确实令人不愉快，必然影响其生活道路。中国传统医学诊断病情，“望闻问切”中“望”是首要的诊断手段。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回答。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是民间一句十分流行的俗语，它认为某二人结成夫妻是必然的。民间诸如此类的俗语还有很多，譬如：“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姻缘天所定，红绳一线牵”、“一日夫妻百世缘，千里有缘一线牵”、“姻缘到，不是媒人贤”。对于夫妻的结合，也常用“天生一对，地设一双”、“天作之合”来形容。这些都多多少少反映了民众婚姻观中的宿命论。
产生这些俗信的原因，多是认为人的婚配是由上天安排的，具体则由专司人间婚姻之事的月下老人掌管。月下老人暗中用一根红绳将二人拴住，任凭天涯海角，也终有一天会成为眷属的。这样的观点在唐朝就已经有了，李复言《续玄怪录》记载了这样一则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杜陵人韦固本想早日娶妻，无奈多次求婚不成。一天清晨，他出行时见一位老人背着一个布口袋，正坐在石阶上对着月光看书，韦固走上前去看．却一个字也看不懂。老人告诉他，此书是幽冥之书，是有关世间婚配的书。韦固便询问他自己的婚事，老人说他未来的妻子现在只有3岁，而且等她17岁时二人才能结婚。
老人还告诉他说自己的口袋里有许多红绳，用来拴住男女二人的脚，无论“仇敌之家，贵贱悬隔”，还是“天涯从宦，吴楚异乡”，只要此绳一系，终归要成为夫妻。而韦固已经和那女孩儿拴在一起了。
后来在韦固的坚持下，老人领他去看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一个坐在衣衫褴褛的瞎眼婆婆怀里的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儿。韦固十分恼怒．自己未来的妻子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老人离开后，他亲自磨了一把刀交给仆人，让他杀掉那个小女孩儿。
仆人刺倒了小女孩儿，以为她已经死了。其实女孩并没有死，那仆人只是刺伤了她眉间的地方，人群大乱中，小女孩儿乘机逃跑了。
此后，韦固虽曾屡屡求婚，却总是不成功。14年后，韦固在刺史王泰手下谋了个官职，干得有声有色，受到了王泰的赏识和器重，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韦固自然十分高兴，夫妻二人恩爱有加。
只是有一件事让韦固感到不解，那就是他妻子的眉间总贴有一个花钿，一时一刻也不肯拿去。终于有一天，韦固忍不住问了起来。在他的再三询问下，妻子才道出实情：她并不是王泰的亲生女儿。父母早在她还在襁褓中就已去世了。此后，她一直跟着奶娘陈氏靠卖菜勉强度日，3岁那年被人刺伤眉间，刀痕犹在，所以要用花钿掩饰。
韦固恍然大悟，妻子正是当年那个被他派人刺伤的小女孩儿呀。如此看来，姻缘本天定，上天终是不可违的！
这个俗信主要还是人们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观以及佛家“缘”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就在于人们对于男女结合的偶然性的困惑。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但偏偏只有某男和某女二人“同进一家门”：本来是毫无瓜葛的陌路人，却走到了一个屋檐下，成了最亲密的伴侣，尤其是那些想象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结成的婚姻成了现实，而人们头脑中认为门当户对的婚姻却化成了泡影……这种处处充满偶然性，没有规律可循的现实状况实在无法让人理解，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认为在普遍的偶然性之后必定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即男女的结合是由上天决定的。并且受到现实存在的撮合男女的媒人的启发。杜撰出月下老人的故事来。它同时也折射出封建社会婚姻当事人没有自主择偶权，而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和现实。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民间还作为一种家庭和睦的俗语而流传着：既然进了一家门，就是前世有约，今生有缘，就是一家人，就要亲密无间，互疼互爱，白头到老；既然是一家人，儿媳待公婆就如同待父母，公婆待儿媳就如同待亲生女儿。这样一来，岂不就融洽和美了吗？一些小摩擦，小打小闹，也会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观念所化解，所消除……
长命锁能锁住孩子的性命
长命锁
长命锁也叫“寄名锁”，是明清时挂在儿童脖子上的一种装饰物，按照民间的说法，只要佩挂上这种饰物，就能辟灾去邪，“锁”住生命，所以许多儿童从出生不久起，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有一把金锁，黄灿灿，沉甸甸，整日挂在脖子上。据说，这是由于她小时候身子太弱，听从了一位和尚的劝告才打了戴上的。也怪，戴上以后，身子就好起来了。薛宝钗是名门望族的小姐，也和民间一样挂起了长命锁。
长命锁的前身是“长命缕”，也被称之为“长命缕”。也有叫“长生缕”、“续命缕”、“延年缕”、“五色缕”、“辟兵缯”、“朱索”、“百索”等名称的。
关于佩长命索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据《荆楚岁时记》、《风俗通》、《岁时广记》以及《留青日札》等书的记载。在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这股丝绳被移到了妇女臂上，渐成为妇女和儿童的一种臂饰。不仅用于端午，还用于夏至。到明代时，已有在婴儿周岁时将长命索挂在脖子上的做法了。以后，“长命索被赋予了锁住生命、不致天亡的功能。而人们又纷纷在索下系锁形饰物，最终演化成了长命锁。
挂长命索的习俗至今也还有。比如，黑龙江的一些地方姥姥给满月到姥姥家住的外孙子或外孙女挂线，与长命索含义相同。挂线就是将一团儿白线挂在孩子脖子上，并在线里放上钱。线要由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回到自己家中后摘下来，而且必须从脚下摘，叫“头上戴，脚下摘”。线象征绵长，给孩子挂上，是希望孩子像绵长的线一样长寿。现在的少男少女、青年男女也喜欢脖子上挂红线，线上悬挂玉石、十字架等，也应为“长命锁”的变种。现在，山会庙会上还常见到卖长命锁的摊贩。